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殷颂晨：《永乐大典》辑《经世大典》“站赤”的发现史及早期研究

殷頌晨《〈永樂大典〉輯〈經世大典〉“站赤”的發現史及早期研究》（原載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究基地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二十八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6月）

论文提要：元朝官修政書《經世大典》在明代後期亡佚，所幸其“驛傳”部分被輯錄於《永樂大典》“蘸”字韻下“站赤”條，輾轉落入愛新覺羅·寶熙之手，並於1918年在北京書市上出售。中國藏書家張元濟雖爲此書呼吁奔走，但最終由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購得並轉售東洋文庫。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書商松村太郎等人企劃《國學文庫》書系，旨在排印當時日本東洋學界頗爲關注的中國四裔、邊防史料。經由其與北平文殿閣書莊的合作，1936年《站赤》單行本重現北平，1941年楊志玖先生據此本於昆明寫成《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使馬可·波羅來華之實鑿鑿有據。中、日學者對《經世大典》“站赤”的研究視角不同，則與19、20世紀之交兩國現代史學學科建立、發展的脈絡息息相關。

关键词：《永樂大典》《經世大典》《站赤》；《國學文庫》；北平文殿閣書莊；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否來華及其行紀的真偽問題歷來衆說紛紜，在論證“馬可·波羅在中國”這一問題的諸家研究中，最卓著的成果之一是楊志玖先生（字佩之，1915－2002）於1941年撰寫並發表的《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楊氏在此文中運用了迄今爲止唯一發現的有關馬可·波羅在華行蹤的漢文史料，即《永樂大典》輯《經世大典》“站赤”中的一則公文：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1]

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與馬可·波羅書中記載的三位阿魯渾使臣名字一一對應，證明其曾與上述使者一同自泉州離華，護送闊闊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國和親[2]。這一發現使馬可·波羅來華之事鑿鑿有據。

《經世大典》佚文“站赤”何以保留？如何傳播？楊先生何故發現“站赤”在馬可·波羅研究中的價值？能否將此段學林往事置於當時中、日中國史研究的發展脈絡之中重新考慮？基於以上四個問題，筆者嘗試對《永樂大典》輯《經世大典》“站赤”的發現史及早期研究進行梳理，以求教於方家。

作爲元代政書《經世大典》的一部分，“站赤”的留存與《永樂大典》的編纂、流散及收集過程密不可分。《經世大典》全名《皇朝經世大典》，是元文宗時期的官修政書，主要依據政府公文進行編纂，明代修《永樂大典》時曾取資於此，惜原書明代後期佚失[3]。《經世大典》總裁官之一虞集在《道園學古錄》中記載此書共十篇，含“君事四，臣事六”，分别爲“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與“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 [4]。元人蘇天爵記錄了“政典”涵蓋的具體內容： 

屯田、軍食、馬政、軍資，獵以合圍，斯寓軍政，驛郵騶邏，皆有卒名，非兵而兵，故悉附見，作馬政第十四、屯田第十五、驛傳第十六、弓手第十七、急遞第十八、祇從第十九、鷹房捕獵第二十終。[5]

其中“驛傳”部分被輯錄於《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三中，歸於“蘸”字韻下“站赤”條[6]，後爲清人徐松（字星伯，1781－1848）抄出，並在校補其著作《西域水道記》時有所引用[7]。據榮新江先生推測，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松去世後，其藏書散出，而俄國漢籍收藏家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ым，1821－1883）恰於道光二十九年以第13班佈道團隨班學生兼天文師的身份來華並居於北京，據說其收集漢籍時曾得一滿清皇室成員相助，則此抄本可能直接流入斯卡奇科夫手中[8]，並被編爲51號[9]。1873年這一抄本由莫斯科魯米揚采夫斯基博物館（Румянцевскиймузей）收藏[10]，1914年日本學者羽田亨（1882－1955）曾到該館查訪，將其全部抄回[11]。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於1925年對俄藏漢籍寫本進行調查，記錄日本人曾轉錄徐松抄《站赤》本一事，並猜測道：“應在最近期間刊行；或者已經出版了。”[12]然而，1914年羽田亨到訪俄國時並不知道，短短六年後徐松據以輯抄的《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三原本將入藏東洋文庫，更爲戲劇性的是，1925年伯希和赴俄調查俄藏漢籍寫本時，也不知彼時東洋文庫已購得徐松所據原本。

清末《永樂大典》傳存情況複雜，獲取者多有不法行徑，因而他們在捐贈或出售《大典》時儘量隱去相關信息[13]。在此背景下，民國七年（1918）愛新覺羅·寶熙（字瑞臣，1871－1942）欲於北京書市出售其所藏《永樂大典》，其中便包括輯錄《經世大典》“驛傳”佚文的相關卷帙[14]，據筆者目前所見材料，他並未透露這幾册《永樂大典》的來源。時居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經理、著名藏書家張元濟（字筱齋，1867－1959）聞此消息，於9月19日致信好友傅增湘（字潤沅，號沅叔，1872－1949），托其代爲收購：

昨日寄去數行，由北京分館呈上，蒙計察入。……寶瑞臣同年收得《大典》可以見讓，聞之甚喜。如《經世大典》可以聯貫，或不聯貫而章節各有起訖者，弟願全得之。其《輿圖》兩册如繪畫精細者，亦祈並購。但五册躉買,價當稍廉。擬請減作八折,還乞婉商。如可見允,即請代爲購定。[15]

