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已经开始偏航。60多岁的陈德才越来越力不从心，有时候是作为搬运工的自己，对着几十斤的货物束手无策；有时候是妻子的突然病发，他只能默默祈祷妻子“别去搞破坏”；还有时候，是老板辞退的通知，理由很简单，“你不值这个价”。
他习惯了被赶来赶去，并且从不据理力争，“跟老板争没意思，又不会多给你工资，赶紧去找别的工作才重要”。
步履蹒跚的陈德才一直觉得，自己是因为错过了最初在深圳的十几年才落得“卖体力”的下场，可他那400名同乡，兜兜转转20来年，也只有几个人真正在深圳扎根落脚。
实现命运逆转的村民杨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在深圳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店面。这个生活体面的中年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靠的是“背靠悬崖、无路可退、了无牵挂”。
跟随村里的大部队去深圳打工时，他的父亲极力地反对。离开那天，父亲是拿着菜刀“送”他的。
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和包装厂的流水线有关，一个月赚100多块钱。有老乡叫他出去搞珍珠棉的生意，他二话没说就辞职了。那时通讯不发达，他就每天坐公交车到各个工业区，企图混进去，找各家企业谈生意。
门卫拦住他，他说自己是有预约的李先生。一查，没这个人。出去绕个半天，再回来，门卫换班了，这次他成了有预约的王先生。
他就这样“用双脚几乎走完了珠三角所有的工厂”，以一个月穿破一双皮鞋的代价，打开了销路。
回头看，这个从塘山村走出来的汉子说，自己毫无退路，“几个月没工资了，再打不开销路我就只能饿死。”
杨剑觉得庆幸，那时自己刚结婚，妻子通情达理，父亲和自己断绝关系，也没生孩子，可以说是“了无牵挂”。
可他的400个同乡，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李伟安置好病重的父亲，从老家再次回到了浙江，还是去了原来的炊具厂，尽管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可他看中领导对他的重视，还偷偷想，卖力点多干几年，也许还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生活的皮鞭又一次不经意落下。先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孩子。妻子怀孕了。李伟慌了，炊具厂的工资偏低，无法再负担一个孩子了。他心里纠结，一直拖着没去辞职。
孩子出生后，他去超市买奶粉，走到货架的边边角角，他觉得那些奶粉太贵太贵了。动辄几百元的奶粉他拿起又放下。最后，这个年轻人把工作辞了。
一家人搬到了浙江另一座城市，李伟进了收入高几百块的家具厂，开始卖苦力。
杨锦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受家庭的影响，能在浙江的工地好好干活，把家里修房子欠下的十几万元还清。他在当地人缘不错，找他干活的工地不少。
最值得他高兴的是，女儿成绩优秀，奖状挤满了还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新房墙壁一角。
直到今年春天，老家父母来电话，一向懂事的孙女突然不愿意去上学了。他才想起来，好多个疲惫的深夜，他都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那时，他困得昏昏欲睡，电话那头，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告诉她，自己被同住的女生欺负，“如果不给钱就打我”。
女儿的话没有太放在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上，他找到班主任，两个大人一致认为：“六七岁的孩子，能欺负个啥？”
工作忙碌，他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几个月后，女儿在电话里哭喊，“为什么她还要欺负我？”女儿抽泣着说，欺负她的女生不仅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继续要钱。
他匆匆忙忙赶回贵州山区，看到女儿，好说歹说哄着到了学校门口。可女儿死活不愿意下车，哇哇大哭，抱着他不松手。
他觉得自己也快哭了。最后，这个原本打算“把女儿哄进学校就走”的父亲，允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几个月过去，他依然留在老家，每天送走女儿后，再骑着摩托车到县城做零工。
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家里的两层小楼，他给三个孩子一人留了一间房，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年轻时在广东打工，曾住过臭烘烘的集体宿舍，“没有隐私”，他不想孩子也过那样的生活。
咬着牙，杨锦云把房子多加了几十平方米，代价则是多出来的十余万元成本。
这个父亲吐着烟圈，眼睛红红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家乡等多久，不过，他很确定一件事，“女儿不恢复过来，我是不会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