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来的电话
，两个彝族少女的时间差
采访、撰文、摄影 黄依琳
“今天你不来上学，我都觉得读书没意义了。明天你就要去北京，我真的真的舍不得，好想让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毕业，可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以前的我什么都不懂，不懂得珍惜你，可现在已经没有后悔药了。”
2020年12月，来京3个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14岁的沙马阿依小心翼翼地拆开折成爱心形状的信封，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给记者念这封信了。我把手机借给她，向教练请示后，拨通了信上留下的电话。
“好想你”。
“我也是，好想你。”
这是两个久未谋面的好友意料之中的开场白。电话里声量更高的是友阿木，她与沙马阿依原先是同班同学。2019年9月，两个少女的人生开始走向不同的未来。
接到电话的时候，友阿木站在自家大门口，阳光正好。视线所及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入冬后山上的树变得光秃秃。友阿木的家在山上，是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山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山村的名字不便透露）
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境内的6万余平方公里几乎均是山地，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生态恶劣、交通闭塞、教育落后、毒品肆虐、艾滋病泛滥等各种问题叠加，导致凉山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截止2019年底，凉山州17个县市中有11个深度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达4.17万平方千米。这些数据曾公开发布在2019年凉山州政府网
（信息来源：阿乌五各木,罗霞.凉山彝区基础教育救助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J].红河学院学报,2021,19(01):58-61）
，如今链接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2020年凉山贫困县已经全部清零的“大好形势”，但贫困在大凉山并没有完全消失。
友阿木的学校在另一座山的脚下，从家里望不到。山路崎岖，对于习惯负重走山路的孩子来说，仍需一个小时到学校，冬天会增加这条路线的长度。“有一次下了大雪，许多低年级的孩子一路‘摔’着来学校，到学校都眼泪汪汪”， 友阿木说完咯咯笑。
下午三点的阳光很温暖，友阿木家里则需要靠燃烧柴火升温。在火塘添入妈妈去山里背回来的柴，不一会浓烟滚滚。柴火噼里啪啦作响，暖了正房，却暖不了冰冷的床铺。友阿木夜晚时钻进洞穴一般的“小房间”，头缩在被窝里，稍微转个身，冷风就会灌进来。在镇上打工的姐姐给家里买了电暖炉，但村里电费高，一年用不了几次。
家是两间样式的土屋，外带一个供猪自由活动的小院子。除了火塘和“沙发”，正堂一时间说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所谓的“沙发”，由两张塑料凳外罩一个褪色的沙发套组成，只有客人造访时才可以享受。
木门上贴着三张友阿木得“三好学生”的奖状，两张已经破损。友阿木说这是弟弟嫉妒她成绩好“撒气”所致。（图片已做模糊处理）
即便是白天，土屋里依旧光线昏暗，只有一只摇摇晃晃的灯泡照明。友阿木常常在灯下做作业。陪伴她的是一只小“灰”猫，在满是灰尘的屋子里长大的小猫已经无法分辨本来的毛色。它似乎从来没有享受过挠下巴的乐趣，伸手过去的话，它会猛地伸出利爪。它的年龄没人知道，友阿木只记得是大概10年前妈妈从镇子上买来的。小猫身形瘦小，看起来也不过一两岁，没想到已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猫生”。它的主人友阿木也一样，模样有些营养不良，看不出来已经16岁了
