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丨再谈“五四”

“五四”学生运动 来源：必应

“五四”是一个历史界标，我们在不同时间节点回顾“五四”，“五四”也在反观我们。1989年纪念“五四”70周年之际，也正是80年代启蒙运动走到终点的时候。汪晖在1989年发表的《预言与危机》主要分析了启蒙本身的内在矛盾，即“五四”本身的矛盾性和最终走向解体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折射了其自身对于80年代的某些理解。

从胡适开始，很多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对立起来，认为学生运动的兴起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这种将启蒙与爱国运动对立起来的观点——“救亡压倒启蒙”，在80年代已经流行开来，也成为90年代“反思激进主义”的滥觞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学生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绵延，学生运动之后，“整理国故”运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从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绵延。

另一方面，“五四”的终结意味着新一轮政治分化的开始，以及以此分化作为前提的政治转折。“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国共分裂”就是这一轮分化的基本脉络。这个政治分化与重组是从文化运动内部延伸出来的，具体就体现在“五四”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中共提供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也为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提供了思想和干部上的资源。

但是，“五四”文化运动仍旧具有同一性，即一种态度的同一性。态度的同一性预设了共同的敌人和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与价值取向。但是，当外部敌人逐渐弱化，在新的时代契机的刺激下，内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变成新一轮冲突的根源。

总而言之，《预言与危机》是从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性着眼分析文化运动的解体。

2009年发表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中， 汪晖 用“五四”文化运动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来指涉这一时代的文化潮流。这一术语的转变包涵了一种思维：如果没有与“新文化”对立的思想持久而有力地存在，“新文化运动”很难独自形成。用“五四”文化运动的概念取代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不是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而是将其纳入一种对话性的、争辩性的关系当中。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接受达尔文式的叙述，以进步主义为主调；而置于论争另一方的新古典主义则认为，新旧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没有什么绝对的新，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旧。复古主义、古典主义、保守主义的叙述也将自己的旧解释为新，获得年轻一代的追随。

2009年重访“五四”之时， 汪晖 突出的是文化与政治这一对范畴。“五四”真正的贡献不仅在于“民主科学”本身，也在于以文化运动为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五四具有方法论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为杠杆，用运动的方式创造新空间，通过话语更新，转换政治议程，从而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相对自主又能够凭借其自主性介入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范畴或领域，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创造。

“五四”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共和与战争双重危机的产物。在危机中，产生了对现代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的重新评价问题，这也是政治危机能够触发文化运动与文化政治的原因。在《新青年》《新潮》群体看来，新的文化运动孕育的政治将是一种不同于旧政治的政治。经由文化运动的转换，青年、语言、性别、婚姻、劳工、平等等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必要内容，从前关于主权、国家、政党的政治没有消失，但也需要通过文化政治加以改造。

陈独秀和新青年的编辑们（油画） 来源：搜狐网

总而言之，“五四”一代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将新伦理的创造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试图以新的文化政治、伦理政治全面更新旧的政治。关于这种新的伦理的内涵，可以再次反思和讨论；但是以文化运动作为方法的创举，确是自“五四”开始，不断被继承和回顾的传统。

“长20世纪”的概念由年鉴学派，尤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方法论确定的。“漫长的19世纪”与“漫长的20世纪”的命题，都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生成和转化，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心转移问题。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 来源：腾讯网

“短世纪”的意义在于它以革命为中心，以社会—经济结构性改造而不是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转移为根本使命。不论民族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强烈冲击。站在今天的意义上往回眺望，这一冲击没有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结果，而是以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改变为标志。因此，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就成为“漫长20世纪”内部的“短20世纪”。

如何看待“五四”在”短20世纪”中的定位呢？从陈独秀开始，历史的叙述都将“五四”定位在物质、制度、文化的序列变革中。这类论述将“五四”视为近代变革由外而内的一个深化过程。但是，从“短20世纪”的诞生角度观察，这一进程不只是深化的过程，也包含了转折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康有为设定为主要对立面，表示它不是简单位于戊戌变法的延长线上，而是包含了转折的意义；“五四”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关于一战和共和危机条件下的反思，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思，这又表现出相对于辛亥革命的转折意义；毛泽东从共产党人革命的角度说“五四”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溯源于此，也是基于这一序列性变化及其转折的意义。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短20世纪”的革命能量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终结点。但是，这样的逻辑无法解释中国、越南等经历了20世纪社会主义演变的国家的持续和发展。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问题，20世纪的很多遗产以未完成的状态渗透到21世纪，这是一种“世纪的绵延”，而不是“世纪的终结”。

理解“五四”乃至“短20世纪”的当代意义，可以从当代世界的两大潮流加以判断。极度世俗化的潮流与重新宗教化的潮流，正在相平行或对抗地展开。这两个进程都以大规模去政治化为条件。由此，当代思想正在承受去政治化的后果，如何克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需要着眼面对上述两大潮流。“五四”提出的文化运动通过提出文化价值，重新界定政治内涵，不但为培养一代新人提供了契机，也试图为未来社会提供蓝图。重访“五四”时，观照这样的文化运动与制度建设之间的互动，或许能够给我们解决现实的问题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路。

“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把文化运动的多重要素纳入其内部；“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文化运动都难以摆脱政党政治的框架。比如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新启蒙运动则是共产党的新启蒙运动。新型政党政治是在“五四”文化运动中酝酿成熟的。由于新的政党面临旧的国家框架，因此，需要与军事制度相结合。孙中山提出了建立党军的问题，而党军的主要干部就是新青年。由此，青年、民众、政党、军队四个最基础要素相互关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共分裂以后，两重并行的政治运动中，国民党主导的是重建中央集权、收编各地军阀、开展国家建设的运动，共产党领导的则是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运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富于活力且十分深入，是一场“人民战争”，上述四要素结合在一个动态政治过程中。一直到建国以后，共产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过土地改革，这些进程仍旧可以看到“五四”文化运动的多重影响。

晋察冀解放区的农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来源：凤凰网

总之，“五四”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又是再造政治的运动。没有文化运动和文化政治的政党政治，势必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权力政治，无法联合青年、民众，也无法推动政治自身的更新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