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四人帮”妄图发动阴谋，迫不及待地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然而，当阴云密布时，一个人的疑心可能扭转历史的走向。
1976年10月6日，汪东兴主任下发了一份重要的会议通知，要求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时点名要姚文元列席。然而，姚文元在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不加怀疑地前往会议。
姚文元仔细阅读了通知几遍，心中产生了疑虑。为什么这次会议的地点突然从紫光阁和颐年堂换到怀仁堂？而更加引起他担心的是，作为非政治局常委的自己竟然被点名要求列席。
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要揭开其中的真相。为何张春桥的手势可以让姚文元安心呢？事实上，这背后隐藏着一场政治斗争的阴谋。
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趁着毛主席病逝后的政治动荡，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面对步步紧逼的局面，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在一批老革命的支持下开始反击。
华国锋先是与吴德和李先念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吴德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大会投票解除"四人帮"的职务；另一个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
李先念经过考虑后认为第一种办法存在风险，因为“四人帮”通过扩充势力，将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因此，大家经过慎重考虑就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
华国锋随后寻求叶剑英的支持，并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叶剑英表示将坚决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这一消息让华国锋倍感振奋，他也多次找到叶剑英、汪东兴，跟他们商议具体的事宜，最终确定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细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6年10月6日，汪东兴发表通知怀仁堂会议召开。会议通知称，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应于当晚八点到怀仁堂开会，准备在会议上审议毛主席相关的选集，并且研究对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具体保护方案，但是奇怪的是通知上却直接点名姚文元届时必须列席。
姚文元对于这次会议的变化产生了疑心，虽然这次会议很可能让他成为升级为常委的一个机会，但是他还是很有疑心。怀仁堂并非惯常的会议地点，而且他并非政治局常委，按理说不需要参加。这种突发的通知，引发了他对是否有陷阱的担忧。
姚文元越来越慌，实在是受不了了，姚文元就去找他的同路人、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张春桥。姚文元向张春桥述说了自己的疑虑，表达了对会议真实目的的担心，这如果是一场虚假的会议，自己岂不是很危险。
然而，张春桥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冲姚文元伸起了四个手指，表示常委会只有四个人，而加上姚文元刚好是单数，似乎在告诉他无需担心。随后开口说：
“你怎么不去，你现在不是常委，但是你是中央委员呀，十年前你也什么也不是，现在不是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了已经！”
张春桥对此笑而不语，认为姚文元过于多虑。经过张春桥的疏导，姚文元心里好受多了，将自己的疑心放下了。
然而，事实证明，姚文元的疑心并非多余。当晚，他来到怀仁堂，还未踏入会议厅走廊，就被当场的警卫拦住了，一位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来到他面前，宣读了对他的隔离审查决定。
姚文元被捕时很平静，没有像江某人一样大喊大叫，也不像王洪文一样直接扑过去，没有一丝的反抗，只是说了一句“走吧”，仿佛是早有预料一样。
最终在法庭上，姚文元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结束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生涯。
在监狱里边的生活也算是滋润，姚文元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都很丰盛，甚至可以读书看报，对于国内外的实事都十分了解。
不过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经常跟警卫人员谈自己的看法，也总是要求跟上级领导通信，提出很多针对国家大事的建议。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就是看到新闻上的老百姓生活已经富足了，家里过节都是大鱼大肉，姚文元看到之后杞人忧天的说：“这样吃怎么行，这不得把我们国家吃穷吗？应该让他们艰苦一点，好好的计划粮食啊！”
警卫听到后嗤之以鼻的回击他：“这都什么年代了，不是你们当时的日子了，老百姓好过多了，你不要瞎操心了！”
1996年，姚文元刑满出狱，当他回到上海时，姚文元看着眼前全新的国家，十分的感慨，想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九年之后就病亡了。
姚文元的经历，让我们见证了那个动荡时期的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复杂。他的疑心和张春桥的手势，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斗争中的阴谋和权谋，往往隐藏在一个看似普通的通知背后。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的一页，但我们仍需从中吸取教训。历史告诉我们，权力的斗争往往充满曲折和陷阱。而我们，作为当代公民，我们更应当保持警惕，以理性和智慧来应对复杂的政治环境。让我们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要铭记历史的教训，为构建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