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律硕士：工作难找，纷纷考公

“毕业后我们之中能从事律师工作的本就不多，在那时还能进入一家有涉外业务的律所去从事相关工作，基本上算是凤毛麟角了。”王陆说，如果不是国内最顶尖几家院校的毕业生，很少能接触到有稳定涉外案源的律所。

2021年，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师工作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通知》，选取了全国15所高校承担这一新型培养项目。王陆即是其中一所“双非”院校的研二学生。

现在他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就业。 虽然所学方向为涉外，但他觉得，进入这一领域很难，除非能找到一家涉外律所，或有律师带教。所以从现实考虑，未来什么样的业务都能接受，“以度过做律师最开始没有案源的那几年。”据他观察，周围同学将来考公的比例，要高于做律师 。

培养方向与职业规划的错位，不仅存在于王陆的周围。它是当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尽管国家大力倡导，鼓励高校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但实际上输出能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才，以及市场需求，都十分有限。矛盾之处是，法学院的毕业生供过于求，却缺少国家最需要的顶尖涉外法治人才，这指的是国际法治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一名教授，在参加法学院硕士招生面试时，问学生今后的学术兴趣，一组20人中，只有2人对国际法感兴趣，有人虽感兴趣，但是担心未来就业困难。

对王陆那些想考公的同学，最先考虑的是就业压力。他说起一个30岁辞职跨专业考取的同学，大家会调侃他，是不是后悔来律师行业。原先月薪上万，若做律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工资都不会太高。“很多人不能接受律师现在这种惨淡的就业现状，就选择去考公。”

那些选择从事律师工作的人，也不会专注找涉外律所，在王陆看来，如果一开始没能接触到这样的机会，而从事了其他方向，未来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这一领域。虽然有的老师可以向涉外律所推荐，但那只针对少数人。

从市场需求看，目前国内法律服务市场中国际法业务的缺失，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难和人才流失的一个原因，许多律所没有国际公法业务，国内也未形成职业化的国际公法律师群体。

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涉外领域并不十分热忱。王陆说，几乎没人认准以后一定要从事涉外业务，大部分人担心就业，不少人早早就开始备考了。并且这一专业主动报考的人较少，大多数是被调剂，王陆自己也是，本来他选的是普通法律硕士。

有研究提到，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看，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体制内与涉外法律相关的岗位较少，大部分是面向国内法的岗位，体制外涉外的市场需求同样有限。在此职业规划下，学生将更多精力投入考公，但体制内的岗位毕竟有限，所以最终大部分毕业生，基本都从事国内法事务。

此前王陆在深圳一家律所实习时，常听到带教的涉外律师感叹业务萎缩，很多客户向东南亚迁移。后来，对方跟仍在线上做助理工作的王陆说，涉外业务已经不饱和，他自己就能做完，不需要助理了。

王陆从他们第一届毕业的学长那里了解到，那一届毕业后从事涉外工作的据他所知一个都没有。

涉外法治人才毕业后的去向，多数高校未有统计或公开具体数据。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贸法巡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2016-2020年，在人数为895人的硕士毕业生中，有29%的人到涉外律所工作，19%的人到涉外企业、跨国企业工作，9%的人到涉外国家机关、部门工作，2人（0.2%）到重要国际组织就职，还有36%的非涉外去向。

可以看出，在政府部门，特别是国际组织任职的比例很低。而后者在很多场合下，是讨论中国涉外法治人才短缺的重要方面。

很多研究中都提到，联合国系统中，中国籍雇员仅占1.12%，这一比例远低于应占比例。在国际立法、司法机构等专门法律机构任职的人员偏少，高级职位数量偏少，代表性严重不足。

根据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告，截至2018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岗位中，中国籍职员数量的适当范围是169-229人，但实际在岗职员只有89人。而印度达到人数的高限，英国甚至超过高限。

这是另一类涉外法治人才。 涉外法治人才可分为，涉外法律人才和国际法治人才两类。 前者包括涉外律师、涉外企业法律顾问，以及从事涉外诉讼和仲裁的法官、仲裁员等。后者主要指中国涉外部门，代表国家利益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府官员，和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主要以国际公法作为执业领域。

不论何种涉外法治人才，都需要针对性的培养，与其相适应的课程体系。目前看来，这一部分似乎还有所不足。

王陆本科在汕头大学也是这一方向，专业是法学（涉外法务特色班），因为并不排斥涉外方向，这样选择又能为自己扩大未来职业的选择范围。 不过他说，所学内容与普通法学本科一样，只是有几门法律英语的课，对实际从事涉外帮助不大。课堂上老师只会讲一些基本概念，关于具体地区实务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不足。

这与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整体情况一致。有学者对国内十五所高校培养课程设置所作的考察显示，本科（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的涉外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明显低于法律硕士（涉外律师）项目。因为本科层面更强调国内法基础理论和知识，也受到教育部、司法部发布的法律硕士（涉外律师）项目的指导性培养方案影响。

所以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较难体现出涉外的特色。此外，几乎所有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国际法类课程的数量最多，且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外语外贸类高校开设的全英课程占比均高于其他类型高校。

在王陆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 “其实还是把本科‘三国法’搬过来再讲一次” ，“ 有的老师还是照本宣科，我甚至是看着本科的PPT来复习硕士期末考试。” “三国法”指的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这些是涉外法律的必修科目。具体的国别法可选修的有，英美法概论、欧盟法等。

目前国内院校尚缺乏对国别法的培养方案，也是一个共性问题。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不少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本科学的是保加利亚语、希腊语等小语种。硕士培养阶段主要学国内基础部门法，把国内法学本科再学一遍，而这一内容已被法硕联考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所覆盖。 所以原有的小语种专业优势未发挥，还错失了学习涉外法律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培养中，特别是本科及硕士低年级阶段更重视基础性的教育，但在打好基础后未有进一步的具体培养规划，不能对一些涉外领域有针对性的教学，例如怎样处理“孙杨案”中涉及国际体育法问题。

宏观层面上，尽管需要涉外法治人才，但国际法学科是被边缘化的。 上世纪90年代取消国际法本科专业，同时取消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法学二级学科，将其合并为一个“国际法学”二级学科后，国际法学在法学学科中被边缘化。

学科话语权的弱势，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对生源的吸引力。 在学术体系上，国际法学者在国内面临激烈的学术“空间挤压”，而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失语或无语的境况”。

未来王陆的毕业要求中，需要有一段涉外实习经历，除申请出国交流项目外，可以找代表处设在上海的外国组织。“很多人都找不到，因为跟学校合作的有国外背景的（机构）就那么几个。”不过好在他了解到，毕业时可能会放宽要求，没有涉外实习经历，也允许毕业。

（应受访者要求，王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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