（2021年）
。她上五年级，是班里最大的孩子。11岁时，村里才有了公益小学，所有的适龄儿童终于可以上学，师资全是汉族支教老师。
幸好沙马阿依给友阿木打电话是在周日，如果是周六，她需要在学校补课。友阿木和好友抱怨学业太沉重。在师资不如镇上学校的情况下，为了让山里的孩子准备好升初中的考试，支教老师对他们相当严苛。令老师没想到的是，过于紧张的学业反倒适得其反，“很多人都不想念了”。
有一次班上的几个男生为了参加朋友婚礼，没有来上学。校长生气动手打了他们，导致挨了打的那几个男生干脆不去学校了。校长几次家访“赔礼道歉”，也劝不回。“校长伤透了心”，说到这里友阿木低下了头，她好像觉得抱怨作业太多，是愧对老师的良苦用心，抬起头来问我，“我不懂事了吧？”
实际上，在友阿木这个年纪，山里很多少男少女都辍学了。某天班里女同学宣布要嫁人，是再正常不过的新闻。很多彝族家庭不支持孩子读书，少女年满14岁就会安排与大一两岁的男孩“相亲”。许多人只是在手机上认识几天，家里就会安排结婚，嫁女儿的人家再用收到的嫁妆给儿子安排婚礼。“彝族没有爱情”是论及彝族婚恋时，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
辍学的男孩子多半是为了出去打工。打工还是继续读，也有部分人去留彷徨。前阵子有人来学校招少年摔跤选手，校长挑选了一些二、三年级成绩最差的孩子，“他们无法升初中，这也算是一条路”。少了几个人，食堂分给每个人的饭也多了起来。友阿木经常以糖代替早饭，可是现在她开始担心，午饭吃多了，会胖。
友阿木的朋友圈偶尔会发美颜自拍，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最早是打工的姐姐讲给她听的。“姐姐会化妆，打扮得很漂亮。”友阿木也想要和姐姐一样漂亮，但她不想打工，想通过上大学，走出大山。校长曾通过在旅行社上班的朋友，特意为班上一些成绩好的孩子安排了长途旅行。去过深圳、重庆、成都几个大城市后，友阿木心中的梦想便由上技校升为考大学。但真的可以念到大学吗？友阿木还有没读完小学，连有没有踏入中考的资格也没有底。
朋友的电话增添了友阿木的焦急。“你的课本还是五年级上吗？”，到了北京后短短三个月，已经通过学习机读到了五年级下册的沙马阿依问道。但是友阿木明明
课业繁重，每天11点才回家，也没能读完五年级上册的课程，她的回答急促了起来，“现在这个年龄还在读小学，又不能直接跳级，还是得慢慢学，我好着急”。
这一个学期的差距，既是两个少女学习和成长的进度差，也仿佛暗示着大凉山与北京的时间差。
友阿木在电话里频频提及的词汇是“羡慕”。但沙马阿依听到这个词心里很难过，她不想让朋友羡慕，“我希望他们也和我一样”。
沙马阿依的幸运是孙教练给的。孙教练曾是棒球国手，参加过北京奥运会。2015年，他创建了一个爱心棒球基地，开始接收生存困难的孩子。他希望媒体报道的时候，称呼他们为“困境儿童”。2018年，孙教练带着几个同事，走进了大凉山，在当地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寻找家庭贫困，同时适合打棒球的困境儿童。
在学校操场上，孙教练会让孩子们做简单的运动，以测试协调性、机灵劲和爆发力。一旦选中了谁家的孩子，孙教练就会进行家访，劝说监护人签署允许孩子到北京学棒球的协议。绝大多彝族家长听不懂汉语，能听懂的在当地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都去外面打工了。为了沟通顺畅，孙教练一行人前去的时候，需要带一个大孩子陪同翻译。
穿着入时的彝族少女在镇上赶场（赶集），带着从城里打工回来的痕迹
。
沙马阿依就是这样认识基地外联张蕾的。那是在基地工作人员去第一次大凉山的时候，校长向他们介绍沙马阿依，让她带领着去小队员家里当翻译。前一天刚刚下过暴雨，山路泥泞湿滑，如果没有沙马阿依帮扶，腿脚不便的张蕾都没想到自己能坚持下来。第一眼看见张蕾姐姐，沙马阿依就知道她是城里人，走山路一定不方便。“我想牵着她一起走，但是校长还没介绍，我就不敢过去牵”。
当时沙马阿依不知道如何形容的“想亲近张蕾姐姐”的感觉，是刻在张蕾心里的“善良和懂事”。回北京后，她一直忘不掉这个显然不符合基地选拔标准的“超龄”少女，多次向孙教练提议要带沙马阿依来北京。最终触动她一定要立刻行动时，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2019年9月，基地工作人员第二次去大凉山，张蕾得知沙马阿依的另一位好友前一年还在读书，后一年已经嫁人。“同样大的孩子，可能也会有着同样的命运，我和老孙说这次一定要带她走”。
