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秀几乎一生都没有远离家乡绛州，年轻的时候，他师从同乡先生，科举不中后，就放弃了仕进之途，他终身以秀才身份致力于治学教学，他根据传统对孩童蒙学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人修订，改名为《弟子规》。

“凡出言，信为先……”，“人知之，愈思勉……”，“善相劝，德皆建……”，“理服人，方无言……”。

《弟子规》流行的原因非常简单，它将 “孝、悌、谨、信、仁”等儒家思想精华，变成了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文字。

文风朴实，说理透彻，用直观和循循善诱的方式，教授做人的规矩以及规矩背后的道理。

在新绛文庙，康熙二十七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李毓秀的名字，这个碑是康熙戍辰的时候，也就是1868年（1688年），他四十岁（41岁），按这个年龄算，正值中年，工资也不高。

这是一份县里重修文庙的捐款名录，在众多官绅贤达捐款名单中，李毓秀也仅仅作为当地一名普通乡绅，排在极不显眼的位置上，但他的 《弟子规》却流传于大江南北，被誉为“人生第一步，做人第一规”。

从乾隆年间的《直隶绛州志》到民国时期的《新绛县志》，关于李毓秀的描述中，都出现了这样几行字，“晚而讲易敦复斋，听者屡满户外。 ”

“屡满户外”四个字，生动地刻画出李毓秀在自己创办的敦复斋讲授易学时的轰动效应。

李毓秀所处的时代，绛州地域耕读传统醇厚，私塾教育兴盛 。

在李毓秀创办敦复斋之前，绛州就已经有了六座较大规模的书院， 学子们读书，不单单是为了获取科举功名，更重视传道明志，修身立人。

《弟子规》正是产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当中。

除了《弟子规》，李毓秀还著有评析儒家经典的《四书正伪》，《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等，以及他的个人诗集《水仙百咏》， 李毓秀以一百首诗词专写水仙，咏其清雅，诵其高洁，传道解惑，深入浅出，是师中典范，超凡脱俗，借物咏志，显文人风骨。

《弟子规》这部著名的蒙学读物背后，站着的是一味博学通达，见素抱朴的乡间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