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宋丁茶舍；作者：宋丁；原文标题为《一个“大北上”，三个“小南下”，凸显中国区域经济新动向！》
今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别之年，多个地区出现涉及整体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我总结了一下，目前，区域经济出现“一个大北上、三个小南下”的现象，凸显中国区域经济的新动向，并且将深刻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发展格局。
01
先来看一个“大北上”，这就是近来平地崛起的雄安新区。
为什么要把雄安新区的设立称为“大北上”呢？“大”者，国家战略也。雄安新区这件事的确重大，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如何理解“千年大计”这个引起广泛热议的词？这就引出了“北上”的概念。我认为，雄安新区之所以重大，在于其承担着一种历史使命，那就是，重振丧失千年的中国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
回溯千年，是中国宋朝，那时，传承了大唐盛世的辉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经济、文化的大繁荣，但是，北宋时期的中国也频频面临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侵扰，宋辽之间多次战争，一个重要的战场就在雄安一带。这种政治军事动荡迫使中国首都南迁杭州，形成南宋王朝，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大规模由黄河流域向南方的长江流域乃至华南地区转移。至此以后，直至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成长的重心以及经济改革的成功案例都发生在南方地区。雄安新区之“千年大计”，我认为首先是要借助雄安的变革，为中国北方经济的再度崛起树立榜样。
其次，雄安新区的“大北上”还有一层涵义，就是希望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的格局。三十多年来，先是设立五大经济特区，后来是设立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后来是设立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这些重大的国家区域经济布局，无一不在沿海，中国目前的经济重心无疑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尽管有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投放，例如西部大开发、沿江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等，然而，始终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难以形成内陆经济的重心化崛起。
现在，雄安新区诞生了，我的直感，这次和以往内陆地区改革的政策投放和发展前景将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次将涉及到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例如土地政策和房地产体制的重大改革、新产业政策的重要改革等等，这些基于重大体制机制的变革必将给雄安带来难以估量的发展，深刻冲击并重振北方经济，同时影响全国经济的走向。
总之，无论由南到北，还是从沿海到内陆地区，从区域经济布局看，都是北上，都是国家战略指导下的“大北上”，不但要保持南方经济的活跃性，还要让北方经济也像千年以前那样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地带；不但要保持沿海地区经济继续较快发展，还要让内陆地区通过雄安实践，实现重大变革，跟上时代步伐。这就是雄安的“大北上”战略布局。
02
再来看第一个“小南下”，就是雄安接纳北京非首都功能。
北京膨胀得太厉害了，多年来，塞进首都太多的非首都功能，例如大型工业、科技研发、央企国企、金融经济等等功能。现在，国家在北京南边设立雄安新区，计划把大量非首都功能南迁到雄安。当然，所有的南迁企业、产业以及各类机构，不可能原样迁入，必然面临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兼并重组、产业升级，以此适应雄安市场化发展的基本需要。试想，来自北京的巨大经济能量在对接了雄安的新体制新机制后，将会发生多么大的裂变？将会引发多么大的跃升？
为什么一些人对雄安新区的发展抱有怀疑？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雄安来自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小南下”，只看到了这个“小南下”行动中政府的那只手，而看不到这个“小南下”过程中必将伴生的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以及背后的市场力量，更看不到雄安深层次的“大北上”战略布局。
03
现在看一下第二个“小南下”：粤港澳大湾区重心南移。
近来，除了雄安新区，中国区域经济的另外一个重大现象就是风起云涌的粤港澳大湾区。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今年编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这是什么概念？从表层看，这是要对粤港澳三地实施战略大融合，特别是通过规划，把近年来有点迷离的香港拉回到由国家统一部署的发展框架和战略里面来。但从深层次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显然要对标国际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承担为国家经济在未来全面国际化、甚至引领全球化过程中扮演先锋角色的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
粤港澳大湾区推进中的“小南下”又是指什么呢？是指大湾区内部经济决策及功能重心的整体南移。过去广东曾经编制过“珠江三角洲规划纲要”，这个规划不包括港澳，当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大都市地位无法在这个人为缩小的珠三角内部得到确认。此外，在粤版的珠三角规划纲要中，经济特区深圳由于当时的区位、经济总量、省内城市地位等原因，也处在边缘化的地位。整个珠三角的重心就在三角洲的自然中心地以及广东省行政资源配置中心地，位于广东珠三角北部地带的省会广州。
现在，大湾区来了，港澳进入了，深圳崛起了，深港融合速度加快了。在大湾区，我们明晰地看到，珠江口东岸已经形成一条全中国最强势的城市经济南北轴线，自南向北由香港、深圳、东莞、广州四大城市组成。这种强势组合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球都是唯一的。在这条大湾区的主轴线上，南部的核心就是深港大都会区（未来深圳还将把东莞也整合近来），北部的核心是广州。
显然，在大湾区框架内，主轴线的南核深港大都会区在综合实力、国际国内的辐射影响力方面，其价值远高于北核的广州。于是我们看到，从当年的珠三角规划纲要，到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大湾区的发展中心和重心显然已经不在北部，而在南部，大湾区已经出现重心南移现象。深港的大融合，必将深刻引领大湾区未来的跨越式、国际化发展。
04
最后看一下第三个“小南下”，长三角的重心南移。
尽管近来北方的雄安新区和南方的粤港澳大湾区热闹非凡，东部的长三角似乎有点冷清，其实，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地带从来没有淡出过世界的视野。现在长三角的一个重要动向就是重心南移，杭州湾异军突起。
其实在几年前，人们可能还在关心苏州、苏南地区，因为苏州在过去一些年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几乎超越深圳，让深圳一度非常紧张。然而，很快，一股新经济的巨大浪潮席卷长三角，让位于长三角南部的杭州湾的价值日益显现，这就是以杭州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互联网、电商、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些代表新经济的产业让杭州以及杭州湾坐拥巨大的前瞻性成长空间，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浙江又生成了引领全国产业经济新发展模式的一大批特色小镇，引起全国高度关注和跟进。
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更是以世界互联网大会和G20峰会为浙江、杭州、杭州湾站台，让长三角南部出尽风头。相比之下，曾经的风云之地苏南、苏州，当下的发展在产业结构、发展速度、新经济的潜力方面明显不敌杭州湾、杭州。事实上，在新经济的渗透方面，大上海都稍逊于杭州。近日，浙江提出，位于杭州湾的嘉兴将全面对接上海，这是长三角重心南移的又一次重大举措，让我们再一次对杭州湾刮目相看。
一个“大北上”和三个“小南下”，看似一种产业和城市区域经济的偶然变动，实则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这种必然就是，以新经济和新体制应对不断转型和升级的国家经济的新形势和新战略，应对不断抬升和变形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浪潮。理解了一个“大北上”和三个“小南下”，也就明白了当下中国区域经济的主要动向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在全球化深层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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