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成年后的你一次机会重写小学作文题目

很多考试都发生在六月，比如中考和高考。

6月7日高考当天，看了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后，我们邀请参加每日书活动的学员以以下四个小学经典作文题进行“同题写作”。

没有了当初应试拿分的压力，已经成年的大家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呢？一周以后，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莞尔，错愕或是感动的作品。我们选出了其中几篇有趣的作品，邀请你一起阅读。

这件小事具体是哪一天发生了，我已经忘了，因为这是件小事。当时的情景也忘得差不多了，谁会注意到一件无中生有的小事发生时的情景呢？根据后来的回忆，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十二月，深圳的十二月几乎都是不冷不热的，所以这个十二月也并不特别。

唯一清楚记得是那天安刚刚出了两周的差回来。出差，对于身体健康、感情融洽的情侣来讲，无疑是关系的润滑剂——小别胜新婚嘛！美妙的性爱是值得被纪念的，所以杜蕾斯有口号云：“伟大的性爱赋予人灵感。”——灵感则又赋予人创造力。

那是一个忙碌的十二月。作为积极进取的职场专业人士，我和安都忙着趁这一年的最后时机努力工作，为这一年划上最完美的句号。我们忙着工作，赶着把这一年里没做完的事情做完；我们忙着聚会，在觥筹交错中庆祝了圣诞和元旦。元旦放假时，我们去了一趟欢乐谷，坐了过山车。殊不知那是我最后一次坐过山车。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将患上恐高症。

接下来，公司的年会。我准备了细高跟鞋和贴身抹胸裙。安给我拉裙子的拉链。拉至胸部时，我明显感受了呼吸困难，不对呀，这是前一个月买的裙子，最近我也这么忙，也没理由发胖啊。扯呀扯，拉链是终于拉上去了，可是整个年会上，我分明时刻感受到胸部压得慌。

后来，这个情况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就在我和安忙着与时间赛跑的时候，在我的体内，有个小东西也在与时间赛跑，并且它赢了，战胜了酒精和过山车。于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这无中生有的东西从最初的小颗粒，一刻不停地、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长大，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我的生命路径。

是的，我说的是，我有了孩子这个无中生有之存在。这个存在会用她嘹亮的哭声打破夜空的宁静和爽朗的笑声打破午后的寂寥。她携一颗装满了奇思异想的脑袋和一双火火生风的双脚，急切地向我宣布主权：“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能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你还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呢。”这话我却只能咕哝着说。这真是代价沉重的事件：为了一时的欢愉，赔上至少十八年的自由。

何等惨烈！

• 2013/05，达坂山顶

  
  

我冻得紧了紧外套，往车壁贴去，又嗖地缩回来——车身已经冰透，窗玻璃上凝结着细细的水滴，窗外是达坂山皑皑的白雪，车内弥漫着老酸奶混杂羊膻味的浓烈气息。

这辆车开往祁连县。

第一个夜晚是辗转难眠的。一觉醒来，顶着熊猫眼恍恍惚惚地出门。爬完那个长长的斜坡，我停下来，平复着微快的心跳。歇够了，我喊住经过的两个女人：“请问去卓尔山往哪个方向走？”

• 2013/05，祁连县汽车站外，长长的斜坡

其中一个女人看了看我：“卓尔山？有点远。我帮你叫辆车，我在祁连旅游局工作。”强烈的日光让她微皱着眉头：“小姑娘一个人？先一起吃个饭吧，就那边，我请你吃特色小吃。”

我们进了一家面馆坐下，点了三碗牛肉疙瘩，女人继续和同伴闲聊。她的皮肤极白却粗糙，鱼尾纹错落得深浅不一，看得见高原风吹日晒的痕迹。眼影均匀致密地涂抹开，唇线向上一勾，妩媚得恰到好处。她偶尔停下，用普通话问我几句，旋即换回铿锵的青海方言，语速极快，气势逼人。

