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这场“文化革命”改变法国

1968年5月，巴黎的广场和街道上满是愤怒的青年。

这一年被美国非虚构作家马克·科兰斯基称作“撞击世界之年”，学生运动在美国、波兰、捷克、意大利遍地开花。法国的年轻人罢了课，用铺路的石头和自制的燃烧瓶和警察战斗，打砸警察局，火烧美国机构，从巴黎的左岸游行到右岸。

《纽约时报》上的游行示意图

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对这样的画面绝不陌生：法国学生和教师们“高举红旗”，前往国会议会抗议，沿途高呼“革命！革命！”“打倒镇压！”“打倒造成失业、贫困的戴高乐反人民政权！”。

1968年的《人民日报》告诉我，这是一场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伟大领袖关于世界革命的预言，似乎在一步步应验。

人民日报上的五月风暴“起义”地图

但真如党报所言，这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宣战吗？翻开五十年前的《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我看到的是一个不那么“红”，甚至有点“黑”的五月风暴。而尽管这风暴无疾而终，人们谈起它时总带着些怀旧情绪，甚至是怀念。

有“底线”的冲突

学生运动起自3月22日巴黎郊区当时的巴黎大学南泰尔校区（Paris University at Nanterre），学生和警方多次冲突后，当局在5月2日关闭了南泰尔的校园。此后，运动在巴黎大学的索邦校区继续，并最终发展成各界上百万人的大游行。

警察和学生在索邦校区发生冲突 NYT 1968.5.7

《经济学人》5月18日的报道里，学生们刚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重新占领了索邦：

「在索邦大学的院庭里一支乐队演奏着爵士。学校的入口大厅，“不许禁止（Il est défendu d'interdire）”的口号上覆盖着海报。教室里真挚的年轻人们，筋疲力尽又精神振奋地，辩论着学生和工人的关系、大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讨论着文化和资本主义，直到天明。」

学生们在索邦校区安顿下来 NYT 1968.5.18

高举的拳头和响亮的国际歌不过是几天前的场景，而这一天的空气已弥漫着“温和与欢乐”。为什么巴黎的面貌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么大？《经济学人》的答案是，即使是5月10日规模最大的游行，气氛虽紧张，也没有达到战斗级别。

学生是克制的。《纽约时报》一篇人物特写中，运动的发起人，一头红发的德裔学生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向学生们呼吁 “同学们，我们是来占领拉丁区的，不是来和警察打架的！”

达尼埃尔 NYT 1968.5.13

警察也是克制的。《纽约时报》最早介入运动报道的记者Lloyd Garrison在大游行的第二天采访到了巴黎警察署长Maurice Grimaud，他表示逮捕了400多人，而自己的队伍中有一些伤势较重的警察，但 “不管是我方还是对方，没有死亡。”

1968年在安哥拉的Lloyd Garrison

图片来源：NYT Thomas Freidmann

另一方面，军队岿然不动，保持中立。一篇题为“军队避开政治（Army Avoids Politics）”的报道中，一位军事专家引用某军官的话，称军队是 “一个合法政府需要重建其权威时的最后一道屏障（constitutes the last resort for a legal government should it be in need of restoring its authority.）”

冲突仍然发生了，人们在600多个铺路石搭起的小堡垒之间缠斗，至少几百人头破血流——但几乎是奇迹般的，直到一个多月的运动结束，死亡人数也仅仅为五人，包括两名学生、两名工人和一名警察。这一点和大陆彼端那场运动差距悬殊。

尽管《纽约时报》刊发的照片和文字多描述现场的混乱和暴力，一些美国读者还是注意到了运动实质性的温和。纽时6月份刊登了一篇简短的读者来信，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读者发现到5月底，法国的骚乱只死了两个人。他说，要是这种骚乱发生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位读者接着说，法国警察一般不持枪，且不会击毙嫌犯，而在法国获取枪支也比较难。原来，他是禁枪的支持者。 “枪支管控立法的推动者应该利用好这种绝佳的论据，” 他倡议道。

读者来信 NYT 1968.6.5

谁在抗议？抗议什么？

《人民日报》上的法国学生和工人是面目模糊的革命者，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相比之下，《纽约时报》的群体素描细致得多。

一名学生拿着铁棍在街道上飞奔，眼睛因警方的烟雾弹而紧闭着 NYT 1968.5.30

5月15日（这里及之后的报道时间指报纸发行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索邦校园里升起的“几面红旗和一面黑旗”。红旗代表着共产主义，黑旗则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无政府主义者向来和共产主义者不对付，这次却结了盟。

之前提到的Lloyd Garrison，这个刚因内战报道被尼日利亚政府驱逐而暂时落脚巴黎的调查记者，将占领拉丁区的学生称为“新左派”，定义他们是 “一群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仰慕已故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松散集体” 。

这个分类还能更细一些。另一篇报道中，Lloyd描述了游行平息后索邦大学里的自由讲堂：四天四夜的辩论，每个人都能上去发表见解。学生和工人们介绍自己时，有这么几个标签：毛主义者（Maoists），托洛茨基派（Trotskyites），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非北京非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Non-Peking non-Moscow Marxist）。还有人称自己 “situationist” ，指没有固定意识形态，只就具体议题进行判断的人。 钱钢老师的文章 阐明了不同派别的立场，而毛派并不占主流。

索邦的庭院里挤满了学生 NYT 1968.5.18

运动的发起者达尼埃尔并不是极端左派，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主义的角度看，他是个温和派。”纽时如是评论，“而如果这听上去很矛盾，这还只是这次的青年力量运动众多矛盾之一。”

这场运动是宽容的，但同时也是松散的。

青年们政治立场多元且逐渐分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诉求不清晰，或者说无法统一。Lloyd引用法国大报《世界报》问道，“我们知道学生们做过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们能做出什么。但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有人提出要改革校园，有人提出要推翻“布尔乔亚社会（即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达尼埃尔的回答是“校园的政治化”，但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兴致勃勃地辩论各种概念，却没有能够落地的建议，也没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的决心。

究其根本，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倒个带，就能发现他们一个多月前“起义”的原因并不像《人民日报》描述的那么宏大，都是些小事情： 教室太挤啦，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太不靠谱啦，教授太不关心学生啦，还有“自由”——不光是讨论政治的自由，还有女生随意进出男生寝室的自由。

这些苦闷是工业社会的碎屑。 与中国不同，六十年代正是法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二战后激增的生育率，使六十年代的校园拥挤不堪。照法国作家洛朗·若弗兰的说法，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年间提高了两倍多，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差距是爆炸性的。”

不同思潮的碰撞前所未有地激烈，人们在寻求共识的道路上迷失。《经济学人》称五月风暴作“文化革命”，也算贴切。

支持学生而加入罢工的工人，诉求围绕着加薪，也没能提出更务实的革命纲领。“大多数法国工人们想要汽车和电视机，而大部分学生想通过考试。要怎么在他们之间建立共识呢？”Lloyd引用一名学生的话。学生和工人诉求的不同也使提出共同目标成为天方夜谭。《经济学人》写道： “他们间已经产生分化，在偏政治思维和偏非政治思维的人之间，在改革者和革命者之间，在更关心工作和更关心社会结构的人之间。”

这些差异无法弥合，更因为缺一只“看不见的手”。听说前段时间在港大的讲座上，有人问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当年他也参与了这场运动——为什么运动没有发展成同期中国的样子，他的说法是，文革是因为有伟大领袖在背后推动，而“自发的运动不会有这么强的斗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