張元濟心系收購事宜，於9月23日、9月30日致傅增湘信中再提此事，並托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理孫壯（字伯恒，？－1943）代爲傳達[16]。直至10月3日，或因一直未得肯許，張元濟抬高出價，再托傅增湘前去商議：

《永樂大典》之《經世大典》三册、地圖二册，每册百元，亦可購入，但需原裝。倘系改裝，則請從緩。已托伯恒轉告。弟既整購五百元,尚有《郎字韻》一册，當然不及百元，可否以半數（即五十元）讓歸敝處？乞代商。購成後即向伯恒處兌款可也。[17]

三日後，張元濟再於信中問詢《永樂大典》的購書進展，並直言“乞務玉成” [18]。10月10日，張元濟認爲購書之事已穩操勝券[19]。10月11日，張元濟接到傅增湘回信，稱已購得五册《永樂大典》。然僅一日後，張氏便得孫壯信，方知《永樂大典》已被赴京求購的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購得。張元濟即刻向田中草擬電報，並由孫壯代爲翻譯，希望能截留此書：

昨日肅奉一函，方謂《永樂大典》五册必已由尊處代爲購到，乃今晨得伯恒信，謂得公電話已經售與田中。書共八册，得價千元云云。聞之不勝懊喪。《經世大典》在我國已不可見。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東邦，殊爲可惜。故發去一電，文爲“寶書八册，請照東價壹竿截留，或酌加百番”等語。此電即由伯恒譯呈，不知能仗大力挽回否？[20]

同時，張元濟計劃如若截留不成，便由傅增湘代爲說情，自寶熙處借得《永樂大典》加以影印，“俾不至絕跡於中土。”此番請求應爲田中所拒，故張氏只得於10月18日再次致信傅增湘，希望能促成影印之事：

《永樂大典》爲田中攘奪而去，至爲可惜。弟於十二日尚有一電一信，請加價截留，亦姑作萬一之想耳。十九日[21]來書謂已成交，必更無望，但不知借影一層能否辦到？田中如在京，尚擬托伯恒與之商榷。公如可爲力，並乞從旁贊助之。[22]

時至11月1日，張元濟仍爲截留《永樂大典》一事奔走。他托金佑之與田中商議，欲將每册價格抬至墨銀一百四十元[23]。然而張氏的努力並未奏效，《經世大典》佚文東流日本，終成憾事。八年後張元濟致信胡適時仍談及此事，深爲嘆惜：

《永樂大典》涵芬有六册，弟處有四册。南通圖書館有一册，……四、五年前京師發現四册，皆“站”字，均采自《經世大典》者。此爲人間未見之書，弟托沅叔追尋，不惜重值，後竟爲文求堂奪去，旋即歸諸靜嘉堂。弟托人抄錄，竟不見允。真可惜也！[24]

因輯《經世大典》之故，寶熙藏《永樂大典》爲中、日書商爭相競價，最終爲田中慶太郎購得。傅增湘在上述競購過程中的回信暫付闕如。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與傅氏私交甚好，東京文求堂入口處的匾額即爲傅氏墨寶[25]，則傅氏或許曾因兩位好友爭購《大典》之事身陷兩難。田中慣用編寫目錄的方式在日出售漢籍，據其所編大正七年（1918）十一月的《文求堂唐本書目》記載，可進一步印證此時寶熙藏《永樂大典》已被其收入囊中：

《永樂大典》現存共十九卷  五千元

（明細）

自五千一百九十九卷至五千二百零五卷  四册 

原字  太原府  元一統志等

九千五百六十一卷  一册  河南地圖  

自一萬九千四百十六卷至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卷  五册  

站字  驛站  經世大典  元典章等[26]

田中慶太郎此番在京共得《永樂大典》十册，張元濟對其下落不甚了了，這些書並未流入靜嘉堂，而爲東洋文庫所獲。田中歸國後，東洋文庫（時稱“莫理循文庫”）時任主任石田幹之助（1891－1974）得知文求堂新購《永樂大典》中含《經世大典》佚文，立刻著手準備收購事宜。石田曾於其文章中詳憶此事：

想起來，《永樂大典》之中，大約十册出於北京古書市場，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把它帶來回國。其一半就是引元代逸書《經世大典》“站赤”佚文，其部分齊全。這些書，田中氏回國以前，到達東京，我就在他的家里樓上看到剛出於捆包的書本，馬上奔到東洋文庫顧問和田維四郎先生處，要求他向岩崎氏協商以替文庫購買，價格大約十萬日元，他立刻承諾。[27]

據田仲一成研究，此次收購活動即爲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開端[28]。昭和五年（1930）東洋文庫影印了自田中慶太郎處購得的《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共計五册（圖1）[29]，以此次影印爲契機，《經世大典》“站赤”佚文得以公諸於世。值此之際，羽田亨在《元朝驛傳雜考》一文中完整回顧了自己去往莫斯科抄錄《站赤》的經歷，及後來得知底本出現在日本時的複雜心情：

