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近期极端事件频发的社会分析和风险分析

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 公众号 · 舆情 · 2024-11-18 20:30

正文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有用的观点！

文丨燕博士

今年6月份以来，接连发生了多起极端攻击事件，尤其是近期的极端事件，引发了社会较大关切。我们就此做一些社会分析和风险分析，并提出几点应对建议。

一、今天新媒体时代的突发危机的特点

首先需要理解，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突发危机事件，这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更可能和当下经济状态、社会风气有所关联。比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人会出现经济困难、贫富差距会扩大，社会心理失衡，从而可能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实际上，随着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动荡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不稳定，看看中美两个大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突发危机多发的现象。

同时，今天新媒体过于发达，会将任何一件突发事件扩大化为一场重大社会危机，影响社会心理，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的传播和感受，并可能导致极端行为的传染和模仿。更多时候，危机表现为强烈的群体心理感受，而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正如恐怖主义事件，如果没有传播，它的影响力是不会这么大的。所以，传播本身就是风险，会加大危机的影响力。

此外，社交时代和算法时代，或许加剧了极端思潮和极端观念的传播，又由于社交软件形成的圈层化和信息茧房等原因，一个人的原有观念会通过算法机制，不断接收到固化、强化和激化观念的信息，从而可能导致爆发的情绪冲破理性堤坝，由此导致极端事件发生。

由此观之，很多极端事件是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由于个体负面的社会体验和情感体验，再叠加算法等技术因素，共同促成的严重结果。这使得风险社会的场景正在变为社会现实。

二、少数极端事件的社会分析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今天的极端事件，尤其是极端报复社会的现象。

1、中国社会的突发危机，正在从群体事件变为“独狼”事件。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浪潮进入一个相对的和缓期，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社会治理的改善，并建立健全了不少解决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单从舆情的角度看，中国的突发危机形式正在改变。群体式的危机比如聚集事件，已经减少，但是个体制造的危机事件，开始增多。多年前在西方社会出现的“独狼”现象，也就是个体制造的危害社会的事件，慢慢出现较多的迹象。

群体事件尚能从社会治理等方面找到社会根源并进行治理的完善，从而大大降低爆发的可能性，但是独狼式的袭击和报复社会行为，从治理角度看却是一个难题，因为个体出现极端行为的动因是异常复杂的，具有更多的个体的因素，乃至和童年成长环境、个体性格气质、社区环境都有关系。这也使得这种危机现象很难预防。一些学术研究开始探讨这种现象

2、中年失意者不是进行自杀而是进行他杀，背后或许是集体主义氛围下，个体尊严感缺失。

今年以来，在最近的行凶者高职生徐某之前，国内一些极端事件主要是由50到60多岁的中年男性引发的，社会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象，这些行凶者普遍具有各种人生失意和失败的特征。

同时，当下青少年自杀现象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如果将青少年的自杀现象和上述的中年男性的“他杀”现象放在一起对照，有没有可能得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个体一旦出现和社会环境难以解决的问题，极少数青少年更可能进行自杀，而极少数中年男性更可能会走向袭击和报复社会？

当然，这个结论是极不严谨的。它仅仅出于对于有限的案例的观察，缺乏权威数据和实证研究的支撑。更何况，中年男人的自杀问题，或许并未成为社会和舆论关注的话题，从而成为未被关注的社会现象。

但是，袭击者更多是中年男性这个现象，却是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此现象，很多学术研究已经从社会心理、男性气质等社会的心理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我的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是，中年及中年以上的男性更多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更多受制于集体主义，他们的生活已经深度嵌入社会集体和周边环境，一旦遭遇失败，更可能归咎于集体主义氛围。同时，个体生活于集体主义大树之下，个体的重要性降低，个体的角色感模糊，如果再加个体失败或者社会地位低下，个体是很难获得个体尊严感的，处处感受到冷遇和孤立。由于缺乏个体尊严感，对于丧失尊严、声誉形象受损、影响家族后代等后果毫无顾忌，一旦个体极端情绪爆发，就会以周边社会作为报复对象，成为独狼式的恐怖行径。

与之相反的是，青少年更少受到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影响，再加生活优越，个体尊严感强烈，一旦个体出现和社会难以相容问题，更容易以伤害自身方式来寻求解决。

3、以通报代替新闻，社会信息机制受损，不利于形成社会整体防护机制的建设。

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一旦出现突发危机事件，主流媒体就常常会出现沉默现象，相关部门也会进行严格的新闻管理，媒体的现场采访、深度报道、舆论引导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的信息生产和反馈机制失效，由此出现以通报代替新闻的现象。

这表面看是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治理，背后实际上是通过人为的干涉，肃清信息环境，导致社会自然调节机制的失效。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主流媒体进行正常的新闻报道具有社会价值，他们通过严肃的新闻生产，提供正负面信息，给与社会一个知识普及、心理引导、社会防范的机会，建立某种信息预警和社会成长机制，反倒有利于社会群防群建的机制形成。