类似的“例外”总是频频发生。有听力障碍的金曲，是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向基地推荐的。村里没有医院，金曲小时候发烧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如今半聋半哑。校长像父亲一样带着她，慢慢地教她听话识字。她似乎不觉烦恼，是个爱笑的姑娘。孙教练动了恻隐之心，“如果在那边得不到很好的物理治疗，这个孩子就废了。能不能打棒球不管，先接到北京来治疗再说”。
金珠和珍珠两姐妹也是这样被接走的。爸爸去世，妈妈离开，两姐妹跟着爷爷奶奶。张蕾和沙马阿依都清楚地记得家访那天的情形。低着头进到漆黑的屋子里，只见爷爷和奶奶躺在床上，一个瘫痪，一个醉倒。两个孩子没人管，抓着塑料袋啃生方便面。当初基地选中的是读小学的姐姐，看着眼下的状况实在“不能硬着心肠”，孙教练咬咬牙把读学前班的妹妹也接了回来，“反正就多一个吃饭的”。
原本只想着挑一两个孩子，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带了几十个彝族孩子回北京。可还是有许多被“剩下”的孩子，一位工作人员始终忘不掉结束家访时，一个看起来10多岁的女孩牵着表弟的手，一路尾随着他们疾走，她背上的竹筐里还站着一个婴孩。“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眼神里带着渴望。我们也什么没说，可是心里非常难受”，她说。
“走的时候哭死了”，沙马阿依回忆了不知道多少次临走那天发生的事。和友阿木的信放在一起的，还有她最后一天去学校时同学和老师送给她的礼物。“在教室门口还没走进去，我就开始哭”。亲戚和邻居站在路两旁送她上车，叔叔开玩笑地叮嘱她回来别忘了给他买酒，邻居祝福她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常回家看看。上车后，她才发现紧紧攥着钱的右手已经汗湿，那是爸爸临走前塞给她的。
棒球基地在北京郊区，天空掠过一架银色的飞机，轰鸣声就在头顶，却又无比遥远。有的孩子抬头张望，想起载着自己从家乡到北京的飞机，想家了。
可是归家的日期，谁也说不清楚。即便过年，大家也都基本在基地度过，没办法由大人陪同一一送回家。有的甚至没有亲人，无家可归。即便亲人在世，大多数孩子回家的路途也太过遥远，当真来接孩子回家过年的家长寥寥。
女孩子里面只有尔子带来一副彝族耳环，其他姑娘们争抢着说如果再回家，一定也要把耳环带来。尔子的声音却低了下来，“我最想带妈妈来”。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我也是”，对家的思念像是会传染一样，瞬时间大家哭成一片。
抵挡思乡之情的办法，是建立对棒球之家的认同。从“小家”到“大家”，刚来的孩子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适应期。上午学文化，下午打棒球，在学习加训练的生活被丰富填充后，想家的频率也会日渐降低，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去。阿牛刚来的时候才6岁，天天哭鼻子，待满一年后，逮着休息空隙就和朋友跳皮筋。好不容易截住她问想不想家，她会一边扭身子，一边哈哈笑回答“这里就是家啊！”
棒球的含义还真的与“家”有关。在棒球运动术语中，“全垒打”的意思是打者环绕内场，踩上所有垒包一周，方可得一分。绕了一圈又回来，所以全垒打的英文叫“home run”。
在孙教练的构想中，为孩子建造一个家的意义要更宏大。“家”不仅仅意味着棒球基地这个大家庭，也是这些孩子未来在社会中的心灵归宿。所以棒球训练的第一课，是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为孩子在日后的现实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夫乔刚来的时候，一次内急把大便拉在了帽子里，教练发现大为吃惊，没有训斥他而是加以引导。
