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探析

1 绪言

圆明园是清代最重要的一座离宫御苑，其内容远比普通的皇家园林要复杂得多，除了丰富的景观建筑和山水花木之外，还承担着举行仪典、视事理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

御苑庞大的景区中专门设有相应的理政空间，在此长期园居的五朝清帝的御制诗文以及其他官方文献都曾对圆明园的理政功能特别加以强调。例如雍正帝《圆明园记》称：“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画漏，与诸臣相接见之时为多。……昼接臣僚，宵批章奏，校文于墀，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1] 乾隆帝《圆明园后记》也称：“昔我皇考因皇祖之赐园修而葺之，略具朝署之规，以乘时行令，布政亲贤。”[2]1233《日下旧闻考》记载：“圆明园启自世宗，实为勤政敕几、劭农观稼之所。皇上绍庭继述，每岁恭值驾幸圆明园，凡涖官治事，一如内朝，晷刻靡间。”[2]1231 其理政空间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主要分布在勤政亲贤景区，另有一些附属空间位于宫门外。

勤政亲贤景区创建于雍正三年(1725 年)，在四十景中排名第二，位于正大光明之东，南临园墙，由四路院落组成。最西一路为勤政殿，东为飞云轩、怀清芬、秀木佳荫、生秋庭一组院落，再东为芳碧丛、保合太和殿院落，最东一路建筑为五进庭院的吉祥所( 图1)。

勤政殿是御苑中最重要的理事殿宇。《清会典》载：“皇帝驻跸则听政焉，遇驻跸圆明园，凡召对群臣，引见庶僚，均于勤政亲贤殿。”[3] 乾隆帝《勤政亲贤》诗序称：“正大光明之东为勤政殿，日于此批省奏章，召对臣工，亭午始退。”[4]

从《圆明园四十景图》上看，此殿位于一个独立的院落中，游廊环绕，不设东西厢房。乾隆年间的勤政殿面阔五间，前后各出三间抱厦，歇山顶( 图2)。清代晚期样式雷图显示后期的勤政殿平面有一定的变化，故而刘敦桢先生《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称：“勤政殿旧制五楹，此图割东稍间之前半为小院，西稍间则前后截缩几半，未知何时所改建。”[5]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刘先生所判断的“割东稍间之前半”、“西稍间前后裁缩几半”，而是东稍间向后延伸，形成相对独立的两卷单间东书房；西稍间未变，以砖墙分隔为西书房；中央三间连同前后抱厦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其平面形制看上去很像面阔三间的前后三卷殿宇带东西耳房，因此也有清代后期文献称此殿为“三楹”。

勤政殿东侧一路庭院分为四进，其中所有建筑均采用悬山屋顶( 图3)。第一进正房为飞云轩，面阔五间，北出三间抱厦。乾隆九年(1744 年) 以后，在飞云轩东南侧增建了一座三间小阁，名“静鉴”。飞云轩北为怀清芬，面阔五间，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 因皇帝作了一篇《四得论》而在此悬挂“四得堂”之匾1)。再北为秀木佳荫，其性质是五间穿堂殿，殿前搭建藤萝架。最北为生秋庭，又名生秋亭，乾隆年间每逢立夏和立秋，在此设立香供，由皇帝亲自拈香行礼。从生秋庭明间穿过，往北跨过溪流，就来到九洲清晏寝宫区。

中间一路建筑庭院空间宽阔，分设前后三殿。前殿芳碧丛是五间周围廊歇山敞轩，四周不设槛窗，中央设宝座，夏天曾在院里搭建凉棚，与百竿翠竹和玲珑湖石相映。中殿为保合太和殿，为整个景区的主殿，据《圆明园四十景图》和其他相关图画(图4)所示，此殿外观表现为九间歇山周围廊大殿，前出三间抱厦。嘉庆帝经常以保合太和殿为夏季披阅奏折之处，并将殿东一室题名为“养心室”，其《养心室记》称：“勤政殿东为保合太和，轩庭宏敞，行树幽深，长夏清晨，每于兹庭中披阅奏折，境界清凉，不觉炎暑。其东室额曰：‘养心’……”[6] 殿北为富春楼，二层九间殿悬山建筑，性质类似于后罩楼，与保合太和殿之间有平台游廊相接，形成“工”形平面。富春楼东侧跨院中有一座五间殿，名“竹林清响”。

