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要被中国内地的一些人请求为他们自己或其亲友写推荐信，申请去海外大学留学。每年都要拒绝为其中的几个人写信，每年都要因此而引起一些误解，每年都可能为说“不”而得罪一两个老朋友或有地位的人士，每年都萌发念头要就此写一篇评论。
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评论还没有写出来。颇难启口。
今年终于下了决心把这评论写出来，因为整整30年之前，我第一次请美国的资深教授为我写推荐信申请夏季研究经费。为我申请留美写信的，除了我国内的恩师外，另两位是1939年前海归的前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是因为两位前辈认识我本人，而是我的恩师拜托他们为我写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中，这样做顺理成章；但换了一个文化和社会大环境，这样做就成问题了。这个关键区别，是本篇评论的最佳起点。
一、基于第一手资讯的评价判断
笔者测度，也许在20世纪中叶之前，西方大学里的行事方式和中国知识界的习俗也差不多——就像那个时代你去银行开户存款，不需要证明你的钱不是非法所得，你不是在洗钱一样——可以托人找到与自己没有直接交往的人士，为自己美言几句作推荐。然而至少是从1980年代后期以降，在笔者的亲身经历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卓越的文理学院里，为高中毕业生上本科、为大学毕业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高校各类毕业生找工作写推荐信，越来越成为一件非常慎重的专业行为。
最关键的是，作为推荐者，你要开诚布公地说明你和被推荐人之间的关系：你和他或她是怎么认识的？从具体何时开始交往？被推荐人上过你的课？是你的研究助手？是你的下属？是你的同一研究课题的基金分享者？是你的论文或作品的共同作者？你们之间有亲属关系吗？
以上一系列问题，越是推荐别人去攻读本科以上的学位或是找工作，相关性越强。如果是推荐别人读大学本科，只是前面三个问题相关。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使你信中的内容被置于一个经验的基石上，看看你所说的被推荐人的素质、能力、个性、潜力等等如何如何，有无足够的基于近距离观察和实际交往的根据，根据有多广阔和深入等。
更早以前，中国大陆每年都有一两位年轻学子，本人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就直接通过信件或电邮，请我为他们留学国外写推荐信。我一开始极为惊讶：“我没有和你有过任何交往，一点都不了解你，怎么能够为你写推荐信呢？”于是对方就把自己的历年成绩单发过来，再作一番详细的自我描述——强点优点是哪些，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准备朝哪个方向探索、未来最想作出贡献的是哪个领域，云云。
我能体会出对方的诚意和积极进取的心态，但还是老实相告：你的成绩单之类的校方资料和自我描述，你申请外国大学时也得邮寄过去，外国大学录取委员会的教授会阅读讨论它们。如果我的推荐信里也是这些信息，对你的介绍也是基于你自己的陈述，外国大学的教授们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对你一点帮助都不会有，说不定还有负面效应，露了底细——我俩事先串通好了怎么为你写推荐信讲好话。那岂不是为你帮倒忙吗？
近几年来，以上的情形不再频发了，但是人托人的感情链条继续在延伸，毫无退场的迹象，这对我的压力远远超过以上的情形。来找我为别人写推荐信的，都一律是我在内地的老朋友或老同学，或在作研究过程中结识数年的地方人士。他们若是请我为他们自己家的孩子写信，倒还不太令我为难，因为我或是见过他们家的孩子，或至少可以马上约他们家的孩子仔细问问情况。作过这样的面试再写信，我就有几分踏实感了。然而，他们都是热心的好人，是为别人家的孩子留学，或为他们的朋友同事去国外大学进修深造，而找我写推荐信。
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必焦虑不安好几天：只要一说“不”，几十年的友谊可能受损，研究合作中的配合可能破裂。我最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向他们恳切道歉。他们接着就会诚恳解释：那个准备留学的孩子（或“那个年轻学者”——如果是申请出国进修的话）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是看着孩子成长的，校内外的表现都很出色，不然也不会轻率来找你帮忙作推荐。于是各种表现和成果的细节一一道来，既具体又生动。
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得再说下一半的道理：我完全相信你的观察和判断，可那不是我自己得来的第一手资讯。我写推荐信，必须是根据我对被推荐人的直接了解，而不是通过第三者的眼睛耳朵来看他、听他、评价他。话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往往就嘎然而止。