还有一次孙教练生病住院后归来，来到餐厅关切地询问女孩们的近况。孩子们回答后，像往常一样端起盘子就走。杨教练见后大为光火，在之后的训话中没忍住脾气，“孩子们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光顾着吃，没有一个人关心孙教练的身体状况，实在令我生气”。
2020年12月的北京早上7点，天气晴朗却寒冷，孩子们在操场上集训，呼着白气。9岁的依吾没有洗脸还撒谎，被刘教练当着所有的孩子面训斥，还要惩罚体能训练。宿舍附近有一处角落无人打扫，刘教练很生气，命令所有人解散重新打扫。导致负责早读的老师，在教室里空等了半个多小时。刘教练对待孩子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比棒球训练还要严苛。“有的家庭孩子太多，孩子一晚上不回家都不知道，所以他们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根本不懂什么是规矩”。
训练和“矫正”的过程很痛苦，需要身体、心智和耐力，但比起孩子们之前的生活，现在的痛苦也许算不得什么。问他们“喜欢棒球吗”，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肯定。但孙教练倒认为，大多数孩子还没有认识到棒球的魅力，眼下不过是喜欢“新家”的生活条件，不用再挨饿受冻，也不必担心辍学和嫁人。
但是随着孩子们日渐融入了“新家”，他们也渐渐“回不去”了。基地曾有过几次先例，有的孩子放心不下生病的亲人，数次偷偷跑回家。也有生活条件稍微改善的家长，强烈要求把孩子带走。这些都令基地的另一负责人王磊尤为担心“这些孩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不会让他们回去。在大城市里见到了更多的东西，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孩子心里也许会对社会落下仇恨的种子。”
王磊觉得基地存在的很大价值在于让这些孩子“能进入主流社会，不要给社会添麻烦”。他认为，他们的本性原是善良的，但如果持续待在贫困地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许会沾染恶习，成为社会的毒瘤。刘教练也认可这样的观点，孩子们带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只是浇了浇水就开出了美丽的花朵。但如果大人不加以引导，也许这颗种子并不会发芽。
不过令刘教练也没想到的是，当下绽放的小花朵们，也给浇花的人带来了芬芳。在来基地之前，刘教练是个喜欢独处，“不近人情，很冰冷”的人。刚来的时候，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他从没见过“这么瘦，这么脏，这么黑”的孩子，“有半个月都处在‘懵逼’状态，一直在琢磨这帮孩子到底是不是山里来的。”直到有一天，他生病住院后归来，总是训斥孩子，板着一张黑脸的他，居然也被“不计前嫌”的孩子们争相拥抱，帮着打饭洗碗。他心里的冰山融化了。“我有一种当爹的感觉”，20出头，脸上还有一丝稚气的刘教练笑了。
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对于这些在基地里工作，和孩子一样，常年无法回家看看的教练、老师、阿姨来说。基地也是一个家。
在王磊心里，家的感觉去年才渐渐找到。据他回忆，基地几度搬迁：2015年在小汤山一家医院改造的院子，只有一个简单的操场，因为被列入拆迁计划，搬到了昌平；在昌平的一家废弃宾馆待了三年之后，再次面临拆迁，虽然政府一直在照顾，但周边都拆到只剩一家独院，已经断水断电了，没好意思赖着，只能再搬到宋庄；19年赶上疫情，花了很大力气改造好的废弃厂区，只能断舍离；2020年跑了不下200个场地后，才终于找到通州，唯一的不便就是接近河北地界，再走几公里就到天津了。
通州的场地有两块训练场，一片荒地，成排宿舍和标准的厨房餐厅，是王磊口中的“天上人间”。为了节省费用，教练带着孩子“蚂蚁搬家”加“就地开荒”，前后忙活了两个月，才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家有了，但家里没有钱。资金是基地运营最大的困境。孙教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找钱这件事上。其实在最初，孙教练并没有这么“伟大”的理想。