吉祥所是景区最东一路建筑，由五进院落组成，前院设宫门和垂花门，后四进院格局一致，均为五间正房加上东西厢房各三间的模式，可能是一组管理机构用房。

在正大光明殿之东、勤政殿西侧另有一座五间歇山殿宇，名“洞明堂”，也是清帝重要的一处办公场所，《日下旧闻考》将之列入正大光明景区，但无论就其位置还是功能而言，更应该属于勤政亲贤景区。

圆明园宫门区设有庞大的官员办公机构，成为御园理政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宫门外设左右朝房，门内东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衙门值房，东夹道内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衙门值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

二宫门出入贤良门两翼设左右值房各五间，是各部院大臣入值的场所，东侧的罩门距离勤政殿极近，是各衙门官员奏事的专用入口。东西罩门之外又有东西如意门，门内西侧设翻书房，东南为清代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军机处值房。

清代帝王在大内紫禁城和重要的离宫中都设有专门的理政空间，其形制大致相当于古代“三朝五门”制度中的“治朝”。紫禁城的理政殿宇原以乾清宫为主，雍正以后主要改在养心殿，偶尔在乾清门御门听政，同时懋勤殿等殿宇也兼有一定的理政功能。离宫中的理政殿宇始于康熙年间所创的畅春园澹宁居和避暑山庄依清旷殿，圆明园勤政殿等相关殿宇继承了这一传统，因此刘敦桢先生也认为圆明园勤政殿“与宫内养心殿同，即古日朝遗制也。”[5]

养心殿位于紫禁城中轴线西侧的独立院落中，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大内最重要的理政区域兼皇帝寝宫。此殿分前后两殿，前殿是主要的理政空间，其形制为三间大殿，但在每间之中另加两根方柱，再分为三间，总体上形成实为三间外观却似九间的特殊形式，其南面伸出六间抱厦，位置偏西，造型并不对称( 图5)。殿内悬有雍正帝所书“勤政亲贤”匾额。平面通过两道隔墙划分为中央空间和东西暖阁。中央部分略显宽敞，明间正中设宝座。东西暖阁的室内布局和功能在不同时期均有变化，以各种隔断作出复杂的划分，其中东暖阁布置了皇帝的寝宫陈设，西暖阁设有仙楼佛堂。两处都曾经用作清帝召见大臣、批阅奏折的场所，也曾在此举行万寿节行礼、宫廷聚膳、赐宴等活动，同治、光绪时期两宫太后亦于此垂帘听政[7]。

康熙中叶在北京西北郊营造清代第一座朝寝功能完备的离宫畅春园，即于朝会区之东另辟一个独立的澹宁居院落，成为康熙帝日常视政的场所。《日下旧闻考》载：“澹宁居前殿为圣祖御门听政、选馆、引见之所。”[2]1275 大臣王士祯《居易录》载：“上在畅春苑，每引见诸臣，常御澹宁居，止三楹，不施丹雘，亦无花卉之观。”[8] 《居易续录》又载：“澹宁居在苑东偏南向，仅三楹，制极朴略。”[9] 可知这座理事正殿仅有三开间，规模狭小，且不施彩画，具有俭朴实用的特点。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 六月初三康熙帝首次在澹宁居接见臣僚。当年《起居注册》记载：“巳时，上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大臣请旨。”[10]此后康熙帝在畅春园驻跸期间，基本都在此听政，并在其北侧设置专门的值庐[11]。

