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浮出：媒介视角下驻村干部日常工作中的沟通交往

作者：余沐芩 杨萌芽

来源《现代传播》2 021年第4期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变革发展的阶段，传统乡村社会内部面临着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以及共同体塑造的挑战。 1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上提出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而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驻村干部从中央、省、市、县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下派到农村，不仅为农村传递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带去了各种资源，帮助农村脱贫致富，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

进入21世纪，人类通过互联网实现广泛而深入的连接，“媒介——或者更广义地说，信息的传递已经开始摆脱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 2 无论干部还是民众都无法脱离当前的传播环境决策或行动，媒介化已经成为研究现代社会的基本背景和分析语境。

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本文为代表的广大中西部农村仍然面临着劳动力流失、村庄边界消解、村干部群体重组、村庄集体力量塑造等问题，现代化的体制尚未在乡村建立，传统习俗及社会关系的力量依然强大。因此，驻村干部的沟通交往很难抽离乡土化的语境。

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试图探索驻村干部角色身份如何通过媒介实践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在此基础上有没有形成新的乡村治理模式? 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提高驻村干部治理能力，寻求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思路和建构本土化政治传播、乡村传播理论的尝试。

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一)媒介、乡村与驻村干部研究

针对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最早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帕克对移民报刊及移民化过程进行考察，随后丹尼尔·勒纳、韦尔伯·施拉姆等学者关注传播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前者从符号互动论出发，后者则从传统文化与新技术扩散角度出发。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遵循“现代化范式”,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过渡到批判理论阶段和强调平等民主的参与式传播理论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学理论进入反思及本土化的过程，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学术实践也经历了方法和路径的转变，进一步来看，媒介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技术层面将大众传媒看作乡村治理的工具，二是在制度层面将媒介视为乡村治理结构的塑造者。综上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介与乡村治理的研究集中在对宏观治理模式的考察和对媒介角色的探讨，对治理主体与媒介的互动层面涉及较少。

媒介视角下驻村干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基层干部的媒介实践已有较多探索，研究主要聚焦于干部媒介素养问题。驻村干部的研究则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领域，从制度建设、治理实践以及工作困境等角度展开。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媒介、驻村干部与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所采用的仍是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功能主义范式，缺乏对于个体、媒介与治理关系互动的微观考量。

(二)站在“十字路口”的驻村干部

驻村干部指驻扎在农村，领导村两委推动农村工作的外来干部，他们充当着沟通上下、连接内外的角色。自2015年，中央首次下发《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通知》,明确提出向软弱涣散村和贫困村派驻优秀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确立认真落实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主要职责。本文的驻村干部指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背景下的群体。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借助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将河南省林州市、孟州市、新郑市三个地区58名驻村干部作为研究对象。这三个地区分别位于河南省的北、西、中部，虽不能反映整体情况，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普遍经验的获取，而是个案的阐释。

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2019年1月2日—10日，2019年12月15日—20日和2020年1月9日—14日，分别在林州市、孟州市和新郑市访谈34位驻村第一书记。此外，从2018年7月至8月和2019年3月至11月，分别由调查组成员对河南洛阳、开封、濮阳等地区驻村干部进行分散式访谈。为更全面了解驻村扶贫工作，获得多元的视角，同时对某市宣传部副部长和扶贫办主任进行访谈。笔者也在线上和驻村干部展开交流，以匿名身份加入部分扶贫工作群，观察他们朋友圈展示的内容。访谈对象情况如下表(因版面有限故只选取部分代表)。

研究发现

传统时代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形塑着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但在媒介“穿透”的社会中，“非媒介的社会机构依据媒介逻辑调整自身社会行动，从而融入媒介化的社会”, 2 因此驻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不仅汲取传统的治理资源，也需要将媒介逻辑纳入治理思维中，媒介包括新媒介也包括依靠面对面交流的“旧媒介”。

(一)“嵌入”乡村：驻村干部的角色融入

嵌入(Embeddeclness)即个体不是脱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去进行原子式的决策和行动，行动者的行为总是有目的地“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 3 传播学视角下的“嵌入”关注媒介技术和使用行为是如何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历史、社会和文化之中的 ， 4 驻村干部“嵌入”乡村蕴含着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如何融入乡土社会，获得被接纳的身份。

1.入场：会议与文件

新媒体覆盖了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会议传播与文件传播仍是驻村干部权力进入乡村的重要方式。

会议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商议事情的集会”,驻村干部通过会议宣传扶贫政策、加强党建工作、开展先进表彰，依托官方手段在乡村建立形象与权威。作为传播媒介的“会议”一般从市到县到乡再到村，层层递进式传递。随着新媒体在乡村社会的下沉，视频会议、微信群会议逐渐成为代替面对面开会的新方式。