二、烦人而必要的一套规则
真痛苦，真懊恼。虽然我们对西方卓越大学的这套规则也许会头疼恼火一阵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就得承认，它其中蕴含的学术规范是合理的。
西方的好大学之所以非常重视资深教授和学者的推荐信，是因为推荐者是用他们多年的专业经验作显微镜，直接分析透视被推荐人的智力、技能、情商和可被进一步锻造提升的素质。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推荐者和被推荐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越是频繁和多维，越是真实可靠。
这乃是笔者欲通过本篇评论给所有准备到海外留学或进修深造的年轻人的忠告，也是对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那些师辈长者的建言：
如果你们想得到最有正能量的推荐信，就得找真正了解被推荐人的老师或资深学者来写，必须写出有具体细节的观察印象和经得起推敲的评价判断。
而且，推荐者最好是和被推荐人在专业上一致或至少是靠近，如果你是做政治学（或历史学）的，你推荐的年轻学子是报考工程（或医学）的，你的判断力未必靠得住，外国大学的录取委员会成员也不会太看重信里的美言。
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对于计划到西方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尤其重要，因为到了这个研习阶段，你过去的学习成绩和考试分数等静态资料，已经远不足以烘托出你的学术长跑前景，资深教授和学者的判断评价更能说明你的可塑造高度。
对于经常写推荐信的一方，尤其是在中国内地高校或研究机构里的大牌教授和领队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etor），还有一个要素不可忽视：如果你写的信太不符合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规范，或是写得大话成篇、泛泛空洞，或是千人一面、官话堂堂，更不用说假话一串，你就既损坏了被推荐人的成功机会，也损坏了你自己的“信誉期货”——你以后写的信也不会起到正面作用，在你的专业圈子里传开这类难堪资讯的渠道始终有的。也许你滥用你的名头为别人随便写信是出于一片好心，可结果却是害了年轻学子。何苦呢！
三、诸位警惕：这是容易摔跟头的地方
本评论行文自此，还有几则典故可以引用，碰巧读到海内外眼下正猛转的一条新闻：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107篇论文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据《澎湃新闻》4月22日发表的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内地研究机构，涉及多个名牌大学和医院。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总监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调查，他对中国媒体表示
：“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类似的新闻，笔者在海外历年来读到的甚多，它们和本评论共通的核心要素是
一致的：学界的信誉必须依赖于中立、客观、透明的学术规范。数不清的内地年轻学子申请海外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成功，并非全然是他（她）们自身的素质不够格，有些是归咎于推荐和证明他们成绩和素质的体例、规范不过硬，这是国人极易摔跟头之处。如果我们把本国的学术（包括教育）审核、鉴定、评价、排名的体制敲打和淬炼得愈益公正可靠，中国内地真有潜力的年轻学子走向世界卓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路子就会越来越少障碍。很多洋人确有歧视中国人的偏见，但只有我们本身立足坚实，方能更有胆、有识、有根有据地反击其偏见。
过去曾由于我拒绝写推荐信而可能感情受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读到此文，烦请告诉我一声：阁下已经原谅了在下。
丁学良：对人民币不可以说“不！”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到上海办事的一对大学教授夫妇，回到香港后告诉同事们一个难忘的经历：他们在上海的住宅旁边有个超市，以前每年几次回沪时去购物，给他们带来的方便一直存着好印象。这次他俩去挑选了一推车商品，付账时掏出人民币现款，却被收银员告知：“我们超市现在只接受网上结账，不收现金了。”这对夫妇（非上海户籍）在内地并没有办理手机微信的银行服务，无奈，只好求旁边的好心人先用手机替他们付了费，再当场给帮忙的人偿还现金。
