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蒋经国挥刀自宫，一举断送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前程”，也奠定了他自己日后的封圣基础。事实上，人民和独裁者的关系，犹如对赌双方，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牌。我们要相信，独裁者如果手上还有好牌，是不会不出的
何三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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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青年对民国的乡愁般缅怀的背景下，在对和平理性非暴力转型的向往中，蒋经国的形象好到快要入圣了。人们把和平转型的历史功劳记在他一个人头上。2017年7月14日，是台湾“解严”30周年，恰遇大陆发生一个悲情事件，两岸人民以格外凝重的心情，纪念台湾转型，抒发对蒋总统经国先生的怀念。
按照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你不打，它便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反人民的政府都必须通过人民的革命被摧毁而下台。但是，1987年，蒋经国挥刀自宫，一举结束了77岁他和本党的“反革命前程”。这就是至今为两岸人民，也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庆幸的历史事件——台湾“解除戒严”，迈向政治民主。
当时，大陆官媒物伤其类，怅然若失，瞬间忘记了他们曾经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叹息国民党“自己丢了自己的政权”。但蒋经国就是要“丢政权”，他说，没有永远执政的党。从革命逻辑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不要政权，那革命是为什么。
就在此时，大陆的台湾政策发生了变化，“历尽动波兄弟在，相视一笑泯千仇”，国民党失势党魁到大陆吃香喝辣，待若国宾。除了大陆对民众宣传的革命战争片，双方缄口不提过去的血海深仇，不要求对方在过去了为建立各自的霸业而屠杀千万同胞稍有表态，历史残酷的一页就轻轻翻过了。这客观上帮助了大陆新一代缅怀民国而不满现实的情绪。
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始民主化的时候，他在苏联时期的同学邓小平被称为大陆政治框架的“总设计师”。蒋经国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人。我觉得，也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才是他和他的老同学真正分道扬镳的时候，他所做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邓小平把它们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视若洪水猛兽，不惜用重型武器去狙击。最戏剧化的还在后头：三十年后，台湾和大陆都称自己成功了，都称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当然，故事还在演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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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即“好人”要成佛，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但坏人就容易多了，所谓“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蒋经国的故事便是一例。但世上到底没有一个魔鬼仅仅是为了“成佛”的名声而放下屠刀的。倒是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屠夫至少需要确认在放下屠刀以后，没有屠刀对准他自己的脖子，才肯放下。
蒋经国当时有这个自信。实际上，国民政府在专制后期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准备。它允许了民主进步党的成立，提前释放了美丽岛的大部分政治犯。它的军警依然有效。按邓小平的说法，有这个就可以保证不会乱。
台湾“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转型，成为全球文明进程的典范。人们一直在追问这是为什么。当时的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在今年纪念解严30周年时，特别提到蒋经国“年事已高”，似乎岁月触发善心，是放下屠刀的一个因素。但历史上大多数独裁者在行将就木之际，所忧愁的是不能把地球和他一起塞进棺材埋了。独裁者的晚年善心，只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1987年，邓84，两年以后，他还具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坚定革命意志。
台湾到底是如何走向自由的？一方面，在台湾戒严的38年期间，人民的生活水准逐年提高的。当大陆文革结束，官方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时，台湾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八十年代的小蒋总统，并没有陶醉在“养活了两千万台湾人民”的经济成就里，据邵玉铭先生介绍，小蒋总统曾经心怀忧惧地对幕僚说，“台湾人民太好了，不然他们会起来革命”。
这就是说，蒋经国意识到必须还政于民，自觉“顺之者昌”，必须主动交权，赶在革命之前向人民做一个顺水人情，顺手解放了台湾。这是历史人物的内在因素，在转型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
人民和独裁者的关系，犹如对赌双方，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的牌。当东欧崩溃，苏联解体，苦难深重的人们后来往往惊恐地回想：独裁者本来还可以再坚持一阵的，例如，柏林墙失控，东德变修的时候，苏联在当地还有强大的驻军，人们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愿意，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再撑一阵。