《經世大典》早已湮滅失傳固無庸待言，所幸驛傳一門爲《永樂大典》所收錄，後又爲徐松抄出。徐松抄本後爲莫斯科魯米楊采夫斯基博物館收藏。大正三年，我出行俄國，到該博物館查訪，耗費種種苦心終於將其全部抄回。當時徐松據以抄寫的《永樂大典》底本藏在哪里還不得而知，可是後來卻在大正八年出現在北京的市場上，後來通過文求堂書肆歸藏我國東洋文庫（當時的莫理循文庫）。這就是這次影印時所依據的底本。這樣一來我爲抄寫莫斯科藏徐松抄本所花費的苦心就幾乎全部化爲泡影了。然而至今我仍暗自竊喜此舉絕非徒勞無益。當時歐洲大戰的血雨腥風正吹蕩著俄羅斯，文人學士多已投筆從戎，博物館則已謝絕參觀，關閉在即。我經過特批進入館內，在一些仍然留居俄國的同胞的同情和幫助下，僅用了幾天時間就抄完了這部文獻。由於它曾使我耗費了這麼一番苦心和努力，遂使得這部書始終伴隨著我的生涯，並與之產生了深深的割捨不斷的契緣。[30]

圖1 1930年東洋文庫影印《永樂大典》書影

在對《永樂大典》輯《經世大典》“站赤”佚文1918年重現北京並輾轉流傳至日本的史事進行梳理後，其排印本公諸國內，則與《國學文庫》書系及北平文殿閣書莊息息相關，本節即試對此問題作一發覆。《國學文庫》書系專注於重新排印邊疆史料，第一編爲民國二十二年排印的《皇明四夷考》（圖2），後有《遼東行部志》《契丹國志》《松漠紀聞》等二十編，這些書目並未標明出版方。1935年10月新興的北平文殿閣書莊宣佈正式接手此書系，同月出版的第二十一編《粵海關志》第七册始見“北平文殿閣書莊”字樣（圖3）。關於文殿閣書莊接手前該書系由何人運作尚未知曉，僅文殿閣創始人王殿馨（字浡馥，1901－1976）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日本《史學雜誌》上刊文提及：

由本地三四有志之士企劃，博得學界好評之《國學文庫》，此次亦將其出版業務移交於弊（敝）店，故續刊之事也在計劃之中。[31]

圖2 《國學文庫》第一編《皇明四夷考》封面

圖3 《國學文庫》第二十一編《粵海關志》始見“北平文殿閣書莊”署名

王殿馨並未道破“本地三四有志之士”究竟爲何人。值得關注的是，在文殿閣書莊正式接手《國學文庫》前，日本書商松村太郎（？－1944）與東洋文庫研究員和田清（1890－1963）已加入此書系的策劃。據和田清回憶：

與松村氏合作的還有其他事宜，即出版了四十余册《國學文庫》和其他十餘種東洋學重要的外文書[32]。這是松村氏與北京新興書肆文殿閣協作的工作，他最初被委以選擇書目之責。於是我寫下了自己的想法，最終構成了這些叢刊。例如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是我從如今的愛媛大學教授藤野彪氏處借得的秘藏本，葛魯貝《女真言語文字考》使用了我的秘藏本，魯布魯克《紀行》以白鳥博士的本子爲底本。關於《國學文庫》，《蒙古源流》是我指定了四庫全書中的文津閣本，明代蕭大亨的《北虜風俗附北虜世系》特選借北京大藏書家傅增湘氏的秘本，《萬曆武功錄》是我在天津圖書館爲東洋文庫抄寫的本子，後爲松村氏採用，這就是典型的例子。然而這些都是乘世界出版法之不備進行的剽竊版，即便如此，今日每本皆因世間稀有而大獲尊重，不得不誇耀其成果。[33]

《萬曆武功錄》卷一一“東三邊二”、卷一二“東三邊三”爲《國學文庫》第二十編，於1935年7月排印，未見文殿閣署名（圖4）。此次排印所據的明萬曆刊本由和田清提供，證明松村、和田於當年7月前已加入《國學文庫》的出版工作中，而上文提及的草擬《文庫》書目之事理應更早。同樣參與編印此書系的，還有當時國立清華大學日語教授錢稻孫（字介眉，1887－1966）及其學生楊聯陞（字蓮生，1914－1990）。楊聯陞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及：

我第一次到受璧胡同錢府，大約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時候,好像是去借書，也許是爲了商談標點《國學文庫》的事。那時北平有一家舊書鋪文殿閣，重新排印了若干種關於邊防與非漢族的史籍雜著，名之曰《國學文庫》。起初沒有標點，後來錢稻孫介紹我在課餘之暇給他們句讀過十一二種，報酬是送了我一套《文庫》約有三四十册。[34]

圖4 《國學文庫》第二十編《萬曆武功錄》封面

楊聯陞憶其至錢府商談《國學文庫》句讀工作，前文提及的第二十一編《萬曆武功錄》已有句讀，則錢、楊二人最遲於1935年7月也已加入《國學文庫》工作中。由上可知，文殿閣書莊接手《國學文庫》前夕，該書系已與日本學界相關聯。

據和田清記載，松村太郎是日本九州島大分縣人，約1912年起以新聞工作者身份寓居北京，後於阪西利八郎（1871－1950）公館從事諜報活動[35]。1926年，松村結識在北京留學的和田清，開始參與東洋文庫在華採購工作，後成爲東洋文庫重要的購書代理商。松村亦與錢稻孫有往來，他曾協助錢氏於1930年1月開設私人日文圖書館“泉壽東文書庫” [36]。爲籌措運營資金，松村多次代替錢稻孫與日方溝通，他曾於1930年3月7日致信岩波書店創始者岩波茂雄（1881－1946），現將相關內容節錄於下：

