技术赋权下的“后真相”阴影：2019年假新闻研究新趋势

Deepfakes是一个AI换脸软件，利用该软件，只需要一个GPU和一些训练数据，就可以制作出以假乱真的换脸视频。这项创新技术能开发出许多有趣的应用，但它也引发了人们对视频造假的忧虑。

尤其是在新闻行业，不法分子能轻易捏造虚假报道，散布负面消息。随着被篡改的视频和照片增多，人们越来越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媒体的公信力也会持续削弱。

The Intercept的运营总监鲁比娜·马丹·菲永在报告中提到：“虽然有一些技巧和算法可以帮助检测用deepfakes制作的视频，但假视频的创作者已经找到了对抗它们的方法。”

学者和技术专家推测，这项技术真正造成大规模危害还需4年。这意味着，我们还有4年时间可以研发出有效检测造假内容的工具。

DeepFakes让一个编码器把一个人脸压缩成一个代码和两个解码器，一个将其还原成人物A（Fallon），另一个还原成人物B（Oliver）。

除了技术威胁外，一些专业人士还非常担心社交软件中的党派分歧模因（hyperpartisan memes）。来自First Draft的克莱尔·瓦尔德（Claire Wardle）提到，Facebook、WhatsApp群组、SnapChat或Instagram等社交软件为我们构造了封闭的亲密社交圈，由于朋友和亲人本身值得我们信任，因此我们很少会对他们发布的信息进行事实核查，这使得假新闻在封闭的亲密社交环境中更难被识别。

在花大量时间浏览朋友与家人的社交动态的同时，我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被他们影响。

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后，“虚假信息”就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政治和政党问题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政治虚假信息如何破坏公众对民主的信任、扭曲公众对关键问题的理解。

但“虚假信息”并不只是个西方问题。2018年，印度有报道称，WhatsApp上的虚假信息煽动暴民在印度全国各地发起袭击，杀死数十人。近乎同一时间，Facebook上的虚假信息助长了缅甸种族灭绝的暴力行为。

2018年7月23日，印度活动人士在艾哈迈达巴德参加抗议暴民私刑的活动。过去两个月，已有20多人在类似事件中丧生，这使得印度当局和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都急于在其最大的市场找到解决方案。

在复杂的“火药桶社会”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不仅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和谐，还可能导致真正的暴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认识到了这点，并开始调查虚假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2019年发布的首批报告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导致现实世界暴力的可能性。

2019年，非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尼日利亚和南非——将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另外十几个欧洲国家以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正在举行大选。这也是2019年“虚假信息”问题的焦点南移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一年关于“虚假信息”的研讨会上，安晓敏（An Xiao Mina）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随着虚假信息危机愈演愈烈，人们开始怀疑一切，认为一切都不再真实。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即便真相已经出现，也没有人愿意相信。

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中，比起相信权威机构的信息，人们更倾向于信任来自个人社交圈的消息。在社交语境下，人们更容易相信他们直接接触到的人事物。一些最具破坏力的虚假信息正是通过建立在朋友、家人、相同兴趣者、网络大V的信任网络基础上传播的。

安晓敏说，看上去是“真相已死”，其实是“共识消亡”。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渠道获得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信息，原先传统大众媒介塑造的“共识”将不断消亡。

长期固守自己偏好的信息，就会导致各种圈子之间的隔绝甚至对立，共识不复存在，也就没有人们所能够一致认同的“真相”可言了。

安晓敏（An Xiao Mina）

在共识已非理所当然的环境中，新闻业也必须做出改变。我们将接受不确定性。阿尔贝托·开罗写道：“2019年，我们都将学会质疑自己的信念。我们会关注认知心理学家的解释：意识到自己与他人认知差距的最佳方式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采取逻辑上的跳跃或依赖权威的论据。我们将保持谦卑，从失败的尝试中获取经验教训。”

来自First Draft的瓦德尔（Wardle）为假新闻时代的新闻报道提供了5条经验，她列举了新闻编辑部在2019年帮助记者培养技能的一些建议，其中之一是：不要给虚假信息提供额外的传播空间。

（具体建议可阅读传媒研究编译的文章 《5条建议 助编辑部2019年更好地对抗虚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