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霍思伊
本文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杂志”（ID：china-newsweek），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4月5日总第799期
，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卧室里的西洋画占了整整一面墙壁。随着油画缓缓上升，后面暗藏的乾坤逐渐袒露在观众眼前，是密密麻麻，一捆一捆新旧不一的钞票。
不仅是墙壁，冰箱、床垫下面也满满地堆着一叠又一叠的现金。这些钱被发现于某部委项目处长赵德汉的豪宅中。而就在几小时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还看着这位被举报者家中的破败场景感慨，那是一套老旧的机关房改房，狭小，土气，朴实得就像当时正在吃炸酱面的赵德汉。
这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场景。
2017年3月28日晚七点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牵头制作，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利达影业有限公司、弘道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李路导演，周梅森编剧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单集首播。
该剧以检察官侯亮平对贪污贿赂案的调查为线索，讲述了以H省为核心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纷争，以及底层百姓在其中的起落沉浮，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全景式”描绘。
首播当晚，欢网数据和酷云数据就创下湖南卫视开播剧最高纪录，CSM-huan全国网3.9116％，收视高居第一；酷云EYE关注度高达1.0447％，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12.6％，排名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据CSM欢网全国网权威数据统计，同时段央视正在直播的“中国VS伊朗世界杯预选赛”，被《人民的名义》以高出2倍的收视率超越。
在微博上，“人民的名义”话题被讨论近21万余次，话题阅读量高达7800多万，开播当日第一集的实际收看人数，包含网络平台在内，高达3.5亿人次。
截至《人民的名义》播出到第八集，豆瓣评分接近9分，在国产剧中非常罕见。
提及赵德汉腐败被发现时的场景，观众们纷纷感叹：真实，震撼。
导演李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视剧拍完后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相关审查专家给了八个字：石破惊天，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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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
2014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三顾周庐”，邀请著名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创作一部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当下形势的反腐题材电视剧。
这是《人民的名义》故事的开端。
对于第一次邀请，周梅森拒绝了。虽然作为范子文的老朋友，他希望与其二度合作，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他心存顾虑。
周梅森以创作《人间正道》《至高利益》《我主沉浮》和《绝对权力》等政治小说而闻名，
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
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2003年，他与范子文首次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国家公诉》。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当时审查的艰难就令他印象深刻。
周梅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国家公诉》在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了八九百处。而此前他编剧的另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绝对权力》，则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差点儿被毙。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限制“涉案、反腐、恐怖”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要求其退出黄金档。随后，反腐剧进入十年左右的“沉寂期”。2004年至2014年间，只有《我主沉浮》《高纬度战栗》等少数几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播出。
当范子文找到周梅森时，形势尚不明朗。周梅森担忧，在政策宽容度很低的情况下，即使创作出来也难以通过审查
。
他问了范子文两个问题：反腐剧究竟能不能写？能写的话，尺度能有多大？
范子文比周梅森要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经有多位“老虎”落马。此时需要一部可以反映时代、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体现国家的反腐败大局。
带着周梅森提出的两个问题，范子文找到当时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
他问：能不能写？
李京盛说：能写！关键是看谁做？谁写？怎么写？
李京盛指出，最好由最高检影视中心等有关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制作，编剧的人选，他推荐了陆天明、张平、周梅森和刘和平四人。
对于怎么写，
李京盛明确说，要从反腐的角度切入，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其指导思想是七个字：反腐、倡廉、正能量
。
2014年11月30日中午，南京，范子文第三次找周梅森谈反腐剧的创作。周梅森说：“我请你吃饭，我们是好兄弟，只吃饭，不谈剧。”同席的还有江苏省两位检察官。饭桌上，检察官谈论他们办案的感受，“他（周梅森）就来情绪了，激动之后就说这个事可以干。”
2015年3月9日，周梅森的59岁生日。当天，他开始正式动笔创作。厚积而薄发，一周后，周梅森便拿出了两集剧本。
周梅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至今，他一直笔耕不缀。开始创作《人民的名义》时，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了好几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有的写了一大半，有的写了五六万字，还有的十几万字，最多的已经写了二十万出头。”
周梅森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他本以为至少还要等几年，他的这些小说才能重见天日，现在机会说来就来了。八年来对反腐现实的密切关注，多部小说里的素材积累，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形容自己的灵感“几乎是喷薄而出”，“写得非常顺”。
2003年，周梅森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说：“如果生活不能激励我，没有新的东西让我激动、让我震撼，我就会淡出政治小说领域。”
而 《人民的名义》的顺利创作，从反面印证了这句话。周梅森说，2004年至2014年，“最刺激到”他的社会现实是：腐败愈演愈烈。
他指出，虽然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激增，但实际上，十八大以后“动了真格”的反腐，是对近十几年来腐败的清算。
在他看来，以前有关主管部门一直有一个误区，即反腐败题材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限制，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和发展。“你以为不让写不让播就可以没腐败了，腐败不是愈演愈烈么？！”
《人民的正义》编剧周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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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
除了自身对社会密切的观察，周梅森1995年挂职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据他回忆，在徐州市挂职的时候，他下到各县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汇报。“这些人说起来各种政策头头是道，比如计划生育，他们甚至可以把上环率背诵到小数点后两位。
满嘴官话，根本听不到实话
。
但是等到工作谈完了，酒杯一端，真话就来了，酒再稍微多一点，心里话就全说出来了。”
后来，周梅森和挂职期间结识的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也看到了这些人几十年来的起起伏伏。他说，像剧中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因为没有后台和政治资源，他的很多朋友25年前是正处级干部，现在仍然是正处，一动不动。
而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官员们的心态大多有两种：
一种是觉得既然已经仕途无望，就每天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没有大错。另一种是怀着“能捞一把就捞一把，能贪就贪”的想法钻营。而对于县长和县委书记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难实现。
“想贪污还不容易吗，一年贪个300万、500万玩儿一样，县长可以招标卖项目，招商引资，县委书记可以卖官，这些现象都很普遍。当然，2014年之后就遏制住了。”周梅森说。
除了身边的故事，他也经常关注新闻报道和中纪委网站上的反腐消息，并把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作了详细分析，比如最有名的“小官巨贪”魏鹏远案。
年近六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平日里骑破旧自行车上班，受贿金额却达到2.1亿。专案组在他的一处房产中发现，空荡的房间中只有一张床，床垫下堆满了封着胶带的纸箱，里面是一捆捆还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
2015年，为了了解官员落马后的真实状态，在最高检的安排下，周梅森在南京浦口监狱与落马官员举行了两次小型座谈会。
周梅森说，谁贪污了多少钱对他没有太大意义，他试图从人性深处挖掘这些官员落入低谷后的心理状态。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后悔以外，这些官员还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委屈的情绪。“有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50万被判了15年，我能感觉到他的委屈，他反复说‘判了十五年’，强调了好几次。”
周梅森认为，人性是复杂的，腐败的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因为一念之差。
按照他的要求，参加座谈的落马官员都曾经身处核心的权力部门，有大城市的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国土开发等核心权力部门的一把手。
看到他们，周梅森感觉很痛心，一方面，这些人破坏了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不良的政治生态，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当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
“有的腐败干部非常讲义气，有的能办事，不是全都十恶不赦、非黑即白，这些人就是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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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
周梅森在浦口监狱座谈的时候，正在香港的李路听说了这件事。一向很敏锐的他当机立断，从香港飞到南京，跟周梅森表示，希望可以担任这部剧的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