承德避暑山庄的理政殿宇为依清旷殿，又名四知书屋，位于离宫正殿澹泊敬诚殿之北，为五开间硬山建筑，两侧用走廊与主殿相连，是清帝召见外藩、接见大臣、日常办公和勾到秋审犯人的地方。《养吉斋丛录》载：“澹泊敬诚之内，一层殿名依清旷。召见臣工，往往在此。”[12]201 殿两侧曾设有书房和值房组成的院落( 图6)。

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显然比紫禁城、畅春园和避暑山庄更为复杂和完备。

圆明园理政区的核心殿宇是勤政殿。清帝除了日常在勤政殿中披阅奏章、接见臣工和召集军机大臣议事之外，最正式的朝会形式是“御门听政”。这是一种规模较大的内阁会议，承乾清门听政之遗制，《国朝宫史续编》载：“御门之典，以宫中御乾清门听政得名( 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亦曰‘御门’)。凡折本下内阁，得旨于某日御门办事，届日，乾清门预陈御榻黼扆( 勤政殿则御宝座)。所有内阁部院衙门捧本、进本，内阁学士读本，宣答时大学士、学士等承旨，记注官及翰林、御史侍班。”[13] 从《起居注册》和《实录》的记录来看，凡称“御×× 听政”者均为这种特殊的“御门听政之典”，康熙时期多在紫禁城乾清门和畅春园澹宁居举行，雍正以后则多在紫禁城乾清宫和圆明园勤政殿举行，参加的大臣较多，内阁学士和各部院官员、记注官、御史等均在场，有较严格的仪式程序，与一般的召见、处理政务明显不同。

圆明园勤政殿有时用作接见外藩使者的场所，较为隆重，如《起居注册》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正月十三日“上御勤政殿陛座，布鲁特阿集必衣来使西拉噶斯等行三跪九叩头礼，上招至御座前亲加慰问。”[1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六十年(1795 年) 乾隆帝在圆明园勤政殿中正式宣布册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太子，准备传位2)，也从侧面证明了勤政殿的重要地位。

勤政殿的内部空间非常灵活。道光间大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对当时的勤政殿和东书房的格局有详细描述：“圆明园召见，向在勤政殿。三楹，槅扇洞开，殿中有横槅分前后焉。殿东有套间曰东书房，无前廊。夏日召见在殿中，春秋则在书房。书房门向东，前加牌杈。臣工由东首台阶上进殿，过横槅，转牌杈，向南稍东即南向跪，则面圣矣。此地不大，盖截书房北段为小间。北墙有槅扇门，驾由此出入，是以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将书房添前廊，南向开门，北安窗，炕倚窗，设御座炕之西头。东南向窗间设大玻璃，以防范外人窃听。圣人防闲之严如此。臣工自殿外南向之门入见，自戊戌正月始也。”[15] 对照清代咸丰年间的样式雷图，可见勤政殿的东书房分为前后两间，北间靠窗设炕；西书房靠南窗设炕床，周围临时休息之处；中央三间分为前后两部，前部较宽敞，中设宝座，后部又分隔为东西两室。整个殿宇空间尺度不大，以方便实用为主，不太讲究礼制和排场，甚而皇帝在东书房中可以北向而坐。清代后期特意在东南槛窗设置大玻璃，防人窃听，具有很高的私密性要求( 图7)。

保合太和殿是另一座重要的理政殿宇。《日下旧闻考》载：“保合太和，正殿三楹” [2]1331，与《圆明园四十景图》所示的九间大殿形象有所出入。笔者推测此殿的平面柱网形制模仿紫禁城养心殿，原本面阔三间，但在每间之中另加两根柱子，形成外观类似九间的特殊形式。清代后期的一张样式雷图显示其平面由周围廊改为仅设后廊(图8)。

此殿的室内空间与养心殿也颇有相似之处，分为中部和东西暖阁3 个区域，且东西暖阁中均设仙楼和复杂隔断。西暖阁悬“勤政亲贤”和“养性”等匾额，乾隆三十年(1765 年)自紫禁城养心殿移天球仪、地球仪于此陈列3)，嘉庆帝又增添“养心室”题额，都强调了此殿与养心殿的亲缘关系。此外，保合太和殿与其北侧的富春楼的关系和养心殿前殿与其后殿的关系也有些相似4)。此殿规模大于勤政殿，清帝时常在此批阅奏章。

