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押题】新传高频考点！新闻专业主义！

毋庸置疑，『新闻专业主义』是新传考研中考察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重要考点之一。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便引起了学界极大重视。但在中国，学界和业界对新闻专业主义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学者异常兴奋，但业界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新闻专业主义至今还很难本土化？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新传真经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重要的考点『新闻专业主义』

一、何谓新闻专业主义

二、 探索新闻专业主义历史

三、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根据学者陆晔和潘忠党的总结，可将其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3）他们是信流通的把关人，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4）新闻从业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

（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这个名词的提出是基于历史上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是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人，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不高。但终因美国整个大的宏观社会背景影响之下，传统的新闻业也正在随着变化，其思想觉悟也发展。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持续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工作状态与大众新闻业初创时期有了质的变化。正如舒德森（M. Schudson）所言，“新闻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30年代的‘发明’，而记者则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发明’”。

与此同时，按照内罗内（J. Nerone）的观察，“一种支配性的新闻业范型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职业记者所确立”，此时的新闻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加入了遍及美国的专业主义运动。由此，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团体意识的都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才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在受到这种宏观社会变革的影响后，极大地改变了19世纪晚期美国新闻业的面貌。整个新闻业的“新闻的产业化”日趋凸显，它表现在发行量和广告额的激增、新闻业资金门槛的提高、报业经营形成集团化管理和行业细分等等。随着一座座报业大厦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拔地而起，此时的新闻业已经与19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便士报”不可同日而语，而新闻记者的构成和劳动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新闻界著名的“扒粪运动”，其中的记者多在没有形成科层分工的杂志社工作，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然而，他们揭发政治和商业腐败，但是并不是要改变社会形态和进程，而是希望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其实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当时新兴的意识形态风靡整个美国新闻界，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在社会与新闻业之间进行一种二元划分： 一方面，专业主义强调新闻业应该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土壤，并对各种权力进行监督。 由此，新闻业不再是内生于社会文化，而成为社会的外在观察者和监督者；

另一方面，专业主义要求在新闻从业者与一般公众之间进行二元划分，强调新闻从业者有着较高的技术门槛，因此他们有资格在信息上服务公众，在民意上代表和引领公众。 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基础。

提及新闻专业主义，就一定得提及张季鸾执笔的新记《大公报》。虽然现在很多人把其归为“文人论政”的主要代表，这不为过，但张季鸾在重执《大公报》时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时提出了“四不方针”，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的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 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 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学者李金铨认为，“ 20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favor, withoutfear)' 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

但新闻专业主义始终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行业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闻领域的改革迅速启动。30余年来，新闻界主要进行了三次学术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由“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传媒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

第二次在90年代，肯定了新闻的商品性，确立了我国新闻事业“上层建筑、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推动了传媒业与市场的融合和大众化发展道路；

第三次在新世纪，围绕传媒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而这次讨论引起了人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唤。新闻专业主义为我国媒体提供了一种抵抗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话语，使媒体明确了其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也有助于形成新闻工作者对于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正如李良荣教授表示，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引入到中国，学界希望通过新闻专业主义阻挡政治对新闻的干预。但事实上，它筑起的是一道草糊的篱笆，什么也挡不住。此外，李良荣教授认为，学界与业界之前产生的分歧原因是：学界让新闻专业主义承担了太多负荷。学界将新闻追求、新闻理想、政治民主、新闻自由都压在一个概念里，业界却认为实际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