岩波先生謹啟：

我是錢稻孫創立泉壽東文書庫相關人員之一。尚未與您拜會，卻貿然來信，還請多多包涵。……如您所知，錢氏在本職之外，還擔任各學校的日語教授，故而亦鼓吹中國方面閱讀日人撰著。這從學術觀點而言，日本人對各種學術、特別是對東洋學的研究，最近異常進步發展。不僅連歐美學者也寄予極大關注，單是中國一方的學者，因仍多不脫舊態，故可以日人之著作鞭撻中國學者，使其覺醒。再從政治觀點而言，中國人歷來對日本及日本人的觀察，多由外國人著書窺知，一向不能觸及真相，故而應盡可能通過日人著作令其獲得直接之瞭解。……因錢氏沒有足夠財力，因此我們自然盡力向日本方面訴說同情，請求寄贈圖書，作爲搜集圖書的補償。爲中日兩方面提供便宜之事，盡相關人士之力，爲創立書庫而努力，且出於節約經費的考慮，書庫也由錢先生宅邸一部分充當。……總之，在書庫創立的同時，也開始與中國的書店聯絡，向日本輸出漢籍。因爲還沒有充分讓日本一方知道此事，使用者尚不多，但會逐漸增加。[37]

這封長信揭示了兩則至關重要的信息：其一，松村如此積極地爲“泉壽東文書庫”創立之事奔走，與日本東洋學的發展及其政治目的密切相關；其二，松村曾計畫在1930年“泉壽東文書庫”成立的同時，聯繫中國書店向日本輸出漢籍。梳理至此，欲知曉“本地三四有志之士”爲何人，及“站赤”等邊防史料的刊印動機，需將視線放回到始刊於1933年、內容明顯區別於傳統“國學”範疇的《國學文庫》書系，及創立於1934年、現存漢文史料寥寥卻多見諸日方記錄的北平文殿閣書莊之上[38]。

首先看《國學文庫》得名始末。古代中國“國學”一詞原指“國家辦學”，即《學記》雲：“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39]近代中國“國學”的含義由國粹派發展爲君主專制建立及“異族”入主前“漢族民主國家”之學術[40]。由民國時期著名教科書出版企業世界書局發行的學校用書《國學文庫》，可窺見時人對“國學”一詞的理解。據世界書局1926年刊於《時事新報》的特價廣告，作爲學校用書的《國學文庫》旨在助學生“先立國學基礎”，其書目有“言文對照”《孟子》《左傳》《史記》《漢書》等評注讀本[41]，顯然符合儒家經典範疇，而與邊疆、四裔史料無涉。“國學”二字的另一層含義則與日本學界密切相關：據曹聚仁（字挺岫，1900－1972）記載，19世紀後期，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將日本原有的“漢學”譯爲“國學”，意指“中國學術” [42]。19、20世紀之交，在歐洲東方學的影響下，“超越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興起於日本學者之中。受所謂“亞洲主義思潮”的影響，日本學者治中國史的興趣重心自傳統漢族中國轉向“滿蒙回藏鮮”，即當時中國學界所謂“四裔之學”或“虜學”。這種學術熱情與日本歷史上重構“東亞新秩序”及“東亞新世界”的政治追求密切相關[43]。聯繫和田清所謂《國學文庫》書目曾由其草擬，不難猜想該書系的創生與日本東洋學界當時的研究志趣大有關聯，則該書系最初的刊印很可能由日方松村太郎等人一手策劃，即王殿馨所言“三四有志之士”，並採用“障眼法”，以“本地”一詞諱飾寓居北平的松村等人。

爲何一個於1934年初創的北平新興小書肆能接手這一由日方策劃的書系？我們需將目光轉回至其創始人王殿馨身上。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記載，王殿馨原爲隆福寺街大書莊文奎堂掌櫃王雲瑞（字輯五，生卒年不詳）的十八學徒之一[44]。文奎堂書莊是民國舊書行業翹楚，有很多滿、蒙文書籍[45]。日本學人常光顧此店，以曾在中國留學的倉石武四郎（1897－1975）爲例，他於《述學齋日記》中14次記錄文奎堂相關事宜，其中包括他於1930年6月14日離開北平時文奎堂的趙殿成爲其送行之事[46]。倉石武四郎日記中曾多次提及文奎堂上門送取書籍，對這一銷售模式的詳細描述可參長澤規矩也（1902－1980）的記載：

我在北平是如何買書的呢？通常上午我總在宿舍,就會有許多店主或店員,攜帶各種書籍的第一册絡繹不絕地到來,令人應接不暇。如若我任其自然，不加干涉，來客就會越積越多，無法一一接待。[47]

借由此種模式，王殿馨自有機會結識日方書商及學人，爲其創業積累人脈。而文奎堂易主，是其另立門戶的重要契機：1927年王雲瑞之子王金昌（字星齋，1898－1964）接手生意，將文奎堂的經營模式改爲委員會制，即先前十八弟子中的四人——王金昌、張壽彭、趙殿成、田富有共用掌櫃之實[48]，王殿馨未在其列。而1922年王雲瑞十八弟子之一陳杭（字濟川，1902－1968）滿師後離開文奎堂，掌管來熏閣書店業務，所獲頗豐，甚至影響了文奎堂四掌櫃之一趙殿成，使其一度產生了另立門戶的念頭[49]。由此可推測，王殿馨未得掌櫃之實，且有師兄立業經驗在先，加之在文奎堂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日本學者感興趣的史料，他很可能爲先前策劃《國學文庫》的松村太郎等人物色，邀其另立書莊以掌此事。松村太郎曾在面向日本發佈的《文殿閣新舊書目》第一期卷首插頁中單獨發佈了《字紙簍社關張與推介文殿閣書店》說明（圖5），可印證上述猜測：