牛肉疙瘩端上来，舀起一尝，极咸极辣。她们迅速地吃完，看来是美味的。我继续低头努力地吃，辣得满头大汗。果然一方饮食养一方人，回来之后，我回想起她白而稍粗的皮肤和掷地有声的青海话，便总也忘不掉那一碗牛肉疙瘩，它们的味蕾交叠再交叠，渐渐地溶成了一个女子的形象，像秋天正午浓烈的日光倾泻而下，打在层层叠叠的落叶上。

我最佩服的一个人，当然是我妈。

妈妈来自湘西，一个叫做里耶的古镇。那里四地交界山隔水阻，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古镇曾名为迁陵，除了作为交通重镇外，最出名的应该是土匪。《湘西剿匪记》原型故事中的那个燕子洞，就在我妈家祖屋后面的山上。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土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湘西的很多地方，山是陡峭的石头山，尽管苍松劲柏杂草丛生，但是却无土地可耕种。自古以来山民只能在山上种橘子，在山下辟几块薄田聊慰生计。日子过得穷，穷则生匪，匪作乱，苦不堪言。

我妈出生的时候，匪已经都缴完了，可生活还是苦而不易。我姥姥共生九子，只存其二，一是次子，就是我舅舅，再就是老幺，我妈。舅舅比我妈大十几岁，我妈这个幺姑几乎是和侄儿侄女一起长大的。 妈妈从四五岁就开始踩着板凳做饭，背着背篓翻山越岭，不是背橘子就是背柴火，哪怕是上了学，背篓里也没空闲着——她还得背孩子，她的嫂子，就是我舅妈，要下地挣工分，我妈就得负责照顾几个侄儿侄女。

我姥爷在妈妈十四岁时患癌症去世，之后家里更见艰难，眼看高中都不能继续读，我妈哭着去求我姥姥“只求能读书，不然死了的心都有”。姥姥实在不忍，卖了嫁妆银饰，遂了我妈心愿。高中毕了业，我妈就去参军了。

妈妈的愿望就是走出大山，这一步一下子就迈到了天津。也是在这第一次离家的路上，我妈才见到了电灯和汽车。七十年代的兵，好像算是福利出路，我妈去的是部队卫生院，同年的兵大多是干部家女儿。山里土娃不懂其他，我妈只知道埋头苦干，锄地种菜砌圈养猪样样抢在前头，等到分配的时候却被发落到中药房熬了两年中药。她不服气，却并不抱怨，适逢恢复高考，我妈决定考军校。虽然听上去好像小说里的情节，我妈还真是排除万难考上了，但意外的是等到录取时却杳无音信，同寝的战友是某司令部家千金，这位热心肠的同伴帮她辗转打听到了真相: 军校录取名额被人顶替了。还能怎么样呢？重新考。

这一次考上了军医大学，我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毕业，分配工作，结婚生子，其中虽有起伏，倒也算是波澜不惊。如果说这之后的几十年中，生活还算平静，那最大的起伏就是我这个熊孩子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的同学在读博士时，我妈在家带孩子；她的同事援藏回来升职时，我妈在家带孩子；她的战友参加任务回来记二等功的时候，我妈在家带孩子。她读书时曾是全县状元，她入伍时曾是全连标兵，我知道我妈矮小的身躯里埋着雄心壮志，但她却甘愿用如山的母爱把志向压埋在心底，就此作罢。只是在自主择业脱下军装的那一天，对着我痛哭了一场，叹息这见证她一生的身份就这么也离去了，而她自己却一事无成。我陪着她掉眼泪，嘴却像被缝上了似的，张都张不开，只能和她抱头啜泣。之后我的每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每一个专利，只要允许我写，都会加上一句“献给我的母亲“。

