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展示一位大政治家看待地缘政治的视野：尽管邱吉尔有种种缺陷，却无人能够质疑他对政治大潮的判断能力，在俄国革命、纳粹崛起和冷战初期，温斯顿邱吉尔都展现出精准的认知能力。一切犹如他自己所言，“我以历史的轨迹解构世界”。本文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德国陆军元帅，毛奇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争吵的古老原因，并列举她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多次冲突，留下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多少伤害或进行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法国被打败，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可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的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才好。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力，肩负起了双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一个政策行动显示出极端的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连续优势和保持她的征服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理解，一个可怕的民族的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系统。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她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二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被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没有人会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她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体系一直包括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让自己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只得让法国去单独照料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作为19世纪末特色的巨大工业发展的机会。德国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思想离开欧洲，只是偶而促使其与英国进行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但却是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不断增强，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腕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在俄国的强烈反德潮流开始冲击双保险条约的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还欲追求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次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彩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加以防止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看得出来，欧洲局势事实上改观了。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每个都配置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从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是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力量强大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在纯法德的争执中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需要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方便行事的广宽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送成百万俄国人去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很容易改变。因此法国绝对没有把握，如果她因抵抗德国压力而引起战争，俄国会根据条约参战。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的、困难平衡局面的情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她的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英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增加了重要性。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出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的传统友好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缠的冷漠超然姿态。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历史性的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持续的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务关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不像是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寻求赢得我们的支助，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每年德国威廉街*探察着圣詹姆斯宫廷**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对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消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外交界新的一代人的内心中产生明确的孤立感觉。
但是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不断在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把英日同盟包括德国而成立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政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大陆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大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在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准备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大国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如今在1900年德国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存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含义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增加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将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保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的孤立”。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如果出现与法俄两国争吵的危险性。1902年在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彻底发生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她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立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眼下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找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建造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现在能够安全地调回来。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继续在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认为德国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传统敌人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步骤，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很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