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以军事立国、极力向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而伴随日本每次对外侵略的是横征暴敛与嗜血屠杀。
日本为什么如此好战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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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源就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把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
这成为日本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并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
日本统治者推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虽然日本是个小岛国，但是统治者野心甚大、胆子甚大，为达目的敢以小博大甚至不惜以国运相博。特别是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空前程度，其侵略扩张思想被后来的日本统治者继承下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日本统治者很早就开始对朝鲜半岛等亚洲大陆垂涎三尺，一直有强烈的征服占领欲望。早在日本古代，就有所谓的神功皇后三次用兵征讨新罗大获全胜的传说。后来的日本统治者均大肆宣扬其开疆拓土之战功。公元391年，日本通过出兵侵略一度确立了对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南部国家的宗主权。从8世纪开始，武士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社会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统治手段的武家政治，这更强化了日本统治者的战争欲望。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抛出了所谓的“丰臣三策”，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先后三次出兵朝鲜，以惨败告终，但其思想及欲念被日本统治者继承下来。
丰臣之后，日本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特别是明治维新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统治者逐步形成了以利为本、开疆扩土、崇尚功利、以力服人、强而不安、富而不足、耀威海外、谋求霸权的对外扩张和以邻为壑的畸形思想。明治政府推行“强兵富国”路线，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与其对外侵略战争相伴随。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出兵侵犯中国台湾。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国并设冲绳县。1887年，日本正式制定《征讨清国策》将矛头直指中国。1894年的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一次赌博式尝试。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紧紧联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使近代日本的发展，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日本明治维新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来达到抵御外辱、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片面地汲取列强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盗逻辑，从思想与国策上为其崇尚武力好战找到了现实样本。
图为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人聚会照片。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期，与这种扩张相伴随的是西方列强动用坚船利炮所进行的殖民掠夺。日本也曾一度沦为西方列强共同的殖民地。明治维新之后，怀着奋起直追心理的日本政府很快派出大型使节团到欧洲列强那里去“取经”。在德国等列强的“言传身教”下，日本得出片面的结论：即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强者才能不被欺侮，也只有胜者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强权即公理”。从这时候起，日本便确立了“脱亚入欧”、向西方诸列强看齐的发展方向。日本的所谓“脱亚入欧”，不仅包含有成为世界强国一员的强烈意愿，同时也确立了通过复制欧美以武力征服落后国家而发展自身的殖民扩张发展模式。
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处于落后的封建时代，日本看到有机会和可能走西方殖民国家的发展模式。这种外部环境为以进攻和征服为特征的日本军国主义打开了便利之门。特别是近邻中国国势衰微，正处于清末民初极度动荡之中。“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欧技术，从而被日本赶上并拉开距离形成落差”。日本军国主义抓住了中国的这个弱点，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趁势屡屡出击。虽然此时日本国力并不强大，但它在英美的卵翼下，打着“脱亚入欧”的旗号，利用列强争夺远东的矛盾和其所占地缘优势，充当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远东哨兵”而从中渔利，同时将步步为营、得寸进尺的渐进扩张政策与孤注一掷、突然袭击的军事冒险政策结合起来并侥幸取胜，从而攫取利益。
日本国民被统治者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国家为主要内容的皇国史观长期洗脑，对天皇有着畸形的信仰和服从，对“大和民族优越论”有着畸形的狂妄和自负，民族性格中狭隘、狂傲、残暴的一面极易被转化为对外战争的狂热性。
日本自古就是单一民族，海岛国家，各地习惯风俗相近，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和美国那般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也没有遇到过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存并处的问题。而且，早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就已逐渐形成了很强的共同体意识。维系这种情感和意识的重要纽带，就是日本的“神道”宗教信仰。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则是天皇家的主神。与此相对应，天皇在日本具有神威地位，被视为“国家神道的核心”。
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统治者利用日本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天皇制集中体现了日本浓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日本统治者提出日本是皇国，皇国就是神国，神国就应该统治全世界，这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并把这些思想灌输给日本国民，从意识形态上催生和强化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政府宣称：爱国与忠君同源、与敬神崇祖一致。在此种道德标准下，凡是“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不但是国家元首，而且是主权所在。就这样，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铭刻在日本国民的灵魂之中，是一种宗教性的观念意识。基于上述意识形态提出的“皇国至上，天皇极尊，四海万国皆为臣仆”的对外侵略口号，把日本民族引向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之路、毁灭之路。
通过对外武力扩张和战争掠夺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是日本进入近代社会的显著特征。通过长期预谋和精心备战，日本在一次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不断收获着“战争红利”，这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其争霸世界的野心。
图为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日本近现代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史。明治政权1868年一成立就提出了“征韩论”；1874年借端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又进行了三次大的武力扩张：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明治天皇在位的44年间，平均每7年多就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从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尝到甜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并从中国索取到相当于日本当时年财政收入4倍的巨额赔款，为日本近代工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掘到了第一桶金，军力得到倍增。通过日俄战争，迫使俄承认其独占朝鲜半岛，并与俄瓜分中国东北，取得南库页岛。通过参加“一战”，日本取得了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些侵略战争，推动日本迅猛发展与社会转型，经济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而且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
得益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条件，日本对外侵略，屡屡冒险却大多能够轻易得手，从对外武力扩张中不断受益。这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战略。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27年，日本根据其“东方会议”精神，出笼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此后，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争策源地，就是沿着这一路子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日本沉迷于对外侵略扩张不能自拔时，其遭遇可耻的失败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历史是一面镜子。自明治维新算起，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日本虽然在二次大战中战败，但是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并未被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土壤并未被根本铲除。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妄图卷土重来。必须正视的是，日本曾经是世界重要战争策源地，至今不肯为侵略历史道歉并企图翻案，一再突破和平宪法限制，仍有一些人挑战公理正义的底线并顽固迷恋昔日“帝国荣光”。对这样一个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长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不能不深刻铭记历史的教训，不能不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决不能让战争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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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为何滋生蔓延？军国主义阴魂缘何久驻日本？这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的。
保留天皇制成为战后日本重建右倾保守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在日本，天皇制被视为日本统一的象征与绝对神圣权威而被利用及尊崇。日本近代天皇制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产物，也是保护和滋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天皇不但是日本军队实际的最高统帅，而且被赋予超越一切的权威并被神化。二战结束时，美国决定保留和利用天皇制，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以减少美军损失。保留天皇制，对日本而言，实际起到保留日本军国主义主要精神支柱的作用。
战后日本裕仁天皇首次视察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战犯，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埋下了祸根。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区实行军事占领，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德国政府职能，纳粹制度被彻底铲除，没有留下后遗症。美国在对日本占领和管制过程中，采取两面政策，在打击限制的同时，又部分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战犯被赦免并重新走上政坛，完全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则被搁置起来。
《旧金山和约》不仅使日本再次逃脱了反省谢罪和战争赔偿的责任，而且成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复苏、军国主义思潮泛滥的契机。出于冷战的需要，1951年9月8日，美国违反波茨坦会议关于对日媾和应首先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受降签字国外长讨论一致的原则，同日本非法签订《旧金山和约》。这个片面媾和的条约让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被“历史地”封存起来，而日本则因此成为美国在亚洲称霸的前沿堡垒。
“冷战”为日本逃避清算侵略战争罪行，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卷土重来提供了条件。冷战期间，美国抛弃了在日本实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转而采取扶植日本右倾保守党政权，变日本为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和美国“远东兵工厂”的政策。在政治上，美国将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变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机构完好无损地得以保留。在军事上，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变换手法得以保存和发展。
（刘庭华）
本文刊于解放军报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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