尽管尽量删减，还是写了这么多。哪怕流水记账，我也想把我妈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前年的4月28日，我妈出了严重的车祸。肝脾破裂，小肠截取一段，左腿五处骨折跟腱断裂，脑干出血，厚厚的一沓病危通知书就像日历一样见证了她在ICU中度过的一个月。那时候儿子刚两岁，我用背巾背架扛着孩子，守着我的妈。

大山里的人是熬过闹土匪的日子的，这份血脉里的坚强让我妈终于走了回来，回到了我们身边。三个月前她终于拆完了所有的钢板，能丢掉拐杖自己走路了。虽然有轻微的脑损伤，平衡功能受损，走路时伤腿也有各种不变，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对我妈，又何止是佩服。

搬进工体西路的那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住在一个楼下就可以撸串的地方。

作为一个成都人，我从小到大见过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串：煤炭烤的、麻辣汤汁涮的、游泳池门口的、学校旁边胡同里的。。。记得碰见过一个阿姨，她把串用皮筋小把小把的栓起来，放在一个绑在自行车后座的锅子里，因为吃的时候不小心把油滴在了红领巾上，那天下午我偷偷闻了红领巾至少二十次。

由于我爸我妈非常担心串的卫生问题，所有成都小孩买串的单位是“把”，而我的是“根”。这直接导致我妈买的一根羊肉串我可以在她的自行车后座上宝贝似的品尝半个小时，特别是最后那坨香香的肥肉，我会盯它盯很久。有一次我一边偷吃串一边注视着眼前乱糟糟的菜市场，我对自己宣布，总有一天我要获得绝对的吃串自由。

十五年后我搬进了北京的工人体育馆西路，我发誓我搬进去之前，毫不知情这是一条比成都的玉林路还妖艳的路。（弹幕：成都有玉林中路、玉林北路、玉林西路、玉林东路、玉林南路但是没有玉林路。）

搬进去的那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被一道金光亮瞎双眼，原本漆黑的房间被带着节奏感的光束照的通透，我飞奔到窗前往下看，脑中立即浮现起一个叫“车水马龙”的成语，楼下那几座白天看起来黯淡无光的建筑原来是......我靠这是社会主义拉斯维加斯啊，等等，街上怎么还有桌子、小推车和……？！

十分钟以后我坐在一口方形大锅旁，望着眼前这幅由小商小贩 、宝马奥迪、高跟鞋姑娘和金链子大叔、炒冷面和北京麻辣烫组成的盛世，想起了一句话：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周五晚上下班前，公司照例都要来一场TGIF! (Thanks God It's Friday!)。生活在全球数一数二的超长工时和加班的城市，香港人喜欢说work hard, play hard。自然, 周五的到来值得庆祝，而周五的夜晚也会成为work hard一周之后的第一场的happy hour。

公司的TGIF通常包括酒和小吃。之前有一阵，小吃次次都以炸鸡，火腿，芝士，薯片为主，女性同事们对此提出抗议。我们对身材和样貌的压力已经无法顶得住如此高脂肪高盐分的零食，唔该给我们一些健康选择。之后，负责采购的同事便每一次都会贴心的准备水果，但也同时保留了包括芝士，饼干，玉米片等等可以用来下酒的配餐。

大老板是不喝酒的，但他会时不时买一些酒放在公司，以红酒和白葡萄酒为主。而喝酒的大部分是女人。做这一行的女性比例本身就偏高，我们公司也不例外。说起来，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公司见不到害羞或扭捏的女人，大概最扭捏的就是几个还在读书的实习生和去年毕业刚刚进来公司的我。但只要留在这里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会变得大方起来。在喝酒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就是，从一开始推推让让到现在不需要年资髙的同事询问，自己也会倒上一杯，然后直到几个人把一瓶或两瓶酒喝完，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

TGIF是一个契机让同事有机会放下手头工作，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聊天。也会作为庆祝同事生日，完成一笔大单，升职加薪或者Last Day的特别时刻。我们的工作往简单了说就是要entertain所有利益方。花心思去经营关系，了解需求，帮助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双方达到最满意的配对。而TGIF的那一个小時我們要entertain自己。