怀清芬、芳碧丛是相对次要的理事殿，但使用的频率也比较高。乾隆帝经常在怀清芬进早膳，随后处理政务并接见大臣；芳碧丛采用四面开敞的形式，最宜于夏日办公，乾隆帝《芳碧丛歌》特别提及：“文轩五架虚且明，夏晓延凉咨政处。”[16]洞明堂是另一座不可忽视的理事殿。此殿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作清帝勾到秋决犯人的场所，有时也是批阅奏章的地方。

除了以上殿宇之外，清帝在圆明园园居期间，有时会在九洲清晏寝宫批阅奏章，在同乐园、山高水长、瑞景轩等处办事、引见，有时也在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临时办公，其视政场所根据游乐等其他活动而有所变化，比较灵活。

勤政亲贤景区中主要殿宇都以理政功能为主，而且除保合太和殿以外基本都采用五间殿的形式，尺度相差不大，内部陈设则有繁简之别。根据清代后期样式雷图标注，主要殿宇的开间尺寸如下(表1) ：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穿戴档》记录全年393 日(含闰九月) 中，乾隆帝驻跸圆明园共168 天，其间主要在勤政殿和怀清芬两殿理政，其中在勤政殿办公78 次(1 月11 次、2月3 次、3 月1 次、4 月18 次、5 月19 次、6 月15 次、7 月7 次、8 月4 次)，在怀清芬办公56 次(4 月11 次、5 月15 次、6 月10 次、7 月12 次、8 月7 次、10 月1 次)。大致而言，1~3 月主要在勤政殿办事、引见；3~6 月大多先在怀清芬进早膳，随后办事，然后去勤政殿引见大臣；7~8 月光顾勤政殿次数减少，经常直接在怀清芬一处完成办事和引见等活动。其间也多次在其他殿宇或其他行宫中办公，除了少数特殊日子外，均勤于政务，毫不懈怠。

根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圆明园等处帐幔褥子档》记载，勤政亲贤景区中的保合太和殿、怀清芬和富春楼3 处都有寝宫陈设[17]912，可作临时休憩之用。飞云轩中大量悬挂乾隆帝历年所作《廷臣宴》诗篇，性质更近于书房；另外《起居注册》记载道光三十年(1550 年) 正月咸丰帝继位，当年二月“乙丑，恭移大行皇帝梓宫安奉正大光明殿……自是日始，上居飞云轩次。”[18] 说明咸丰帝曾经以飞云轩为守灵倚庐之所；之后数月经常在保合太和殿歇宿5)。生秋庭兼作祭祀场所，整个景区只有静阁、秀木佳荫和竹林清响是没有具体功能的建筑，造型并无特殊之处。虽然庭院中不乏山石和珍贵花木点缀，但并无更明确的造景措施。总体上这一区域是圆明园四十景中最强调实用功能而相对淡化园林趣味的景区。

相比紫禁城和其他离宫而言，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更加深刻地反应了清代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思想。

清朝沿袭了明代的制度，以大学士代替宰相，主持内阁，实行高度的君主专制。从康熙时期开始，一种不经内阁直送皇帝本人、完全由皇帝个人处理的机密文书—“密折”逐渐成为君臣之间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雍正时期大大扩大了密折的使用范围，使之从少数人使用的机密文书变为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国家正式文书，乾隆十三年(1748 年) 更谕令密折可取代奏本，与题本并重，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清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密折制度的普遍实行便于削弱内阁的权限，从而使皇帝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情况、控制臣僚，并能快速机密地处理重要的政务，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

雍正七年(1729 年) 创设军机处，开始时是一个秉承皇帝意旨办理军务的特设机构，后扩大为处理所有重大政务的中枢机构，更进一步架空和限制了内阁的权力，确保皇帝可以做到政由己出，完全掌握政府首脑的实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入关后的10 朝皇帝中，前面的顺治、康熙二帝和最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帝均为幼龄继位，曾经经历过大臣辅政或太后垂帘，恰恰在圆明园园居理政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均为长君即位，清代中期也堪称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最高峰。

