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已经走过了 100 年的历程。
100 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 1840 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比较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
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就历史大势而言，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
此后的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几乎一直受到五四传统的深刻影响。
鉴于此，欲准确理解和把握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不能不对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功过是非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疏，汲取其经验，抛却其不足，从而继承五四真精神，减轻新一代中国人心灵上的五四迷雾，超越五四，为中国更为美好的明天而举国努力，真正实现五四青年以鲜血、生命捍卫的崇高目标。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持续发挥作用，五四运动亲历者、五四精神传承者等人事因素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决不限于此。
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不仅涉及了、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之社会公众，而且五四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
因此， 20 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运动，期望从五四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
从大历史视角去看，五四运动和其他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样，依然会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慧资源之一。
也因此之故，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将五四运动置放于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史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 1919 年因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以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捕为标志；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 1919 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变化也相当复杂、明显。
但不论是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的引发，也迟早会以其他借口而爆发。
因为在那之前一个世纪，中国不是以和平的、温和的方式进入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强制性地、被动地进入世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委屈、别扭，一直没有得到疏解、排解，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人必定要通过某一重大事变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索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意义。
所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便没有青岛问题，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也一定会因某种机缘而发生。
这是历史的宿命。
100 年来，五四运动研究的主流看法大致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
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焦灼心理、急躁情绪。
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很难想象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重大的政治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浮躁、空喊，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阻碍现代化进程。
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秩序的共识，而且要有一种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自陈好恶”、“自崇所信”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要确立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为纳入秩序的轨道。
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建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竞争。
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利，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破坏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
简言之，为了现代化之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及任何行为的责任者、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超越、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
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
它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历程之所以 100 多年来步履维艰，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丧失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长时期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的。
早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出征兆。
早期洋务思想家和传统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方面寻找内在原因。
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易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易之道。
然而十年而易，五十年而易，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
的说法，依然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款夷”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
他说：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
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
”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的传统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
魏源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晚清的政治变革，直至清朝末年的新政、君主立宪等，依然可以看到魏源思想的影子。
这时的思想家虽然对旧秩序之不合时宜性提出过种种责难与建议，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彻底破坏旧有秩序、传统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为主导，自觉协调旧秩序与现实生活中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秩序由不平衡达到平衡。
用后来的政治术语说，魏源那些人是温和的、适度的保守主义者，坚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传统改良路径，不激进，不冒进，循序渐进，积跬步以成千里。
但是，自魏源以来的这些善良愿望统统化为泡影，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怀疑清政府的能力、诚意，甚至怀疑帝制终结后的新体制没有力量，没有效率，这一点应该是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政治学的观点看，五四运动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怀疑无疑是基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依据善的理念作为批判和评价现实生活和现实国家的标准。
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体制的各种政治形态的改变和道德目的等同起来。
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分析道：
“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
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
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
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
他做的对不对呢？
我以为是很对的。
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
毛泽东的论述，充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正当性，以为这场运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
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
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
无需否认，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运动对政府的指控。
这些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这实际上是辛亥遗产。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咒骂声中死去。
不久，袁世凯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就职”，继任总统。
在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中，黎元洪相当模糊地恢复了民国约法，召回了旧国会议员，重新组织了内阁，由段祺瑞任总理。
对黎元洪的做法，孙中山甚为满意，于是他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
“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
今约法归复，国会定期召集。
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这就于事实上承认了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闹分裂，黎将段解职。
段纠集北洋系军人谴责黎，黎于是同意张勋出面调停。
然而张勋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调停黎段矛盾，而是借机进入北京，继续袁世凯未完之业，但不是像那样“帝制自为”，而是“帝制他为”，请出废帝宣统，复辟了清朝。
1917年7月，段祺瑞以共和国再造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平息了张勋—溥仪的短命复辟，又逼黎元洪让位于副总统冯国璋。
冯段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他们分属于北洋系的两大系统，利益的驱使造成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合作。
1918 年 10 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国璋挤下台，而冯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
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控制着。
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
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请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