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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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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美玲
身患肺病，婆婆却说她装病，不准疗养；父亲病危，不许她回家探望…王太太无半句怨言。晚年回忆说：“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叫她们爱不了我！”她对丈夫的爱不仅是夫妻之爱，而是在神里更深沉的爱，因此她从不掩饰丈夫的不足，每每在试炼关头给出决定性意见。
王明道先生曾一度抱独身的思想，他特别感觉到自己的家庭绝对容纳不了一个异姓的人，因为她母亲把他和他姐姐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不容外人分享。若有其他女子进入这个家，这个家注定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
这一点王先生非常清楚，所以精神上非常痛苦，以至不愿成家。直到贾玉铭先生劝告他说，传道人不结婚，你的工作只能做一半，你只能在弟兄中间工作，若服侍姐妹就可能招来试探和非议。王先生才打消独身念头。1925年，神带领王先生在外出领会期间与刘景文女士相识，刘景文的父亲就是当时邀请王先生赴杭州讲道的牧师。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先生与刘景文女士结婚时摄
“世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几个”
1928年8月，他们在杭州结婚以后一同到了上海，跟着又到青岛，王先生在青岛做了一段时期的工作，然后他们从青岛回北京。到达北京已是黄昏，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都已吃过晚饭了。按理，儿子带了新媳妇上门应该是一件喜庆的事，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他们非常冷淡，只说：“我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自己预备饭吧。”随后婆婆和姑姑都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这场面实在令他们十分尴尬。他们屋里只有一张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还要自己张罗做晚饭。若是换了别的新媳妇，遇见这种情形怎能受得了，面子往哪里搁呢？但此时已是王太太的刘女士却处之泰然。
王先生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由于母亲和姐姐在住家院子里的邻舍中间看见了不孝敬父母的儿子，顶撞婆婆的儿媳，虐待妻子的丈夫，虐待丈夫的妻子；邻舍间彼此说谎，互相争吵。一个小小的院子里住上了十户人家，他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王明道先生的父亲在清末闹义和团时，逃进使馆避难，后义和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其父料难以幸免，畏惧自杀。）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实在不容易。因此常常受人的欺负，生气流泪。多年来的痛苦经验使他母亲认定世界上就没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顺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因此新媳妇进门后的冷待就不足为奇了。
王太太在家中经受了种种试炼，却从没发过怨言。因为她知道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她常常安慰丈夫，劝导他。当时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丈夫到一个离开娘家三千里远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亲人，忽然遭遇这种风波，按常理她应当比丈夫更痛苦，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去应付这一切试炼。这样一来她丈夫就少受了许多夹在中间的痛苦。
婚后很长一段时期，她总是和丈夫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大姑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他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怕不晓得会因为哪一句话引起误会来。他们有时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这种生活不是过来人真不知其中的滋味。
丈夫出远门的时候，她在家中受了什么委屈，丈夫回来后她从不对他诉苦。有时王先生听到他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她就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着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
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
。”
有时她听到大姑子生气，在院里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冲突起来。她从来不与大姑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相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快意，以致伤了和气。”
她最初受这些难堪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才临到她的。祂既然许可祂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经过长时间的磨炼以后，她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王明道夫妇，摄于1950年代初
“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
王先生在《五十年来》一书中提到他们在家里遭遇的试炼中最严重的有以下两次——
“1931年春季，妻患了极严重的咳嗽，并且全身无力。到协和医院去诊视，发现是肺积水，而且两个肺尖都有结核的现象。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我又常出外工作。她带了一个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地度日。医生嘱咐她换地休养一些日子。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她托辞患病，要离开家。
我在4月10日同她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结核，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去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
再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X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就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另一次很大的试炼是在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气愤愤地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应当回家看视。’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刀杀人！’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着不许走。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作难和痛苦了！
后来内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地出门，不和我们见面。……及至她得着岳父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
从上面这两件事来看，像这样无理的待遇任谁也受不了，总要发作起来的。可是我们看见王太太就是这样默默地忍受，一句也不为自己申辩。晚年时王太太谈到婆婆和大姑子对她无理的对待，她说：“我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以致从结婚到家的第一天直到她去世，都一直把我当外人。怎么好待她，也不能让她高兴点……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叫她们爱不了我！”
1986年王先生和王太太在上海住所附近
性情不同产生的摩擦
在《五十年来》王先生回忆他和妻子在婚后生活中，由于两人性情不同产生的摩擦，从中可见王太太的性格。书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与妻结婚以后过了一二年，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大不相同。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当我未结婚前，我能在夜间不燃灯，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她却把东西随手乱放。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有时找不到东西，妻子自己也感到不便，她就采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例如，她总要做一些针线活，在找针线剪刀时，有时找不到，她就在每个抽屉里都放上一把剪刀或针线，这样她随便开哪个抽屉就能找到她要用的东西。
在另一点上我们两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妻却粗心大意。我每次写完一封信，至少要细看一遍，然后寄出去。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付邮。她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因此在她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漏字。
……有一次发生一件趣事，妻赶着要去聚会，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她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转身就走，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她说，哪里损坏就修理哪里好了，我急着要走，你自己看罢。她还没走出几步，鞋匠把她喊了回去。原来鞋匠打开纸包，发现里面不是皮鞋，而是三只咸猪蹄，那是她母亲从杭州寄给她的。她粗心大意竟到这个地步，几乎令人不能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