在这种君权至上的体制中，皇帝不但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是庞大官僚机构的实际中枢，几乎所有重大政事均由皇帝乾纲独断。清代中期的5 位皇帝长期在圆明园居住，使得御园中的理政空间成为大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考虑到清帝园居的时间普遍超过住在紫禁城的日子，圆明园中相关殿宇的使用频率也比紫禁城中的同类殿宇更高。

紫禁城中的理政殿宇均分散于内廷之中，大臣进出并不方便；同时其空间虽不及外朝空间庄严肃穆，但其形制仍然恢宏而规整，仪式性大于实用性，宜于朝典而不尽宜于小规模的御前会议，且囿于紫禁城的整体规制，难以根据实际需要作太多的调整。离宫中的理政空间却可以根据需要作出灵活设置，更加适合政务活动的需要。

康熙朝前期，康熙帝每月几乎逐日御乾清门听政，召集内阁，批示章奏。康熙朝中期驻跸畅春园以后，以“御门”形式听政的次数渐少，多代之以较简便的召见和小型御前会议，澹宁居三间小殿足敷使用。避暑山庄依清旷殿扩为五间，功能相似。

雍正朝以后军机处的设立和密折制度的推广进一步强化了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的实用性。《啸亭杂录》载：“宪皇帝命内外诸臣，凡有紧密事务，改用折奏。”[19] 密折传递具有迅速、直接和保密的效果，雍正帝在位的13 年间所批的密折数量十分惊人，其中大半是在圆明园中批阅的。军机处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最高权力机构，缩减了朝廷的核心统治集团的规模，对于加强理政的效率和对朝政的控制有很大作用。军机处除了在紫禁城隆宗门外设有入直之所外，雍正至咸丰五朝时期的圆明园也设有军机房，《清会典》“办理军机处”条专门规定：“圆明园军机堂在左如意门内，每日军机大臣入直、召见、散直，皆与在宫之日同。”[20]

此外，清廷另一重要的咨询机构南书房在圆明园也设有值庐，如《郎潜纪闻》曾载南书房在“禁园东如意门外，乾隆间翰林入直之所。嘉庆初，复于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地逾清切，而旧直庐亦不废。”[21] 嘉庆帝御制诗注也称：“驾驻圆明园之日，南斋翰林趋晨直者向止如意门外廨舍，以听传宣，供奉笔墨。嘉庆六年，特命于奏事门内、勤政殿外迤东值厢拨给四楹为南斋翰林晓值之所。”[22] 其他重要的部院衙门也都在宫门区设有相应的值房。这些值房的设置视实际需要而定，对于君臣理政有很大的辅助作用。

康熙帝园居畅春园期间，在澹宁居“御门听政”的次数虽不及宫中，但至少每月都会举行。雍正帝驻跸圆明园期间，正式“御门听政”的次数明显更少，一年中往往仅有数次。皇帝处理政务的形式主要为批阅奏章、接见臣工和召开军机处会议，而一般的内阁奏议和题本逐渐变成例行公事。这种转变标志着清帝的实际理政方式由较为正式、公开的上朝形式演化为较私密的御前会议，由此对理政空间也不再追求庄严肃穆的仪典效果，而改为强调其功能性，空间尺度也更为近人。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试图缩短皇帝与臣下的距离，从一定程度上加强君臣之间的亲近感；另一方面是注意理政空间使用上的便利和私密效果。