一、现金交易有弊端 但拒收现金便是“越界”
笔者对内地这样的网上金融交易发展趋势，当然有极为赞赏的一面。现金结算非常不安全，因为随身要携带大量现款；它非常麻烦费时，买卖交接时双方清点钞票来回要数几遍；它非常不卫生，经过无数人的手摸过的钞票上细菌太多，是传染病的一大源头；它让全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不够全面可靠；它也给央行造成附加的成本，因为纸钞过手太频繁易损坏，需经常加印新钞换回破损的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太依赖于现金交易，会给贪污腐败活动提供方便，因为它不易于被追踪查办。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给逃税漏税广开大门，因为税收部门对大面积的现金交易很难核账。在当今的全球化新状态下，它还为恐怖主义组织的运作帮了忙，因为反恐机构收集“资恐”来源的证据少少。
日益进展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对以上的过度依赖现金交易所导致的种种弊端，都有强劲的纠正扭转效果，开拓了第三产业的更广阔空间，这是笔者对内地这方面的进步大加赞赏的根本理由。但是，有些商家对顾客以人民币现款付账说“不！”，却是笔者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越界行为！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正常状态（即不是处于战争、内乱、分裂这类极端状况）下，都不能允许本国的商家拒绝接受本国的货币。在中国，除了超过五万以上的大额交易需上报和一些特殊的药品交易不能使用现金之外，读者可以查查看，在内地对人民币说“不！”的做法，有哪一条可靠的法律依据？笔者认定这是违反宪法的严重越界做法，因为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由很多具体的方面和环节所构成的，其中理所当然的包括本国货币在境内的“通货”法定地位。“通货”的意思，就是在境内任何地方都一律通用。在法制的环境里，商家至多可以拒收某种类别的本地通货，比如大额钱钞和小额硬币（香港很多零售商不接受某个年份出台的千元大钞和5毛钱之下的硬币）。
二、外汇券——堪作比较的一个典故
笔者1984年出国留学之前，曾经见过听过有关“外汇劵”引发冲突的好多实例。在那个时期，中国大陆对来华的外国人实行一项特殊的金融安排：他们入境后在中方指定的银行，以随身携带的外国现金兑换成“外汇劵”，兑换率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任何场合花钱，只能付外汇劵，不可以使用外国货币，也不可以使用人民币。外国人出境时，可以把没有用完的外汇劵，凭当初兑换时的收据，换回等值的外币。那时期中国内地刚刚对外开放，做出这样硬性的规定，主要是为了赚取紧缺的外汇，因为兑换率不是以国际市场上的行情确定的，是把人民币的比值定的偏高。
可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入境后的外国人到有些地方，中国商店或宾馆并没有外汇劵，更没有外国现金。老外付的是外汇劵，商店宾馆找钱时只有给人民币。还有的老外和中方陪同人员相处几日，中方人员也会提出以人民币和他们兑换外币，因为那时中国公民不可以到银行买外汇，准备出国留学的内地人只能这么换点钱积累起来。更多的情况，是归咎于那时期的紧缺商品如“三大件、四大件”之类（电视机、自行车、音响设备、缝纫机等等），如果用外汇劵到专供外宾和华侨的友谊商店去买，就能立马采购到手。内地居民以人民币私下兑换外汇劵，动机很强烈。
于是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人手里也会拿着人民币，到各处店铺花费，多半被断然拒绝。有些老外只能嘟囔几句发发牢骚，有些就会勃然大怒，当场把人民币撕成碎片撒一地，说一些很伤人的话，诸如：“你们国家的货币不能在你们国家里用，你们是自己不把自己的钱当钱，人民币是废纸！”较真起来，有意损毁一个国家的货币在该国境内是要受到惩处的，可是中方却很难较真惩处这样的老外——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自中方那时的相关规定不是依据市场经济的通则，也没有坚实的法律依据。据说不久后中方的外汇劵硬性做法取消了，和上述的频繁冲突有关连。
三、“棍棒之下出孝子” 希望有人依法对不收现金的商家说“不！”
笔者讲述这个历史典故，是因为当今大多数内地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外汇劵是怎么回事了。其中的道理，与本评论开始提及的事例有异曲相通之处：一个国家的货币，在该国境内是不可以被商家拒收的，因为这是本国商家不尊重构成本国主权的一个具体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