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的某一个居民小区里，忽然传出两声沉闷的响声。
时值国庆长假，小区里有些人一开始以为是哪家深夜燃放的爆竹烟花，并没有太在意。直到闪烁着警灯的警车驶入小区，大家才知道出事了。
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大门处，一位中年男性倒在血泊之中——胸口和腹部都遭到了致命的枪击。
经查明，死者名字叫汪兴，原先曾经是辽阳市刑警队专案队的队长，后来辞职下海经商，经历比较复杂。
由于是在人口密集小区的枪击案，死者又有前警察身份，所以这起案件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辽宁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迅速联合成立了“10·4”专案组，由辽阳市公安局局长白国曾挂帅担任组长，全力侦破。
袁宝璟在成功之前的人生经历，可以一字不改，直接拿来做励志电影的剧本。
1966年，袁宝璟出生于辽阳市一个贫穷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
由于全家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袁宝璟小时候有时连衣服都穿不起。他那时候最盼望的事，是学校能开运动会，体育出色的他就有可能能获得一件运动服。
8岁那年，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袁宝璟吃饭，父亲就把他送到了乡下亲戚家，让他一边干活一边读书。
1983年，袁宝璟从辽阳第二高级中学毕业，虽然高考过了分数线，他却选择了放弃。因为他从小吃尽了过穷日子的苦，他早早就立志一定要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以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为此，他专门去辽阳第一高级中学复读了两年，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在1985年考上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
进入大学后，袁宝璟一方面刻苦学习，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
他给教授抄过书稿，每一万字收两块钱；他帮外面公司写信封，每1000个收费5块钱；每逢圣诞和元旦，他就在学校里卖贺卡和明信片；每次寒暑假返校，他都会带家乡的土特产到学校里卖。
他参加了学校的体育专业队，因为每天有2毛钱的伙食补贴；他用自己攒的钱买了一辆旧的三轮车，和外地来的农民工一起抡起膀子干起了拉货搬货的活……
那时候，袁宝璟有一个大他七八岁的好朋友，袁宝璟视他为自己的“好大哥”。
袁宝璟是在当初去北京报道的火车上认识这位“好大哥”的。他当时是一个怀揣着梦想去北京念书的大学生，而“好大哥”已经是辽阳颇有名气的一位警员：从警校毕业后两年荣立集体二等功，第三年荣立二等功，第四年晋升为辽阳市刑警队副中队长。
因为表现优异，“好大哥”被批准带职去在北京的中国公安大学深造两年。
袁宝璟在读大学期间，经常和“好大哥”聊天谈心，而“好大哥”看袁宝璟家境不宽裕，也会经常掏钱请他下馆子改善伙食。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袁宝璟每天就去各大公司和银行“报到”，看到一家，就进去发一张“自我推荐表”，希望能得到工作的机会。
果然，他毕业后如愿进入了中国建设银行——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不仅是一个铁饭碗，还是一个金饭碗。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袁宝璟就辞职了。
因为他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全面深化的90年代初期，相比于银行所谓的一个小小的“金饭碗”，外面的天地实在太大了，机会实在太多了。
辞职后的袁宝璟很快在北京怀柔
注册了北京建昊实业发展公司，公司的启动资金是他
多方筹措来的20万元。
袁宝璟拿出10万元买下了当时一种“小黑麦”的专利，然后又花了5万元向农民租了300亩地，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化肥钱、农药钱、管理费、吃喝拉撒的费用，袁宝璟手头已经所剩无几。
然后他就安安心心做了半年的农民：除草浇肥，培育小麦。
半年后，黑小麦成熟，迅速占领全国市场，袁宝璟获利200多万元。
在掘到“第一桶金”后，袁宝璟却并没有继续走农业这条路，而是迅速转移战场，把钱都投向了金融、股票和债券市场。
在此之后，袁宝璟简直就成了中国资本运作圈的一个神话：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在股市里大杀四方，然后用赚来的钱，利用90年代初期的国企改制浪潮，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比如在1994年，袁宝璟花费510万元收购海尔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51%的股权，又以这些股权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买下温阳制药厂51％的股权，然后再以温阳制药厂股权抵押再借款，进行下一步的运作。
通过这种高风险杠杆的连环运作，使建昊实业资产迅速增值。到1997年，袁宝璟旗下已经拥有60多家控股、参股公司，集团总资产扩张到33个亿。
一时之间，“收购大王”，“中国商业奇才”，“北京的李嘉诚”的称号都戴在了他的头上。
袁宝璟
不过，虽然坊间对袁宝璟在证券和资本市场上的积累财富方式有多重猜测和质疑，但有一件事，大家都还是一致认可的。
1996年，30岁的袁宝璟以自己公司“建昊”的名义，联合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共同设立了“建昊奖学金”，奖金总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特等奖1万元
