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与科举，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旦过去，就可以改善境遇或保障出路。只不过后者主要是为了做官（当然也有其他利益考虑），前者则是为了就业，俗称找工作。
将上大学与谋职业挂钩，至少不是大学发源的初衷。相反，欧洲的古老大学开始主要是为不必找工作的人开设的。大学毕业容易找到工作，应是后来发展的副产品。而近代中国人引进大学时，看重的却是它能够培养专才，可以做事。民国时期，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抱怨，是社会对政府普遍失望的反映，使得青年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同时也强化了大学毕业必须保证就业的公论。
20世纪，美国的教育出现精英主义 （如白璧德）与平民主义（如杜威）的分别，而祖述杜威的胡适到1940年代仍主张中国应当集中力量办好五至十所大学，与乃师的主张大相径庭。精英教育时代，大学与社会需求比较容易控制，没有很大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平衡在快速扩招之后即被打破。
扩招的本意应是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可是在全社会的广泛期许下，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训练和择业机会。让读大学的人在就业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似乎成了办大学、上大学和供人读大学等各方面的普遍理念。教育部门、大学本身乃至全社会，都把就业率当成衡量教育水准的重要尺度。
不少人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归咎于扩招之后专业设置不对口，试图按照社会需求设置专业来解决问题。殊不知这样做非但不能保障就业，反而会使大学存在的价值荡然无存，扼杀大学的生机。
大学不同于一般技术学院或职业学校。后者在后发展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可以测量的指标性贡献，往往比前者更大，毕业生就业更容易，甚至起薪点也更高。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学应该朝着那样的方向努力。
大学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超越不断波动的社会需求变化，探究较长期影响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重大问题。大学教师如果没有这种超越精神，就不可能坚持学术独立精神和高深的研究取向。大学如果没有学术可言，混同于其他，势必沦为社会的赘物。王国维早就断言，强调有用无用的人是不知学。
同样道理，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不应被动顺应社会需求，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规律，以引导社会，一方面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不能太过趋时，否则容易过时。
所谓极旧之下每有极新，越是好的大学，越能够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保留那些无用之为大用的学科和专业。一味由市场无形之手推动的社会需求，其实相当盲目。
这些年不少新设专业的冷热随供求关系大幅度波动，一些炙手可热的专业不数年就人满为患，毕业生成为无人问津的滞销品。如此恶性循环，要是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随波逐流，最终大学势必成为牺牲。
以谋职业的态度选择专业，被牺牲的还有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今日高考的变态情形之一，在于考试成为目的。考生将全副精力放在应试之上，对于至关重要的填写志愿，反而大都茫然，只能依赖于家长或老师。
而他们的选择，大体是根据考生的成绩+学校的排行+专业的冷热，再做综合权衡。至于考生本人的爱好以及所报学校那一专业的水准，这两项应该优先考虑的因素，反而最不受重视或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考生大都未成年，需要监护人越俎代庖。
诚然，处于少年到青年的临界点，普遍是幻想多于实际，加之中学的引导不当，专业选择未必得其所哉。但从小立志，长大有成的先例甚多，偏科的怪才成就大事业也屡见不鲜。若以从前包办婚姻的态度包办报志愿，希望考生先结婚再恋爱，难免事与愿违。
学习首先要有趣，无趣则无味，无味则无心。须知上大学不是继续读高四至高七，学习方式应由被动接受灌输变成主动探索，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很难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
况且，学校的排行和专业的冷热，往往由莫名其妙的人根据不伦不类的标准做出，除了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误导众生的笑话。以此为指引，恰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危乎殆哉！
读完大学当然要工作，但读大学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不要将大学当成职业训练所。否则，迟早有一天中国会徒有大学之名而无其实，那时的问题就不仅是学无所用，而是无处求学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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