我既無漢籍之知識，又少有經商之心得，然而機緣巧合，自昭和七年（1932）一月以來開始經營新古漢籍，意外承蒙諸位惠顧，感謝之情實難言表。

但此種操勞事業，老邁如我再難堅持，早思告一了結以圖靜養，卻因種種情況不得如意，延宕至今。今回幸有文殿閣書店可代爲諸位圖謀便利，我亦安心將字紙簍社關張大吉。長達三年半以來承蒙諸位給予特別之厚愛，謹在此鄭重表示感謝。

文殿閣主人王殿馨君於當地之文奎堂書店任職十九年，近年專事採購往來各地，昨春複以個人原因與店主達成圓滿諒解後辭職獨立開店。王君誠實勤勉，與我有約十年之交誼，得益於多年經驗，對日本讀書家之風氣亦有充分之瞭解，我以全部之信譽在此推薦，懇請諸位今後眷顧（王君）更勝於我，多多光顧該店，給予關照。

此外，營業期間所收預付金將通過日本郵政支票逐次退還，相關人士無需多慮，敬請吩咐。同時，尚有款項未付者亦請速速匯款，少額可用日本郵政支票無妨。清算於本年中完成。

字紙簍社關張之際再次向諸位表達謝意，並懇請惠顧文殿閣書店。

中華民國 北平 西堂子胡同 中華公寓內

字紙簍社 松村太郎謹白[50]

圖5 《文殿閣新舊書目》第一期卷首插頁《字紙簍社關張與推介文殿閣書店》（感謝後茉莉賣詩店授權使用）

字紙簍社是松村太郎於1932年創立的一家書店，僅經營三年便宣佈閉店，長澤規矩也對此店有記載[51]。今“日本所藏中文古籍資料庫”可檢索到《國學文庫》一至四十九編，出版信息標記爲“北平文殿閣書莊字紙簍社” [52]，可進一步釐清二者關聯：1933年6月至1935年7月《國學文庫》第一編至第二十編由松村太郎創辦的字紙簍社企劃，在和田清的幫助下草擬書目及排印，或許因不便標明其日方身份而未屬字紙簍社之名。據日本《外務省報》昭和十年（1935）二月“圖書受入”條記載，外務省於當年二月收到《國學文庫》書系中的7編，包括《皇明四夷考》《遼東行部志》《契丹國志》《膠澳租借始末電存》《元史外夷傳》《滿洲實錄》《庚子交涉隅錄》[53]，證明日本政府也在關注《國學文庫》的整理出版工作。民國二十三年（1934）文奎堂書肆掌櫃王雲瑞的學徒王殿馨另立門戶，於隆福寺街路南147號正式成立北平文殿閣書莊[54]。在相關事宜交接完畢後，松村隨即宣佈閉店，於1935年10月起假手文殿閣書莊，繼續從事《國學文庫》書系的出版工作[55]。1936年4月，北平文殿閣書莊據東洋文庫藏《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至一九四二六，排印並出版了極爲珍貴的《站赤》單行本，合計上、下兩册，分別爲第二十八編、第三十編[56]。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該書系止於同年7月排印的《大元馬政記·大元官制雜記》，共計49編。綜合上述，據東洋文庫藏《永樂大典》排印的《站赤》單行本之所以能面世，與19世紀以來日本東洋學的發生發展，及日本在中國收集典籍的活動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不論《國學文庫》書系排印單行本《站赤》的動機爲何，這份珍貴的史料最終公諸國內，不至“絕跡於中土”。民國二十二年（1933）冬，一位署名爲“明”的北平圖書館館員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6號“新書介紹”專欄發佈了一則題爲《清初史料四則》的書訊，後附關於《國學文庫》書系的簡短介紹，據雷強研究此爲目前國內所見對該書系最早的報導：

又近日北平坊間有一種《國學文庫》，第一種爲鄭曉《皇明四夷考》（吾學編本），第二種爲王寂《遼東行部志》（藕香零拾本），第三種爲葉隆禮《契丹國志》（掃葉山房本），第四種爲洪皓《松漢〔漠〕紀間〔聞〕》（古今逸史本），第五種爲《膠澳租借始末電存》（章高元與當道往來電），第六種爲《滿清入關前與高麗交涉史料》（歷史博物館藏），亦爲研究四裔史之要籍，以知者尚少，因並爲識於篇末。[57]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前身爲創刊於1928年5月的《北京圖書館館刊》，1930年1月更名。此刊常設“新書介紹”專欄，旨在由館員簡單介紹當時新出版的圖書，介紹人署名均從簡。該專欄自第1卷第2號起，至第7卷第6號止[58]。1930年秋，向達（字覺明，1900－1966）經人介紹，自上海商務印書館轉至北平圖書館工作[59]，1930年7、8月合刊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4號始見署名爲“明”的新書介紹。1930至1933三年內署名爲“明”的新書介紹合計77篇，多涉中外交通史及相關外文專著。結合其個人專長及研究旨趣，“明”應爲向達無疑[60]。值得一提的是，向先生曾於《館刊》上兩度介紹馬可·波羅遊記[61]，其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第五章《馬哥孛羅諸人之東來》着重介紹了馬可·波羅的事跡[62]，足見向達先生對此方面研究一直有所關注。