一旦新闻信息机制失效，就等于社会压力全部转移到有关部门身上，形成巨大的工作压力，再加部门人手和精力有限，很容易捉襟见肘，压下葫芦起了瓢。

三、关于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建议

社会治理可能受到领导主观意志、权力因素、各方利益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但是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和突发危机，却常常是确定的、实实在在的。这提醒我们，社会治理如果不科学，总是会引发后果的。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预防和应对建议：

1、社会治理需要真正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经济社会发展是具有自己的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是毋庸讳言，当下很多地方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是与此相距甚远的。依然存在较多的“只唯上不唯实”的现象，在具体工作中，就表现为社会治理不尊重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仅仅依据领导的主观意志来推进工作，在社会矛盾出现时候，不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寻找根源、提出解决办法，而是习惯于隐瞒、删帖、欺骗和推诿，反倒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或者仅仅是掩盖了矛盾，推迟了危机的爆发而已。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如果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不能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习惯于蛮干、盲目干，经济社会的规律常常会以猛烈的极端的方式来报复我们。一些突发危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违反经济社会规律的自然后果。

2、司法工作的公正公平凸显极端重要性。

2023年3月，最高法报告提出，人民法院近年来依法审理了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小区保安陪同送医案、救助老人压断肋骨案，旗帜鲜明支持见义勇为，坚持反对“和稀泥”，着力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等法律和道德风险。

司法判决对于社会道德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这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被社会重视，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很多社会事件和突发危机的出现，往往是在案件审判之后，直接或者间接引发的后果。人们常说，法律和道德互为补充，法律是最低标准的道德，道德是最高标准的法律。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需要提到更高的层面进行关注。尤其在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格局下，地方政府和司法审判的复杂关系，法律和道德、司法正义和社会人心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密切。

虽然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关系是个难解的问题，法律判决结果和网民期盼结果常常有所错位，但是如何做到司法审判的公正公平，防范“一案结而百案生”，防范案件审理对于社会道德造成伤害，由此导致社会道德人心的淆乱，在当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3、要注重发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不少人对于舆论监督的看法，往往是从官方视角，从影响地方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等方面来谈的，但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却常常被忽视。从社会心态的研究能够发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些地方的公权力腐败现象和分配不公现象，由此导致了群体心理和群体情绪方面的风险。实际上，网络舆情的频繁爆发，常常因为线下很多制度建设的匮乏，以及现实解决路径的梗阻。就是说，一些社会问题，在地方现有的治理模式下，是难以获得较好的解决的。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恰恰具有击破基层治理板结的痼疾的能力，为社会治理的完善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从更高的层面看，中国社会上个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网络舆情，本质上是社会网民在网络之上对于现实社会的严厉监督，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危机频繁爆发的发展期，但是今天回望来时路，中国社会是获得了大发展了，还是原地踏步，或者陷入了混乱？很显然，网络舆情倒逼中国社会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以此视角观察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会获得不一样的观点。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常常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是有破有立、具有建设性的，客观后果是在揭露社会假丑恶、推动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宣泄阀”的社会功能，为社会群体心理建立一个可控的健康的宣泄引导渠道，实现社会风险的软着陆，社会危机反倒降低了频度和烈度。

4、维护职校学生的权益，关注“沉默的舆论”。

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了“社会分拣”机制，这个机制是指在初中毕业之后，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遭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社会分拣，为数不少的青少年被无情地分拣进了职校，进入了另外一个社会轨道。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和自己进入高中的同学，常常就此产生人生分野。

在职校这个轨道上，家长和学生们自己常常会产生挫败心理，甚至自我标签就是失败者。因为分数被认为最公平的起跑线和终点线，分数不够是能力问题、或者努力不够，怪不得别人，但是其实分数的背后，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分拣机制，这种机制并不科学。学校和老师不再把他们当做有前途的青年看待，一进校就被视作流水线上的后备军。社会舆论也会忽视他们，他们这个巨大的群体也开始从舆论和社会关注的视野里消失，沦为社会的沉默者。

多年前流行的“杀马特”群体，很多都是来自中高职学校，他们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显示存在感，并以这种独特性的存在表达某种社会抗争。他们的背后，站着无数的家长，也期待他们从低迷中重新崛起。当我们近年来看到一些中专高专的学生传出获奖新闻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沉默群体，以及“沉默的舆论”，或许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的舆论”。

当我们提出要建设制造业强国、由此需要大批优秀的产业工人的时候，却在很多方面服务缺失，也没有重视职校学生的成长问题和环境问题，也忽视了他们的权益和尊严问题。我们在很多方面照搬了德国的职业学校的做法，却失去了他们的精髓，那就是他们是没有文凭歧视的，更没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很多方面对于职校学生是不公平的，他们是我们同时代的年轻人，需要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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