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发起者达尼埃尔并不是极端左派，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主义的角度看，他是个温和派。”纽时如是评论，“而如果这听上去很矛盾，这还只是这次的青年力量运动众多矛盾之一。”
这场运动是宽容的，但同时也是松散的。
青年们政治立场多元且逐渐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诉求不清晰，或者说无法统一。Lloyd引用法国大报《世界报》问道，“我们知道学生们做过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但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有人提出要改革校园，有人提出要推翻“布尔乔亚社会（即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达尼埃尔的回答是“校园的政治化”，但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兴致勃勃地辩论各种概念，却没有能够落地的建议，也没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的决心。
究其根本，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倒个带，就能发现他们一个多月前“起义”的原因并不像《人民日报》描述的那么宏大，都是些小事情：
教室太挤啦，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太不靠谱啦，教授太不关心学生啦，还有“自由”——不光是讨论政治的自由，还有女生随意进出男生寝室的自由。
这些苦闷是工业社会的碎屑。
与中国不同，六十年代正是法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二战后激增的生育率，使六十年代的校园拥挤不堪。照法国作家洛朗·若弗兰的说法，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间提高了两倍多，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差距是爆炸性的。”
不同思潮的碰撞前所未有地激烈，人们在寻求共识的道路上迷失。《经济学人》称五月风暴作“文化革命”，也算贴切。
支持学生而加入罢工的工人，诉求围绕着加薪，也没能提出更务实的革命纲领。“大多数法国工人们想要汽车和电视机，而大部分学生想通过考试。要怎么在他们之间建立共识呢？”Lloyd引用一名学生的话。学生和工人诉求的不同也使提出共同目标成为天方夜谭。《经济学人》写道：
“他们间已经产生分化，在偏政治思维和偏非政治思维的人之间，在改革者和革命者之间，在更关心工作和更关心社会结构的人之间。”
这些差异无法弥合，更因为缺一只“看不见的手”。听说前段时间在港大的讲座上，有人问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当年他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为什么运动没有发展成同期中国的样子，他的说法是，文革是因为有伟大领袖在背后推动，而“自发的运动不会有这么强的斗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