但是，我们要相信，独裁者如果手上还有好牌，是不会不出的。我们也要相信，他们有准确的情报，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下去。戈尔巴乔夫搞的“公开性”，不过是向全苏联人民告知，“我们不行了”。我们现在也可以说，1987的台湾看上去“还行”，还可以撑一阵。
总之，事到如今，我们知道，蒋经国盘算的结果，是要从善如流。他甚至没好意思典着老脸，放着垂死的红光向人民发表“解除戒严”的历史演说。“亲爱的台湾同胞，我以台湾总统的名义，庄严地宣告：你们自由了！”如果他认为这样很体面，如果他要这种感觉，没人可以阻拦他。
跟所有准备“放下屠刀”的魔鬼一样，蒋总统很低调，他叫行政院的一位副秘书长打电话给新闻局长邵玉铭，命令他7月14号宣布，第二天开始，“解除戒严”。局长想了想，这么重要的命令，应该交给总统宣布，于是回电询问，副秘书长再次告诉他没错，总统说，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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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甚至没有告诉新闻局长，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这一点，是小蒋总统经国先生伟大的自知之明。这位跟大陆大多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只在年轻时“留学”过苏联的总统，一定是相信获得自由的人们自己知道怎么办，也相信他的尚且高效的官僚系统知道能按文明的方式行使职能，才没有向人民说过多愚蠢的废话，以及向他的官员指手画脚。
人民当然知道要做什么。首先要说话！要言论自由。这是过去被戒严剥夺的权利。一旦解严，报刊便如雨后春笋，社会充满“乱相”（笔者习惯使用大陆语汇）。官员当然也知道该做什么，如邵玉铭局长，他再也不用依照戒严令取缔报刊，检查新闻了。
以后，邵玉铭局长和书报检查制度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当大学教授去了。他没有下过乡，没有读过工兵大学，但他有三个学位，政治学学士，外交学硕士，最后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
台湾顺利转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即台湾的文官制度是当时的非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邵玉铭教授说，他曾经在国务院行政会议上特别留意过，政府的重要官员，八成以上是在西方文明国家的大学受训回来的。他们熟悉民主理念，根本不用五十年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蒋经国总统教他们怎样做民主政府的公务员。
而这些官员们在戒严期间基本廉洁的。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事实证明，当一个政府堕落为利益团伙，当官员们各自忙于贪赃自肥，官僚集团内部也不可能“和平理性非暴力”，又怎么能跟人民讲理，让人民谅解他们在专制时期的罪恶呢。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法律的作用。戒严时期，台湾的法律教育和司法考试与录用很严格。老蒋政府自大陆带去的五法全书没有被废弃，解严后满血复活，再后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逮捕民选总统陈水扁，还是用的大陆带过去的法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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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老蒋总统对小蒋经国的期许，跟毛泽东对毛岸英很相似。毛岸英的短暂一生，就是蒋经国的早年。他们的父亲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都把孩子送到苏联。苏联为了控制中国和中国革命，都把他们两位“太子”做为“人质”委婉地扣押了一段时间。
在延安，有一个地方叫“毛岸英学农处”（毛泽东当然不想要他的儿子当农民，否则他就在韶山不出山了），而蒋经国从苏联回来，不用老蒋费心，自然有人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蒋经国一开始“为国效力”，就做上江西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小蒋专员或小蒋司令政声不错。这毫不奇怪。它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太子。太子做官，自然直接“下派”，“异地任职”，属地人民可以不认识他，更不用选举了。太子自然比任何钦差都更“以国为家”。小蒋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赣州人民再喜欢他，他也不可能留下来。初到之时，未来的总统未及而立之年，他爱民如子，志在天下，岂赣州哉。
老总统开始培养小总统了。让他走“团派路钱”，入“情治部门”。没有比首先掌握青年干部和国家机密，更是储君的必修课和速成捷径了。偏安台湾并没有改变，而可能是加强了皇权父子相传的既定模式。
柏杨，二十世纪非常杰出的作家，1968年，因为在《中华日报》发表含有“父子合购一岛，要在小岛上建立国家竞选总统”内容的翻译漫画，遭“调查局”以“侮辱元首罪”等罪名逮捕，后移送军法处，最先甚至以死刑起诉，到1977年出狱。
还要讲一下江南惨案。作家江南被台湾情报系统枪杀，其原因被认为是写了《蒋经国传》。而这已经是1984年，蒋经国领导的蒋家特务机构还敢这么干。但因为江南的美国籍身份，引起美国震怒而严加追查，台湾当局总算处置了几位相关官员以作交待，但事件至今没有真相。
台湾38年的铁血统治，蒋经国留下多少罪孽，至今都因为他使台湾和平转型的历史功绩，因为他的“佛缘”，或者因为它的残暴程度和规模拿不到华人世界的冠军，就被一笔勾销，不复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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