沿街酒吧人们开始鱼贯而入的周五夜晚，想到身处在一个车位被卖到500万的欲望城市，TGIF便成为一种仪式。每一个人都需要在日常中通过仪式获得慰藉，也许靠刺激味觉，靠麻木神经，靠狂欢或者购物。同事们认真工作，大声讲笑，发脾气的时候都是可爱的。我看到活力背后的韧性，一种被榨干之后又可以快速复原的能力。无论是生计所迫还是与生俱来，构成这座城市的人们，背负着某种使命，不分日夜地，陀螺一般旋转，画出自己的生命弧线。

“马吟雪，你心目中最难忘的校园角落是哪里？”

“呃…………………………卫生间算不算？”

“神马？”

“卫生间……”

“说出你的故事！”

对，我的同事马吟雪同学，她心目中最难忘的校园景色是卫生间！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年她刚刚入学，就读于阿拉伯语专业，学过阿语的都知道这门语言有多变态难学，更何况学校对阿语专业的英语要求一点不比其他专业低，简直雪上加霜。那天在图书馆准备第二天的英语考试，被两种语言逼到快要崩溃的小马同学决定去卫生间哭一场…… 

刚走进卫生间，小马同学呆住了，妈呀，这个卫生间怎么比家里的卧室还宽敞啊？那一排水龙头锃亮锃亮的！在一整面大镜子的反射下，整个空间被日光灯照得恍如白天，就连心里都给照得亮堂堂的，惹得委屈没处藏。（PS：02年，松江新校区刚建好，什么都是新的） 

“看着这么气派的卫生间，突然忘记是要来哭一场，洗了把脸就乖乖地回去背单词了”。 

△ 我心目中的某某某大学校园一景第一名

我觉悟得晚，各方面。9岁时，弟弟出生，第一反应是家庭地位受到了威胁，得到的爱会被分走。那时候我自己成绩很好，但志向从来不在数理化语文英语，唯一的偶像是加拿大的柯伯格，他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从事真正的公益事业，大喊“free the children, free the world”。其实这对我来说很盲目，我出身于农村，也不是说农村不好，而是我的世界很小，不清楚公益是什么，我理解的公益就是柯伯格说的：“我要改变世界”。

弟弟是智力障碍，这个在他4岁以后才慢慢确认。家庭的窘境、父母的焦虑，一大堆普通残障家庭会面临的问题统统出现，自私的我战胜了要改变世界的我，15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加上因为上高中离开了家，我离家庭的困境远了，忘记了儿时幼稚的梦想，也就忘了柯伯格了。

当我25岁，主动将在老家投靠无门的弟弟接到城市里一起生活时，很多人都说“勇敢”，我一遍遍解释，这不是勇敢，因为这不是一时一刻做出的决定，这是花了10年做出来的决定。10年想一件事，能勇敢在哪里呢？我只能说，10年的时光，让我成长于一个有着残障孩子的家庭，亲历其中的各种问题和绝望，真正深刻得理解了同理心、责任感。

我从弟弟的困境和需求出发，我从我作为残障家属的困境和需求出发，这几年才刚刚开始有一些觉醒，去尝试了各种公益活动。因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接触到了传媒这个链条上的很多信息，我深信公益+传播，会是一件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的尝试。

我不希望只是我的弟弟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我也不希望绝望的家庭要沉溺在绝望里。当我看到那些报道，讲某某家长要抱着自闭症孩子跳楼，某某家长杀害了残障孩子然后报案自首，内心里直觉太恐怖，但又明白太无力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我们只是开始在所在的城市，用无组织的身份组织了很多融合性质的活动，不论是组织福利院的残障青少年去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旅行徒步，或者一些有趣的公益设计、拍摄活动，都是在用传播的方法去影响残障群体和健全社会的关系。