如前引和田清文所述，排印古籍之事“都是乘世界出版法之不備進行的剽竊版”，但這一行爲當時的確爲學人帶來方便。1936年4月30日，天津版《大公報·圖書館副刊》發表了一篇題爲《翻印舊書之風》的文章，作者署名“無忌”。文中詳細評介了《國學文庫》翻印《站赤》等古籍之事：

從民國二十二年六月起，我們就見到一種十六開本的所謂《國學文庫》的舊書新印，亦不知其出版處及編者姓名或其他重印緣起，聽說從前在東三省印行[63]，有外國人從中擘劃，入民國二十五年，書面便有北平隆福寺文殿閣重印字樣了。我所得到的，自二十二年六月出版的第一編明鄭曉《皇明四夷考》，至二十五年三月的第二十八編《站赤》上册，共二十八種，想來以後還將繼續出書，在某種意義上這部《文庫》算是很有系統的選擇，而且有若干種在叢書中，或傳本極少。……這二十八種中，如《高麗交涉史料》是據北平歷史博物館所藏鈔本，《欽定蒙古源流》據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站赤》據東洋文庫影印《永樂大典》本，選擇頗爲審慎。雖然這類書大概對於一部分學歷史的人比較感覺興趣，但從方法上說，我以爲翻印古書，無論在那方面，似乎都可採取這個途徑。清代彙刻叢書之風盛行，但選擇極爲龐雜，往往一部叢書的幾十百種中，一個人所需要的不過二三種，購買既不經濟，檢查亦極感不便，倘使系統地以類相從，這兩種弊病都可避免，近來如二十五史補編，十韻彙編和這部《文庫》等的印行，不能不說是出版界的健全的現象。[64]

相較田中慶太郎收購《永樂大典》時所費千元，排印本《站赤》兩册僅需2元6角（上册定價1元2角，下册定價1元4角）。《國學文庫》書系定價從2角至2元不等，20世紀30年代北平普通家庭每月花銷約30元，知識階層每月生活費平均百元以上，且抗戰前學者收入提高，例如胡適1931年已達月薪600元，陳垣更達千元[65]，足見對當時學者而言《文庫》定價極低，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排印古籍是“嘉惠學林之舉”。

經由文殿閣書莊排印，1936年國內學人已可見原典遠在日本的《站赤》。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兩套《國學文庫》排印本《站赤》，其中一套扉頁鈐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印”（圖6），可能北京大學南遷時曾將此書帶至昆明。考慮到《站赤》史料極爲珍貴，但價格低廉，購買容易，或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也藏有此書。此前介紹過《國學文庫》的向達先生及同期學人很可能也都有此書。正是由於文殿閣排印的單行本低價多銷、攜帶方便，楊志玖先生有機會於戰時的昆明讀到《站赤》，並將其中的公文與馬可·波羅的記載相結合，最終於1941年寫成《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楊志玖先生曾於多篇文章中回憶這段寫作歷程[66]，現將其敘述總結如下：

圖6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國學文庫》排印本《站赤》扉頁鈐印

1938年秋，楊志玖先生自雲南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未正式招生之故，以所外研究生身份從事元史研究。因《馬可·波羅行紀》中包含回回人在中國的資料而瀏覽此書。1939年秋，他於雲南昆明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師從遼金元史專家姚從吾先生及中外交通史專家向達先生。楊先生與向先生一家十分熟悉，常去其家中躲避日軍的飛機轟炸。在戰時艱苦的條件下，他仍專心於《元代回族史》研究，將當時可見史料中的回回人名寫成資料卡片加以保存。1941年夏，楊志玖先生於文殿閣書莊排印《站赤》單行本中發現了《元史》多次提及的回回人沙不丁，因而注意到這則有關口糧供配的公文。隨後先生注意到公文中的使臣之名，發現與馬可·波羅記錄其離華時同行的三位伊利汗國使者名字一一對應。他將這一發現告知向達先生，前文已經述及向先生對馬可·波羅研究早有關注，便鼓勵學生楊志玖將這一發現寫成文章。楊先生利用這則公文論證了馬可·波羅來華之實，並由公文所記日期推定出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應爲1291年初，否定了此前西方學者公認的1292年離華之說。文章寫成後被投至顧頡剛先生（字銘堅，1893－1980）主編的《文史雜誌》上。湯用彤先生（字錫予，1893－1964）或許由向達先生處得知此事，他十分高興，專門致信顧先生，叮囑其給予作者優酬。文章見刊時，顧頡剛先生在《編輯後記》中評價道：

《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真是一篇很可寶貴的考證文字。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兩章說及波斯君主阿魯汗派三個使臣到中國來，爲他的兒子求婚，但一向沒有得到中國材料的印證。作者從一本講元代驛站調度的官書里面發現了一段與此事有關的中文記載，雖然沒有寫出馬可·波羅的名字，然而確然是這一件事。經作者的揭出，遂使這個學術上的遺憾得到了滿意的補償。而且馬可·波羅離華之年通常說是一二九二年初，自從發現了這段新材料，也就提前了一年，這更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貢獻。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被譯爲外國文，使西洋人士也有機會按（接）受這個收穫。作者楊志玖先生現任齊魯大學講師。[67]

文章刊佈後曾得諸位關愛後輩的學者奔走推介。傅斯年先生（字孟真，1896－1950）將此文推薦給時中央研究院學術評議會，並請何永佶（字尹及，1902－1979）翻譯爲英文，寄往哈佛大學《亞洲研究雜誌》（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惜該雜誌於1945年9月第9卷第1期僅發表了一則名爲《馬可·波羅離華》的短訊，刊佈了楊志玖先生使用的《站赤》公文原文，並簡要總結了楊先生的觀點：

