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斗之路，其实就是试图通过枪杆子之外的手段获胜。
早期中共有一个天真烂漫的时期，认为中国可以复制苏联的经验，完全依靠大城市的工人运动赢得革命胜利，试图依靠文斗达到目的。
文斗的第一个成果是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毛泽东在幕后，刘少奇在台前，两位历史级的人物第一次见面、合作，通过一系列曲折而惊心动魄的运作，为工人阶级争取到若干成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现场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中共领导人试图在别处推广成功经验。然而，美好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中共被迫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3年，中共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的武汉在旧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之下。旧军阀当中，吴佩孚算是比较有气节与理想之人，但他的头脑里一直住着一个守旧的灵魂。他无法容忍底层的工人大众走上时代舞台为自己争取利益，他认为那样相当于破坏秩序，他完全看不出那个秩序应该被破坏。于是吴佩孚下令对工人开枪镇压，残杀自己的同胞，造成举世震惊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领导人如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人虽然选择和命运各不相同，却成了不同时期的见证者。张国焘在红色革命阶段做过贡献，却选择叛党。项英在新四军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却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罗章龙是中共“一大”元老，工运领袖，却又在后来试图另立中央。林育南是林彪进入革命世界的领路人之一，在日后国共分裂中牺牲。工运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参与者——向忠发，他在日后成为中共一把手，却又在被捕后叛变。
“二七惨案”证明了一点，仅仅靠共产党，无法在当时军阀林立的中国完成哪怕最基本的斗争，无法实现“二大”提出的最低党纲。因此接下来的路，需要强有力的盟友，这就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内部需求。此时的国民党，也在密切关注共产党，因为军阀也是国民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但国共之所以要合作，不仅仅有内部需求，还有外部需求。
话说陈独秀一生，把坐牢演绎成一个精彩的系列，其中就有孙中山的贡献。孙中山为什么要关注陈独秀呢？因为他从陈独秀身上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最先听到炮声的两个人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正是他们长袖善舞，使得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同时那炮声也震惊了孙中山。他从苏联和陈独秀那里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国民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历史大周期转变中，农耕文明崩溃，帝国体制崩溃。其过程有两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去搞洋务运动。
第二个节点
在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三十年洋务运动成果化为乌有。中国精英分成明显的三个派别。康有为的改良派，袁世凯的投机派，孙中山的革命派。
孙中山的革命派的转折点在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党也在闹，但是小打小闹，无关痛痒。
从1905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把清政府折腾得摇摇欲坠，若非中间出现若干失误，甚至可能亲手推翻朝廷，直接建立民国。那样的话，中国将省去很多灾难。
看看同盟会的表现吧。
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策划过十次武装斗争，其中八次发生在同盟会诞生之后。
1901年，同盟会成立一年之后，原华兴会成员刘道一从日本回国，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地区发动起义，那是三民主义确立之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比起甲午年未放一枪的广州起义和辛丑年拖泥带水的惠州起义，已经大有进步。革命军已经取得了若干胜利，逼得清政府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联合围剿。虽然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刘道一也牺牲了，但给了孙中山很大希望。
历史进入1907年，那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年头，革命派和朝廷生死相搏。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骨干倾巢而出，大有毕其功于一年之势。3月4日，孙中山（再次被日本驱逐）到越南河内建立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革命者在南方起义。五十年之前，偶像洪秀全就是起兵于两广，横扫江南半壁江山的。5月21日，同盟会之广东系骨干在广东潮汕发动武装起义，但敌我力量悬殊、武器落后，革命党人进攻潮汕而不得，起义失败。与此同时，为了响应黄冈起义，孙中山派人到惠州，试图再次起义，同样因策划不力而失败。
孙中山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失败。
辛亥暴动之前在失败，那是革命，革命总有曲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辛亥暴动成功后，大权却落到袁世凯手上。“二次革命”后，又败在了袁世凯手里。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府院之争”引起张勋复辟，《临时约法》被废除。孙中山打算借助西南派进行“护法战争”，但遭西南派排挤，未出战而失败。
面对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孙中山再次发动护法战争，再次失败。
随后他专心对付南方军阀，好不容易战胜了陆荣廷，打算北伐，却被陈炯明破坏，再次失败。
每一次失败都有理由。但失败次数多了，即使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困惑。孙中山的梦想是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开创新局面，建设新国家。
孙中山试图集权，组建中华革命党，遭革命党同志反对。黄兴因此而出走。
孙中山试图寻找外援，甚至和日本签订堪比“二十一条”的《中日盟约》。但日本人并没有真心帮助孙中山，而是试图寻找军阀为代理人。孙中山试图寻找欧美帮忙，收获也甚少。
“五四运动”之后，辛亥暴动前后的风云人物，要么早已去世（袁世凯、黄兴），要么落落无声（黎元洪、冯国璋），要么失去价值（梁启超、章太炎）。尚在台上掌权之人如段祺瑞，被众人反对，终日不得安宁。只有孙中山是例外，声望越来越高。
同时孙中山看见了外援的希望，这希望便是苏联。
列宁和孙中山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两人是同一代人，生日相差不远，祭日也相差不远，寿命也差不多。两人干的事业也差不多，都是推翻了旧帝国，建立新国家，而且就连成功的过程都很类似。迷茫中的孙中山从列宁那里看到了改造时局的希望。
列宁在苏联虽然顶住了内外敌对势力，但生存异常艰难，土豆都是奢侈品。至于土豆烧牛肉嘛，多数人只能想想而已。列宁也需要盟友，推翻满清帝国的孙中山是他的天然盟友。连接在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那个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视苏联为楷模，把列宁当成导师。
陈独秀可以充当孙中山与苏联之间的桥梁。
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先驱，革命党之父。陈独秀是共产革命先驱，堪称共产党之父。然而两人结局却大不相同：孙中山死后形象越来越高大，被海峡两岸共同接受，如今大幅画像挂在天安门对面，和毛泽东隔着马路对望；陈独秀原本起点也很好，但生前身败名裂，生后印象模糊。为啥呢？原因很有趣。
孙中山喜欢革命者。陈独秀是一个敢闯、敢拼、敢造反的人，而且能写文章，名气很大，能量很大，正是孙中山钟爱的类型。当初孙中山为拉拢梁启超，下了巨大的本钱，最后以敌对而收场。除了理念不同，梁启超走红的时间并不晚于孙中山。
陈独秀不同，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都算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于陈独秀编写的《新青年》，孙中山也表示很重视。陈独秀第三次被抓，广东的孙中山表示：我很震惊。当时孙中山正和南方军阀缠斗，忙得不可开交，仍然抽空接见北洋军阀代表徐世英，很霸气地表态：“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
陈独秀一辈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创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前，完全是知识分子生活，名声巨大；之后则完全是政治家的生活。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推广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更直白一点说，如何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总共只有几十人。陈独秀想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外联合，在平等基础上对话，孙中山当然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党内联合，说白了，就是想把共产党圈起来，找机会兼并了。陈独秀当然不乐意。怎么办呢？
不管孙中山还是陈独秀，都绕不过苏联那道坎。苏联希望中国能稍微硬气一点，牵制日本，帮苏联分担一部分压力。苏联的念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陈独秀失去领导权，形象模糊）；二，帮助孙中山建军，筹建黄埔军校（二次创业成功）。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共产国际运动兴起。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共产国际，恩格斯领导了第二共产国际。列宁创造的第三共产国际和第一、第二国际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国际，都是比较理想化的，但第三共产国际就在莫斯科，在斯大林上台之后就比较现实。
共产国际为了苏联利益，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前两次党代会在上海，第三次党代会在广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