我一直在解释我在做的事情。我不是在帮助谁，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自然要自己有所获利才能持久。我一直在用这种想法来解释我的坚持以及接下去可能的长久。我在救赎我自己，我在寻回我儿时的梦想。如果不是这些，我和丢掉了儿时梦想的麻木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也许我会在另一个行业碌碌无为，也许我在现实的困境里辗转惆怅，也许我在过另一种生活，更好的或者更坏的，这不就是任何一种无解的可能吗。

但现在，我特别热爱当下的工作以及下一步的选择。我现在在做纪录片，而接下去我可能要去公益机构工作或者自己从零创立一个民非组织，去做公益和传播有关的事情，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残障到底意味着什么。

只有到今天，我才真的认识到梦想这件事情在持续，它回来了，柯伯格回来了。

我的智商测试成绩最好的一次是117分，我家先生说：比我低一点，还可以。我白了一眼说：”我是用脚趾头做的，没用大脑。“说完大笑不已。

我很少佩服一个人的智商，哪怕对方会的东西我真的不会。可是，我最佩服的这一位，他没受过什么教育，更别提高等教育，也没读过什么书，更谈不上深度思考。但他常常语出惊我，即便没有逻辑，也能引发我深入思考。

二十多天的阴雨后，终于在傍晚时分看到了落日余晖。

我感叹说：“我已经好久没见到太阳了。”

他随口一句：“他去别的地方照亮别的人了。”

盛夏的德胜河边，绿草茵茵，不时遇见鸡蛋花和夹竹桃。我们走河边散步。

他停下来，左脚在草地上摩擦，我着急地阻止：“哎，你不要乱踩小草呀，它们这样会痛呀。”

“我是在给它们按摩。”语气平静有力笃定，我想他是认真的。他的动机不是伤害，是一份体恤。而我以为的伤害，那是我的认知结构得出的结论。所谓世界在人心中，确实如此。

家里放了几捧花，非洲绿菊有些花瓣枯了，我自言自语：“叶子枯了，我来把它摘掉几片。”

他认真地看着花说：“没ku呀。”

我重复：”枯了。“

他继续问：”它怎么ku的呀，我没听到呀。“

我笑了，他以为花儿被我摘掉花瓣在哭了。霎那间我想，怪不得有人把花瓣一朵朵枯比作无声的哭。

零散的对话和事件，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发生，如果我细致地去看、去听，很多的细节值得回味。我突然明白，一个孩子的到来，确实是来让父母成长的，从自我意识中跳跃出来，通过另一个从自己身体中分离出来的、由自己养育的生命进行观察，过往的自己有多少的固化的认知和概念，有多少被教化和影响的观念，又有多少理所当然的错与对。

我最佩服的人，是我的儿子。我的佩服，是尊重，我尊重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尊重他看待生命的方式，也尊重他探索和尝试的渴望。这些，让已经遗忘了童年的我，想象自己小时候对自己也同样对笃定、信任和支持，允许任何可能发生。

沛，水波流也。

棠，从木尚声也。

沛棠，是我爷爷的名字。经年思忆愁想，用执念浇灌往事，亦未开出过从前繁华之境，大抵他的一生太过贫瘠。那是与水波流，与从木尚声，截然相反的干涸，孤寂。

但我总希望，他有丰沛得长出一朵海棠花来的时刻。

多年前乡村的夜晚，开一扇圆窗都容易熟睡。人们枕在凉风里，凉风又把竹子的，甘蔗的，芒果琵琶或木瓜杨桃和黄皮的香味灌进屋子来，进入人们的梦中，我的爷爷或许在那时翻了个身，梦里就听见了蛙声，鸟鸣声，猫叫声，狗吠声和小兔子说肚子饿的声音。嗯，小兔子，在我爸爸上学，我爷爷还没有我爸爸如今年纪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窝小兔子，红眼睛的，不爱吃红萝卜，吃菜叶。