（后改为专门的“五四奖学金”）
，优秀奖3000元，为全国数百位优秀学生提供了奖励，在圈内一度非常有名。
而在帮助广大学子的同时，袁宝璟也没有忘了一个人。
当年他的“好大哥”，汪兴。
就当袁宝璟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的时候，汪兴也辞职下海了。
汪兴一开始是迷上了炒股票，但他的水平似乎一般，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因为“炒股”影响了事业，在竞争辽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时失败了。
此后，汪兴索性就辞去了警察工作，来到了袁宝璟的公司——当年的“好大哥”，现在成了自己“小老弟”的下属。
袁宝璟不能算亏待了汪兴，但似乎也没有特别重用他——至少汪兴是这样认为的。袁宝璟曾经让汪兴担任建昊南方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又让他当过怀柔制药厂的副厂长，但汪兴一直干得不是特别开心。
汪兴觉得不开心，一方面是觉得袁宝璟并没有真正的重用自己，另一方面，他是觉得他是帮袁宝璟干过“大事”的，对方不记恩。
汪兴说的那件“大事”，发生在1996年。
那一年，踌躇满志的袁宝璟携重金进入四川，进军四川的期货市场，玩高粱期货——他做多方，把1300元的高粱现货价格炒到1900元。
而这一个高调的举动，吸引来了四川本地的另一个期货“大佬”：刘汉。
刘汉在1994年在期货市场中一战成功，1997年成立四川汉龙集团，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其中国内1家，海外4家），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
袁宝璟资金雄厚，做多，刘汉就凑了差不多的资金盘子，做空。
这场大战一度绞杀得特别惨烈，但“强龙”袁宝璟最终没有压过“地头蛇”刘汉，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
心里咽不下这口气的袁宝璟，一直想要报复刘汉。
汪兴接下了这个活。
他找到了辽阳当地的黑社会老大杨忠学，由杨忠学派了两个“杀手”带着枪专程入川暗杀刘汉，但由于种种原因，暗杀那天子弹并没有击中刘汉。到了1997年年初的时候，汪兴还亲自去过一次四川，呆了一个星期，但没有找到刘汉，只能回来了。
虽然没有能帮袁宝璟“教训”刘汉，汪兴自认还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但袁宝璟之后对他依旧不冷不热的态度，让汪兴感到很不开心。
1997年秋天，汪兴彻底离开了袁宝璟的公司。
没多久之后，袁宝璟就接到了汪兴的电话，大致意思是：
我知道你太多事情了，能摆上台面的，不能摆上台面的，想让我别说出去，拿钱来摆平。
在汪兴看来，当初自己脱掉警服来投奔这位“小老弟”，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而且他也确实为“小老弟”做过不少事。既然现在一拍两散，那么给点“补偿费”封口，也是应该的——稍微恐吓威胁一下就行了。
而在袁宝璟看来，这位当年英武睿智的“老大哥”，已经跟不上自己前进的节奏了，而自己这些年来其实也是在资本市场一路“滚刀尖”过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种无赖行径，能吓到我？
很快，汪兴就发现，自己的威胁根本得不到袁宝璟的任何回应。
而且，他真的有点低估这个“小老弟”了。
2001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汪兴在自己家的楼下，被人拿刀捅了。
当时那个人一共捅了汪兴11刀，然后转身就跑。浑身是血的汪兴被一辆出租车救到了医院，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血性休克了。
但他大难不死，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康复了。
康复后的汪兴动用以前的人脉和自己以前的专业知识，对自己的仇家进行一家家排查，排查到最后他得出结论：
是袁宝璟派人来杀他的。
此时的汪兴，并没有选择撤退，而是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继续打电话向袁宝璟施压，表示自己不会屈服，必须要拿到钱才行。
第二件事，是向公安机关举报袁宝璟：举报他最初是靠权钱交易，挪用国家资金才完成的原始积累；举报他曾经指使人去四川枪击刘汉；举报他买凶要对自己杀人灭口……
与此同时，按照袁宝璟后来的说法，他当时也“精神要崩溃了”——他意识到只要汪兴不死，这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
于是，袁宝璟就找来了自己的二哥袁宝琦一起商议。
二哥袁宝琦原先在辽阳减震器厂下班，下岗后就彻底成了一个“社会人”，三教九流都有打交道。听弟弟袁宝璟说了汪兴的事情后，立即表示为了“袁氏家族的利益”，要“收拾”汪兴。
袁宝琦随后找到了自己的堂兄袁宝福交代，袁宝福又找了自己的弟弟袁宝森一起参与——当初捅了汪兴11刀的人，正是袁宝森。
但没想到汪兴大难不死。
无奈之下，袁宝琦再次找到袁宝福，袁宝福又再次带着袁宝森，开始寻找下一次机会。袁宝璟为此拿出了16万元的费用。
10月4日晚上11点半，汪兴开车回家，就要上楼时，被跟踪多日的袁宝福和袁宝森发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发生了：
袁宝森手持一把双筒猎枪径直走上前，对着汪兴连开两枪。
汪兴当场倒在血泊之中。
开枪后两人驾车逃跑，把枪扔到了护城河清真桥下的河水里。
汪兴被杀后，警方的专案组根据各种证据链条和关系，迅速定位到了袁家的这几个兄弟，随后，警方兵分几路，将几名犯罪嫌疑人先后抓捕。
袁宝璟被捕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4日下午4点左右。
当时辽阳警方两名刑警会同北京警方6名刑警，来到了袁宝璟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建昊集团大厦18楼，宣布要对袁宝璟进行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