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J：制度压力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双代理模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是针对论文《制度压力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双代理模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A Dual-Agency Model of Firm CSR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发表于2020年12月刊。该研究的作者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Shuping Li和香港城市大学的Jane Lu。

研究背景与问题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CSR）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性，政府往往鼓励企业参与CSR。然而，政府的CSR举措和企业的CSR绩效之间的关系却很复杂。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开发了一个双代理模型，将公共代理（政府官员）和私人代理（企业CEO）结合起来，研究企业何时通过增加CSR来应对政府举措。

最近的研究考察了CSR的决定因素，重点是制度的影响，即规范、价值观或管理和协调企业活动的机制，研究证明制度可能促进企业的CSR。也有研究表明制度与CSR之间的负面关系，因此仅采用制度理论理解制度与CSR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这种原因之一可能是制度理论忽视了个体代理人在关系中的作用。最近，Wang和Luo（2018）指出，政府官员的激励是国家目标和企业行为（如多元化）之间的关键联系。扩展这一研究思路，本文考察了政治制度和人力资源代理人如何共同影响CSR绩效。作者借鉴了有关制度理论的文献，特别是代理人在促进理想组织结果方面的作用，将CSR代理人定义为有动机从外部环境发起并参与CSR计划实施的个人。文章考虑了代理人的可能集体维度，并发展了一个双重代理模型。该模型包括公共CSR代理人（政府官员）和私人CSR代理人（企业CEO），以解释在政治环境中存在外部制度压力时，CSR绩效如何变化。

理论背景

大量文献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重点转移到“什么促使组织参与日益强大的CSR计划”。

制度、CSR和双重代理人角色缺失

大量研究强调企业制度环境在推动CSR中的作用，政府等政治机构是CSR的关键驱动力，但需要研究来解释同质制度如何导致CSR的异质反应。本文认为，人的因素和制度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CSR实施的差异。因此，本文建立一个双重代理模型已确定政治机构与CSR关系的机制，公共CSR代理人（政府官员）和私人CSR代理人（企业CEO）有不同的优先权，通过工具化的方式实现各自目标。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外部制度压力与CSR的提升

现在评估制度压力与中国CSR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显著提高了社会标准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它构成了中国企业参与CSR的外部制度压力。“十二五”规划出台后，社会指标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使得企业在社会问题上更加突出，为企业提供社会服务创造了新的规范。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相关的问题是省级政府官员和企业CEO作为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CSR的变化，以应对“十二五”规划的制度压力。

中国的区域分权独裁（RDA）政权

一方面，中央政府控制着省级官员等地方官员的选拔、升迁和降职，省级官员的政治流动性取决于该中心采用什么标准来评估省级人员，最近，土地保护、社会稳定、人口规划和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关键绩效目标。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下放给国家以下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省。省级政府依靠地方企业的成功来实现其财政和政治目标。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合法性和相关的资源收益，企业可能会积极应对这种制度压力（Oliver&Holzinger，2008）。

中国RDA制度中的公共CSR代理人

在中国的RDA政治体系中，作者将中国省级官员视为公共CSR代理人。中央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政治目标对中国省级官员进行评估和晋升，晋升机会的稀缺造成了官员之间的激烈竞争。政府官员从战略上关注并分配资源给与其晋升激励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目标。

中国RDA制度中的私营CSR代理人

CEO在决定公司的CSR方面表现突出，因此可以被视为私人CSR代理人。在中国，调查还发现CEO是发起CSR的核心人物（Marquis&Lee，2013）。在中国，由于缺乏市场中介，获得合法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Wang&Luo，2018）。特别是，符合政府倡议的企业可以获得“经营许可证”（Zhao，2012）。他们还可能获得更大的政府资源和支持。

研究假设

企业对“十二五”计划的CSR反应的差异可能是由中国RDA制度中与双重代理人相关的两种独特机制驱动的：省级官员的政治竞争能力和职业前景与他们的职业关注有关，而CEO的政治关系和任期则影响他们的合法性需求。

假设一：省级官员的政治竞争性

H1：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响应“十二五”规划，在官员政治竞争能力较强的省份提高CSR绩效。

假设二：省级官员的职业视野

H2：中国企业更有可能响应“十二五”规划，在官员职业视野适中的省份提高CSR绩效。

假设三：CEO的政治关系

H3：当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中央政府有更多的政治关系时，中国企业更有可能以更高的CSR绩效来应对“十二五”规划。

假设四：CEO任期

H4：当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任期较长时，他们不太可能响应“十二五”规划，提高CSR绩效。

数据来源：1、独立评级机构（RKS）对CSR报告的评估；2、CSMAR数据库提供沪深证券交易所公司财务报表和公司治理等综合信息，如CEO任期；3、《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省级数据；4、人民日报网站和百度百科比对政府官员信息；5、收集有关CEO政治关联的数据。最终样本包括2009-2014年沪深上市公司中的746家。

结论及讨论

当“十二五”规划提出社会指标在评估和提升地方政府官员中的重要性时，研究发现CSR绩效有所提高。 考虑到本文样本公司的平均RKS得分为36.49，与“十二五”规划相关的增长率为5.78%， 统计意义显著。因此，正显著性系数支持本文的预测，即“十二五”规划对CSR有积极影响 ，这似乎表明，在政府重视CSR之前，更具争议性的官员倾向于给予企业许可和缓冲，以追求纯粹以企业为导向的战略，这往往会损害CSR。相比之下，在“十二五”规划之后，当政府更加重视CSR时，由于CSR与他们的政治生涯越来越相关，政治上有争议的官员更能响应国家的号召。省级官员的政治竞争能力对“十二五”规划与CSR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揭示了促成CSR的环境和潜在的双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如果公共代理人有晋升到高层政府的职业动机，他们就成为CSR代理人；其次，如果企业首席执行官关心获得合法性，他们就成为CSR代理人。

本研究的CSR双代理模型扩展了有关CSR的制度驱动因素以及同质制度可能导致异质反应的文献。本文的研究背景是一个以政治环境的外生变化为特征的中国时期，这为外部制度变迁与CSR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

参考文献：Li S , Lu J W . A Dual-Agency Model of Firm CSR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