《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葉一五b保存了一段輯自《經世大典》的引文，這段引文是確定馬可·波羅離華日期的力證。西方學者似乎認同馬可·波羅離華年份爲1292年，但下面的文本將其離華定在1290年底或1291年初。當然，波羅兄弟本身並沒有被提及，但這段記載的確表明1290年9月11日隨波羅兄弟一同離華的三人正準備離開。公文中提及的兀魯䚟、阿必失呵、火者，當爲馬可記載的Oulatai、Apousca、Coja。[68]

由於《亞洲研究雜誌》未採用全文，當時西方學界未能得見楊志玖先生的研究全貌。50年代向達先生依然心系此文，或許因想向北京某學術機構推薦，他致信楊志玖先生，希望能得五本刊有該文的《文史雜誌》。楊志玖先生並無原雜誌，只得郵寄五份蠟板刻寫本，惜此事未有後續。1956年，向達先生在《馬可·波羅與馬可·波羅遊記》中精煉而準確地概括了楊先生的研究成果：

十餘年前楊志玖先生從《永樂大典》所收《經世大典》“站赤”門內找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達等奏章，內中提到三月遣兀魯䚟、阿必失呵和火者三人“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一事。這一發現證明兩點：一、馬可所記他們陪同波斯阿魯渾汗使者去波斯是事實，元代官書可以證明。雖然《站赤》中沒有提到馬可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馬可所記完全一致，這就夠了。二、阿難答的奏章是一二九〇年的陰曆八月，提到本年陰曆三月的事，請示聖旨。這說明馬可諸人離開中國應該是一二九〇年陰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陰曆年初，爲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年月問題提出了極其可靠的證據。這也就是替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提供了可靠的證據。[69]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西方學者未能及時瞭解此文，但漢學家伯希和與波亦勒教授（John A. Boyle，1916－1978）在此後各自獨立的研究中進一步證實了楊先生得出的結論[70]。直至1976年柯立夫教授（Francis W. Cleaves，1911－1995）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綜述了楊志玖、伯希和、波亦勒三位學者的研究。他在文中詳細介紹並肯定了楊志玖先生的研究，英譯了文中使用的核心史料，同時也翻譯了顧頡剛先生在《文史雜誌》上對此文的評價，至此西方學界得以較爲全面地瞭解楊志玖先生此文的突破和貢獻[71]。誠如李治安先生所言，楊志玖、伯希和、波亦勒三位學者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豎起了馬可·波羅來華肯定說的‘大旗’。”[72]儘管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仍在繼續，毋庸置疑的是，此文至今仍是馬可·波羅研究乃至中外關係史研究（時稱“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史”）領域不可多得的“點睛之筆”。這篇文章從構思、寫作到刊佈、推介、翻譯，每個環節無不蘊含著中國學人在中外關係史領域的孜孜探索和辛勤耕耘，更深刻體現出當時學者間深厚的學誼。

前文已述，早在1914年羽田亨便遠赴莫斯科轉錄徐松抄本，1918年又有寶熙藏《永樂大典》原本流入日本東洋文庫，可見當時日方學人已有條件看到兩個版本的《經世大典》“站赤”佚文。相較而言，國內學者直至1936年才經由文殿閣排印本看到這份珍貴的史料，比日本學者晚二十餘年。那麼，爲何在這二十餘年內，日本歷史學界並未發掘出“站赤”佚文在馬可·波羅研究中的價值[73]，而時至1941年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楊志玖先生卻一語道破個中玄機？楊先生的勤勉治學與向達等諸先生的言傳身教自不待言。要想解答這一問題，亦不能忽視19、20世紀之交中、日現代史學學科建立、發展過程中的脈絡。

明治、大正時期，受歐洲現代史學及東方學的影響，日本的漢學研究逐漸超越了傳統中原王朝之限，將關注點擴展到滿、蒙、回、藏、鮮乃至整個亞洲，形成了具有現代性的東洋學，這一學術轉向與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後希望執掌整個東亞的侵略野心相契合[74]。如當時東洋學代表人物內藤湖南（1866－1934）所言：

漢人對自己的文明和能力過於自信，但縱令統轄五大民族，在五族平等上，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風俗習慣和文化、使之與自己同等也是疑問，說到底還是以漢人爲中心、其他民族附屬和統轄的理想。

以往的清朝時，蒙古、西藏以及突厥（原譯作土耳其，誤）種族服從於支那並感到頭上的重荷有所減輕，生出獨立之心亦屬理所當然。原本蒙古人、西藏人服從支那是因爲服從滿洲的天子，是服從滿洲天子的統一，從來就沒想過服從漢人建立的國家。因此，滿洲朝廷一旦倒塌，各異族的領土自然隨之解體，蒙古人要求獨立、西藏人依靠英吉利亦屬當然。[75]

可見在日本政治企圖的影響之下，當時東洋史對中國“四裔史”的關注，是爲了證明“四裔”並非中國所屬。他們認爲清代長城以內十八省的明代舊疆才是“中國”，而滿族主導的清政權建立是由“中華”變爲“夷狄”的過程，其疆域不盡然爲“中國”所有[76]。只有將其他民族寓居的區域與傳統中原王朝之地剝離開來，日本才能以“東亞共主”的身份“肩負起”對滿、蒙、藏等地區的“責任”。