在日常政务活动中，帝王需要的是与臣下的直接交流和对各种事务的恰当处理，更重视高效便利的空间格局和顺畅的流线，也需要一定的私密性和相对宽松的氛围。紫禁城中最常用的理政空间养心殿也是大内殿宇中室内布置较为灵活的实例，但此殿集理事殿和皇帝寝殿于一身，功能分区并不尽合理。圆明园中的理政殿宇位置均靠近宫门，院落格局简单，大多不设厢房，主要的殿宇通过抱厦、多卷勾连搭和套间等形式，营造出灵活可变的室内空间，很好地满足了日常办公、招对引见的功能需求，甚至还考虑到不同季节的轮换，显然比紫禁城的相关殿宇更适于日常视政之用，也比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依清旷殿的形式更丰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养吉斋丛录》曾载：“御门听政，大学士等旁跪奏，无毡垫。雍正间，圆明园御门，始设毡垫，而乾清门则未及也。乾隆五年冬，亦令设毡垫。”[12]140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圆明园理事殿的空间气氛比紫禁城要宽松，大臣所受的规矩约束稍宽，更有利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和国事的决策。雍正三年(1725 年) 八月雍正帝曾给吏部、兵部颁布上谕：“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若无应奏之事，不必到此。其理事之日，尔等于春末秋初，可趁早凉而来，秋末春初天时寒冷，于日出之前起行，不但尔等不受寒暑，即随从人夫亦不至劳苦矣。”[17]17九月又向内阁下旨：“凡来圆明园奏事之大臣官员等不必太早。……虽稍迟误，或一二人不到，亦无妨碍，并不至有误事之处也。”[17]19 在此一向以御下严酷、刻薄寡恩著称的雍正帝也表现出难得的人情味。

圆明园中高度发达的理政空间不但反映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象征着清代帝王所崇尚的“勤政”精神。

嘉庆帝曾说过：“我朝家法，无一日不听政临轩。中外臣工内殿进见，君臣无间隔睽违，上下交泰，民隐周知。视前明之君，深居大内，隔绝臣工，竟有不识宰相之面者，相去奚啻霄壤。”[23] 这段话并非夸饰，清代皇帝确实远比明代皇帝要勤勉得多。

在圆明园中园居的5 位帝王更是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勤政不怠的作风。雍正四年(1726 年) 正月二十日雍正帝首次在圆明园勤政殿理事，就发布上谕：“今日朕坐于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想诸臣以朕驻跸圆明园，欲图安逸，故将所奏之事有意减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屡降谕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静息，自当晓谕诸臣知之，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减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17]22 乾隆三年(1738 年) 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在关于驻跸圆明园的谕旨中称：“昔年皇祖皇考皆于此地建立别苑，随时临幸，而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也。……若以朕驻跸郊圻，欲节劳绩，将应办应奏之事有意减少迟延，则不知朕心之甚矣。向来部院及八旗大臣皆轮班奏事，自仍照旧例行至，诸臣中有条陈奏事件即行具奏，不必拘定轮班日期，大学士等可通行传谕知之。”[24]嘉庆二十年(1815 年) 嘉庆帝也曾颁布谕旨：“我皇祖世宗宪皇帝勤求治理，整饬官联。自是以后，圆明园奏事文职衙门轮为九班，武职衙门轮为十班。我皇考纯皇帝遵行六十余年。朕嗣统二十年以来，亦恪遵不懈，诚以我朝家法，勤政为先，驻跸御园，与宫内办事，无一日少闲。”[25] 类似的谕旨不胜枚举。

圆明园中相关殿宇的匾额和楹联大多强调“勤政”的含义。《日下旧闻考》记载勤政殿前檐悬“勤政亲贤”匾，后檐悬“为君难”匾；殿内中央宝座屏风上有乾隆帝御书《无逸篇》，两侧设东西两壁，分别陈列乾隆帝御制的两篇文章《创业守成难易说》和《为君难跋》，由大臣梁诗正和于敏中分别书写；前楹对联为“至治凛惟艰，修和九叙；大猷怀用乂，董正六官”，后楹对联为“懋勤特喜书无逸，揽胜还思赋有卷”，均为乾隆帝御笔。保合太和殿殿内照壁上有乾隆帝御笔《圣训四箴》，并在西暖阁又一次悬挂“勤政亲贤”匾，而且咸丰年间《圆明园匾额略节》记录殿内悬有“所其无逸”、“天君淡寂”、“审几慎独”、“养心寡欲”、“乐天知命”和“自强不息”等匾额[26]，几乎均为勉励君主勤于政事的座右铭。