文件作为会议的成果，需要下级继续学习、讨论。驻村干部将上级文件规定的抽象工作目标具体化，再把工作结果逐级向上汇报，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过程。但由于传播环节太多，可能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

2.融入：走路、吃饭和闲谈

中国自古以来是乡土中国，有约定俗成的人情礼俗和行动逻辑，尽管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现在被更为精准地描述为“半熟人社会”, 5 但真正融入一个村庄、取得当地人信任并建立起权威，依靠会议和文件等组织化传播的“入场券”,很难勾连起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系。

“刚开始入户走访的时候大家也不接受我，后来去得多了，大家就知道我是真心来办好事的。县委书记来这里调研的时候，从几百户里选出来最贫困的48户了解情况，我跟书记说，你跟着我走访这48户，不会走冤枉路、不会走回头路，也不会落下一户。挨家挨户的情况我都可以介绍清楚。” 6

入户走访，直接面对贫困户，是驻村干部进入乡村的必要手段。扶贫政策落实、贫困家庭状况以及共同情感建立都包含在“走”的过程中。“我很少通过微信来说事情，很多时候你这件事说了一大堆，那边看完之后说‘哦’,根本没人搭理你。” 7 当提到社交媒体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困难时一位驻村干部如是说。

“饭市”被认为是一种村落公共空间和传播现象， 8 在吃饭过程中，村民对于本村人、事、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的谈论，实现传播互动中“共识”“通感”以及“一致行动”的可能性。驻村干部能否与村干部、村民一起吃饭不仅是干群亲疏的体现，也是驻村干部被纳入村民共同生活场景，身份被信任接纳的标志。

“原来我们这个村两委班子很涣散，村支书习惯一个人说了算，但在村子里搞一言堂是不行的。后来我经常和他谈心，没事在一块吃饭，跟他讲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办事也要按规矩来，这也是分担风险和责任，慢慢他的思想就转变了。” 9

饭桌文化折射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乡村具有“平民色彩的公共空间”,又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农村家庭的“后台”。如果说会议中的村民是“前台”般的存在，对于“外来者”驻村干部的吃饭邀请则是私人领域的敞开。

Holmes认为闲谈(small talk)作为缓和过渡的话语策略，能建立、维护和加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缩小上下级之间的社会距离。 10 驻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也贯穿着“闲谈”。

“首先要跟支部书记聊，在思想上沟通，寻找契合点，抓住这样一个人的基础上，逐步跟两委或三委班子聊，有意无意地灌输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然后就是和拆迁钉子户和出租车司机聊，后来他们都表示应该早点聊。” 11

闲谈中，首先，驻村干部的身份地位得以确立，“在聊天过程中，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点，时时刻刻认清自己” 11 。其次，闲谈也起到获取村庄内部信息和润滑交际的作用，“晚上大队村部有人跳广场舞，咱就跟着人家学学，在一起慢慢关系就更融洽了，东家长西家短无形中就知道了在聊天中就把一些信息获取了”。 12 最后，会话双方对立或紧张的气氛和关系也能通过闲谈缓解，如驻村干部与拆迁户、出租车司机彼此由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

(二)资源赋能：扶贫工作中的媒介逻辑

赋能(empowerment)也被译为赋权、激发权能，一般被认为是增强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过程。乡村振兴的短板之一是资源短缺，在扶贫工作中的赋能是指驻村干部借助新媒体实现自我能力提升和调动外界资源，以助力乡村振兴。

新媒介技术不仅作为促进并延伸沟通能力的工具，还能够增加和汇聚社会资本，引发新的人际关系，帮助构建社会身份，成为获取支持的潜在来源，无论是“用微信朋友圈建起来”的三宝图书馆，还是技术支持下的社区微平台，在乡村治理中，资源的外接内引越来越体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1.自我赋能

不少驻村干部在工作能力和知识获取上感到焦虑，一些驻村干部借助新媒体实现个人层面的增长。

“我经常用腾讯App看新闻，同时在喜马拉雅、得到、探知上都买了一些课程，来学习充电，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内容，对我帮助比较大。” 13

媒介赋权为驻村干部工作能力的提升带来便利，他们利用新媒体学习新技能，化解因缺少时间和资源无法提升工作能力的问题。

在相对较为封闭的工作环境中，朋友圈为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提供平台，帮助搭建和拓展资源渠道、调动线下社会资本。

“中山大学一个在读博士研发了一个移动党校，我们俩原来是通过五四青年表彰会认识，互相加了微信。后来我朋友圈的驻村事迹感动到他了，他捐给我们村一台移动党校，可用来做党建。通过关注一些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 14

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干部较易获取支持和各种资源，在这种正反馈的激励下容易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不过调查发现，这样的驻村干部为数不多，多数人对新媒体抱有观望态度。

2.村庄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