與此不同，中國學者對“四裔史”的關注則與清中葉西北史地研究密切相關。據郭麗萍分析，乾隆時期新疆地區重歸中國版圖，當時學人以西北史地之學讚頌清王朝大一統之功。至19世紀中葉，面對英、俄等國在遠東擴張帶來的邊疆危機，清朝有識之士的西北史地研究則具有抵禦外敵的現實意義。同時郭氏指出，清中葉西北史地研究是對經世致用與考據之學的發揚，但由於缺乏學科知識、物質基礎、技術手段等，這種西北史地研究只是“傳統士人以傳統學術應對新問題的一聲絕響”，終由“顯學”成爲“絕學” [77]。20世紀30年代，面對空前的國族危機，“四裔之學”再度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向達先生對這一研究趨勢有著敏銳捕捉，據前引向達《清初史料四則》：

按近年來對於四裔史之研究，似乎成爲學術界之風氣，如上舉羅氏之《高昌麴氏年表》、《高昌專錄》、《遼哀册文》、金氏之《渤海國志長編》、謝氏之清初諸作，皆足以表現此種風氣之一斑也。此外如北平圖書館出版之西夏文專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靜如之西夏研究，對於西夏一代俱有甚大之貢獻。[78]

可見這一時期的“四裔之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時人對“四裔”的認識，雖然清末革命黨人提倡“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有意識地借助明代“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將漢族與滿族加以分割，但由革命黨轉變爲執政黨後，南京國民政府則認同清代帝國政府，以期繼承其遺產[79]。換言之，在日本侵略中國步步緊逼的時局下，與日本企圖區隔漢族與“四裔”的主張不同，向達先生所謂“治四裔史之風”則可視爲中國史的延伸，而兩者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同樣來自於政治局勢。在國族危機之下“四裔”不是重點，怎樣處理“中”與“外”的關係是學者們力圖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在西北史地研究、歐洲東方學及日本東洋學等衆多學科的影響下，中外交通史研究興起[80]，其研究旨趣正如向達先生所言：

所謂交通史有兩個意義：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國歷代交通器具的變遷以及交通時間的縮短，都是這一類交通史中討論的資料；一是就這一個地理單位同又一個地理單位在各時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響而言，如中國同日本歷代往來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變革，那是這一類交通史所要討論的。所謂中外交通史當然是屬於後一類的。[81]

前賢已對陳垣、張星烺、馮承均、向達等諸位中外交通史名家的治學歷程及其著作多有鉤沉，故不贅言[82]。除此之外，民國時期中外交通史課程設置及相關教輔書籍爲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例如1931年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開設《東西交通史》，旨在“述東洋、西洋歷史上交通之事跡，窮原竟委，别類分門，所有文化、宗教、軍事上之交通，皆紀載無遺，以見東、西列國其關係日趨密切由來。”[83]可見當時中外交通史課程的開設具有探尋國際關係淵源的現實意義。向達先生編寫的《中西交通史》一書同樣蘊含了對上述問題的探索。此書爲舒新城（字心怡，1893－1960）企劃、上海中華書局發行的《中華百科叢書》之一，旨在“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84]《中西交通史》被譽爲我國中外交通史學科體系建立的主要標誌之一[85]，向先生編寫此書時共選取十個具有代表性的題目進行分章概述，每章後附參考書目及課後問題。現將具有代表性的課後問題摘錄如下：

何謂中國民族西來說？倡之者何人？此說能否成立？

當時（兩漢）東西兩大帝國——中國同羅馬——所以不能早日直接交通，有何國在作梗？何時始直接交通？

蒙古族力征經營的結果怎樣？於中西交通上有何影響？當時歐洲人對於蒙古民族的態度怎樣？

歐洲各國對蒙古態度是怎樣決定的？因擬以宗教感化蒙古的策略派人到東方傳教者有幾次？主派者何人？被派者何人？何時來中國？此種策略的成敗怎樣？有何記載可據？

元末中西交通何以忽然中斷？因此種中斷的情形對於世界交通史上發生了何種新變化？此種新變化的主角是甚麼民族？

當時（18世紀）歐人意識的中國是怎樣的？此種意識到何時才變更？怎樣的變更？

中英通商中鴉片貿易何以獨佔重要地位？中英鴉片貿易對於中國國計民生上的影響怎樣？中國的對策怎樣？[86]

這些習題不乏對現實局勢的映射，具體而直觀地體現出時人治中外交通史的現實旨趣。晚清國門在西方的衝擊下被迫打開，中國被卷入近代各國的角逐之中，“近百年來，非、澳二洲分割殆盡，衆矢之的集於東亞中國，翹翹風雨飄搖，居危苟安，國何以存？”[87]外患之下，中外交通史被委以“經世之學”的重任，學人們關注歷史上别國對中國持有怎樣的態度，以及歷史上的交往爲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其深層目的是以史爲鑒，探尋亂世中的“中”、“外”關係究竟何去何從。

綜上所述，在19、20世紀之交中、日現代史學學科建設、發展的背景之下，日本東洋學研究中國邊防四裔，旨在爲其政治行動提供歷史支持。所以日方廣泛收集中國四裔史料，《經世大典》“站赤”佚文的出現是東洋學發展過程中“日常的一步”。反觀中國，學人們於外患空前的情況下探索“國何以存”，在此背景下《站赤》的出現成爲馬可·波羅及中外關係史研究史上“舉足輕重的一步”。

    注释：

殷颂晨，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阚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