除圆明园外，清代其他皇家园林中也大多设有一座勤政殿。康熙帝于西苑瀛台首题“勤政殿”，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清漪园、静宜园3 处设勤政殿，嘉庆帝则题绮春园的正殿为勤政殿(后改迎晖殿)。乾隆帝《题(西苑)勤政殿》诗注云：“是地勤政殿为皇祖所御题，圆明园之勤政殿为皇考御题，予于清漪园、静宜园及避暑山庄皆遵书是额。盖家法相承，虽游豫之处弗敢忘也。”[27] 嘉庆帝《勤政殿记》称：“我皇考于理事正殿皆颜‘勤政’，诚以持心不可不敬，为政不可不勤也。”[23] 这些匾额反复强调清帝一向标榜的“为政在勤，勤则不匮”理念[28]。雍正帝在位期间曾经在圆明园中作过一首《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诗：“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揽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29] 道光帝也有《勤政殿述志》诗：“修身先澹静，莅政贵精勤。”[30] 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整体而言，圆明园中所设理政空间在整个御园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皇帝园居期间光顾的次数和逗留的时间却仅次于起居空间，大大超过其他景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成为御园中极其重要的空间类型。

1) (清) 弘历.《高宗御制诗五集》，光绪二年刊本，卷70，《题怀清芬室》序称：“前年( 指乾隆五十五年) 著《四得论》，因即题额于此。”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载：“(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卯刻，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琰为皇太子。”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39 载“太监胡世杰交天球、地球二份( 系养心殿换下)，传旨：著交圆明园保合太和安设，钦此。”

4) 晚清时期养心殿与后殿之间增加连廊，形成“工”字形平面，与保合太和、富春楼的平面组合更为相近。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 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日) 载：(上于) 保和太和安歇。

[1] (清) 胤禛. 圆明园记[C]// 世宗御制文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5.

[2] (清) 于敏中，等. 日下旧闻考[ M ] .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1231，1275，1323，1331.

[3]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清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1：882.

[4] (清)弘历. 圆明园四十景诗·勤政亲贤[ C ] / / 高宗御制诗初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22.

[5] 刘敦桢. 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107.

[6] (清)琰. 养心室记[C]// 仁宗御制文二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4.

[7]赵雯雯. 从图样到空间——清代紫禁城内廷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研究[D]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03-111.

[8] (清) 王士祯. 居易录[M]. 康熙四十年刊本，卷3.

[9] (清) 王士祯. 居易续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起居注册[M]. 康熙二十七年.

[11] (清) 查慎行. 西苑新直庐，在澹宁居后[C]// 敬业堂诗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021.

[12] (清) 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40，201.

[13] (清) 庆桂，等纂. 国朝宫史续编[ C ] .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53.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起居注册[M]. 乾隆二十五年.

[15] (清) 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16] (清) 弘历. 芳碧丛歌[ C ] / / 高宗御制诗二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87.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圆明园[ M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19，22，912.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起居注册[M]. 道光三十年.

[19] (清) 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0]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清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0.

[21] (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375.

[22] (清)琰. 皇朝词林典故书成联句[C]// 仁宗御制诗二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41.

[23] (清)琰. 勤政殿记[ C ] / / 仁宗御制文初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4.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起居注册[M]. 乾隆三年.

[25]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M] . 台北：华文书局，1968：4579.

[26]中国圆明园学会 编. 圆明园[ M ]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2 集：46.

[27] (清) 弘历. 题勤政殿[ C ] / / 高宗御制诗五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77.

[28] (清)琰. 勤政论[C]// 仁宗御制文余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9.

[29] (清) 胤禛. 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C]// 世宗御制文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29.

[30] (清)宁. 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M]// 宣宗御制诗余集. 光绪二年刊本，卷1.

贾珺. 圆明园中的理政空间探析[J]. 建筑学报, 2011(5):1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