明月光，照地堂，他的懦弱，寡言少语，谦卑礼让，在那些个夜晚，就统统变成了温柔，他把温柔交给他自己，并且自觉幸福，香甜地抱紧他的被子。厚被胎，带绒毛的被套，是他收割了稻子碾了谷，或者剥了花生榨了油，也可能是在哪个刚建起的几层楼房搬砖盖瓦领了工钱才得以添置回来的。嗯，添置，那个时候买一张好被子比现在添置一件贵重的家具还要艰难。他啊，向来是个睡相深沉的人，做着好梦，打着响亮的呼噜，啪嗞着嘴巴回味白日捅马蜂窝偷尝的几口蜂蜜。他扯过被角盖住自己的半张脸，偷偷地笑，用鼻子去嗅，恍惚闻得到被子那藏着稻谷香，花生油香，和他汗水的味道，他为此幸福得沾沾自喜。

我未出生之前，我希望，并且隐隐地觉得，他就是这样的。

我出生之后，我希望，并且隐隐地记得，他还是这样地容易沾沾自喜。那时候屋企（家里）要锄禾插秧，瓜地要担粪施肥，龙眼树要喷雾杀虫，种着葛薯木薯马铃薯，开着椰菜花油菜花豆角花，挖着卷心菜通心菜，挂着丝瓜玉米。他每天有劳作，每天有收获，清晨起床用釉着白底蓝边漆的漱口杯洗去昨日梦中傻傻的回味，然后带上锄头镰刀农药瓶水桶菜篮去地里，傍晚在河边先把瓜果和菜洗干净，然后捧一捧水洗脸，在日落掉下屋背山之前回家。

我们把傍晚的太阳叫日落，还把早上的太阳叫日头而不是日出。我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我爷爷常把“日头晒”挂在嘴边，然后依旧乐呵呵地出门。他爱阳光，也爱雨露，从春分到芒种，谷雨到霜降，踩上垛好的田埂，看看他躬耕的作物，笑得比太阳还要开心，比月光还要温柔。

当然这些情境我没有看见过。在我还是个女娃娃的时候，并不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出门就被家长背在背上。因而我也没有晒着晒他的日头，淋着淋他的雨水，没试过汗流浃背，没试过舌头冒烟。

我日间在四合院里其他人家的家里玩耍。我有我小叔，阿忆姐，达安哥，肥肥，弟弟公，阿胼娘，阿梅。有糖吃，有玩不完的游戏，看不完的电视。夜晚也不用他接我回家，我玩累了阿叔把我拎回家。吃过晚饭我就捣鼓各种趣儿。比如弄来一种草浓稠的汁液当胶水粘纸折的花儿，他因而觉得我是特别聪明的孩子。

听说小时候我睡二楼，木质扶梯，摇摇晃晃，害怕过，不敢上楼，每次要人抱上去。他逗我，拿粒糖在二楼冲我喊，我咚咚咚跑上去，快乐得不得了。后来觉得楼梯无比好玩。但其实我没有记住这些温馨的细枝末节，我太年幼，所以放心地把这些美好拜托给了当时的爷爷。他后来告诉我，我记住的就只是，他后来告诉我时眼里的笑。那是浑浊的，不清澈的，年老的目光呢。像我模糊的，记不完整的，遥远的童年记忆。他的目光把我的记忆装着，于是他眼里有了倒影，也不是泪水的作用，是回忆的收藏。

我不知道在他收藏过的时光里，有没有丰沛得开出过一朵美丽的海棠花。我希望他觉得那时候的我像一朵海棠花。

我稍微长大一点，开始上幼儿园。那时候已经不住四合院了。马路边的新家，上学我太磨蹭的话小叔就不等我了。换他领我过马路，去幼儿园。小叔一直不知道爷爷手中总有些零钱的，给我买雪糕买糖吃。下雨天他会来接我放学，给我带一双绿色的小雨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双雨鞋的样子。我记得幼儿园毕业也是在一个雨天，他来接我，我给他看我的毕业照片。他眼睛不算好，找了挺久，在一堆穿着幼儿园班服，额头都点着小圆点的女娃娃中找到我，说：“哟！好看！”我高兴得跳脚，刚好踩中一滩雨水。他单手抱起我，脱下我的雨鞋，朝下倒了倒，没有倒出水来，于是放心地给我穿上，牵着我的手儿回家。我的脚小，雨鞋一直穿到小学三年级。我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也还是在用他给我削的铅笔。我不会削铅笔。

那时候家里养着一只猫，他不怎么忙农事了，是个闲下来的农民。家里养着一只猫，他有时把猫抱出来晒太阳。我说过的，他热爱天气，常常望着云朵出神。他看着看着就过了一整个下午，然后晚霞满天了，他说：“看这晚霞明天也是个好天呢”，于是把坐热了的凳子拿入屋，等着吃晚饭。他做菜比奶奶好吃，但不常做。除非是当时年幼的弟弟饿了。

弟弟在他怀中的时候，他就愉快地冷落了那只猫。后来那只猫生了小猫，他愉快地把大猫小猫都送了人。其实妹妹并不十分愿意。他对妹妹说，“以后你就不用给小猫喂吃的啦”，成功扯住了妹妹的懒根，于是妹妹就不闹了。

他分给自己的那一点温柔，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分给了我，分给了妹妹，然后是弟弟。在我们还都很小很小，都不怎么记事的时候。他的目光温柔，胜过他昨日看向那些亲手耕种的作物。那些作物回馈他以稻谷果实，但我们仨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变成勇敢又有担当的人，他就已经离开，说什么都来不及。

他并非离开得毫无征兆。他病重的时候，爸爸赶回来。抢救之后活过来但失去了语言功能。那时候我念初中。中午一点，日头很晒，医院就在我学校对面，我去看他，浑身热辣热辣的，泪水滚烫得我睁不开眼，走到半路呜呜地捂脸哭起来。

他不会说话了。

不会说话的他，也只有少得可怜的温柔，是全部留给我们的，别的人都不给。别的人都觉得他活大半生都板着脸，不对别人说好话，傻愣愣的，偏又耿直。他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从不夸耀过什么。他是大哥，但不及我的几位叔公出人头地。他种了半辈子地，还来不及为自己养一朵好看的花儿来。他离开的时候，是我祖母去世后一年半，他含辛茹苦寿命比他妈妈都少二十多年。于是别的人觉得他可怜，用一种怅然的目光打量他。

我也觉得他可怜。

他去世的那个晚上，我藏在衣柜里睡觉，不想有人找到我。我迷迷糊糊听到爸爸妈妈喊我的声音，他们喊两声，估计就出门到别处去找我了。我想了想，不太忍心，从衣柜里出来了又还是怕，于是躲在了衣柜后面，站着靠着衣柜打盹，我那段时间睡眠一直很不好，站着都能睡。后来我妈妈还是找到我了，她骂我两句不懂事，然后哭起来。我爸爸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妈一直在哭。

我莫名其妙想起自修后我站在学校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回家的那个晚上。爷爷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颜容。他笑，嘴角漏风，哈哈哈哈哈。我说爷爷我明天就是大礼拜了就能回去了。他说，啊啊啊啊啊啊。我问，奶奶在吗？他急了，啊啊啊啊啊啊。我问，你能叫奶奶来听电话吗？他哭了，呜呜呜呜呜。

“你不要哭啊。”

“我奶奶是不是不在？”

“没事的。”

“……”

“我是颜容。”

“我明天就回去了。”

终于他笑了，哈哈哈哈哈哈。

以至于后来，我总有一种错觉，他在等我的那一句“我明天就回去了”，他不会等太久，但他会等到明天。

在抵达明天的过渡里，或者已经有水流经过，在他心里开出一朵海棠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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