棒球在中国属于方兴未艾的运动。作为职业人，孙教练最初的构想是培养一批棒球职业人才，扩大棒球这项“小众”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力。但他日渐发现，因为基地要封闭式训练管理，许多城市孩子的家长并无意全权把孩子托付给基地。而那些有困难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寄养”在包吃、包住、包教育的基地。“相当于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他们可以放心地出去打工了”。加上之前孙教练有过一次成功的先例，在2010年他曾受邀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做过棒球培训，只不过4个月的时间，这帮孩子就夺得了世界级锦标赛冠军。两个因素加起来，组建一支贫困儿童棒球队的构想在他的脑子里才日渐形成。
公益作为契机，帮助孙教练找到了两个伙伴。一个是曾在央视做过记者的王磊，另一个是曾在基金会工作的张蕾。三人一到齐，基地才真正走上了公益的道路，从“小黑户”变成了正规公司。
2020年，随着一部讲述基地男孩们故事的纪录片《棒！少年》在国内院线和爱奇艺上线，基地越来越受到外围人的瞩目。一些社会捐助接踵而至，但基地花费成本依然很高。除去水电、供暖、工作人员工资之类的运营成本之外，还有两项特殊的费用。一是孩子们的餐食标准比一般福利机构要高昂许多，因为这些贫困儿童大多营养不良，需要按照运动员标准准备牛奶、鸡蛋、肉食以适应体育的强度。另外一个是参加比赛的报名费、交通费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为了职业化训练，让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是成长的最有效方式。
虽然外界资助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基地也在努力想办法开源。王磊感激场地的“地主”
（一位当地企业家）
半租半送了这块“天堂之地”，他们可以就地搞点旅游开发。譬如菜地可以种植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周末请一些在北京的家庭“体验农家生活”，顺便买走一些有机果蔬。至于另一片荒地，王磊正在研究购买一些薰衣草的种子，开花后作为郊区一景，顺便卖一些诸如香薰精油的周边。此外还有户外烧烤、农家民宿、企业团建、棒球有偿培训等方式。不过这一切“商业项目”对于基地的补贴微乎其微，且进展缓慢，“只能慢慢地给人家
（房东）
提建议，毕竟是他的钱”。
还有些别的难题。大凉山的彝族姑娘们到了后，基地组成了女子u10和u12两个梯队的建设，成立中国首支女子棒球队有了初步进展。由于基地的男教练没有训练女队员的经验，加上国内也没有棒球女教练，孙教练琢磨着从日本挖人。但困难重重，“资金还不是最难的问题。关键是环境，高级教练要求比较多，咱们这没有职业发展前途，这些孩子也不是天生好苗子”。
孙教练的办法是“情怀+梦想”、“连哄带骗”。2020年底，孙教练从棒球俱乐部挖来了一位台湾资深教练。上任第一天，他观摩了一个下午孩子们的训练，很快便纠正了许多错误。虽然没有教过小孩，但台湾教练第一眼见到他们就喜欢上了，“很天真很淳朴，眼睛都会闪闪发亮”。
2020年北京的第一场雪，白色装点着孩子们的童话世界，以往热闹的训练场上空无一人。顺着飘扬的橘黑红彝族元素小旗子，一路走进基地特意为孩子们准备的彝族新年晚会现场。刚进大门，我就正巧撞见沙马阿依的表演。她穿着彝族传统服装，裙摆铺展开，侧坐在舞台上，领着姑娘们唱一首流行歌曲《今年夏天》。这天的她很漂亮，红扑扑的脸上略施粉黛，一改之前的羞涩，一双笑眼大胆地接住台下观众的起哄和喝彩。事后她说“那是来北京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到了很晚也舍不得卸妆”。
初来北京的时候，问她爱好，她说是跳舞，“不是彝族舞，是街舞的那种”。说完她从宿舍柜子里拿出一枚从大凉山带来的奖牌，那是某次校篮球赛的啦啦队奖，“我是领队“，她特意强调。三个月后再问她，她改口说“现在喜欢棒球。”与其他已经形成“意识形态”的大孩子相比，沙马阿依更快地适应了新环境。别的孩子说“喜欢”棒球，也许是错把对生活环境的喜欢与棒球划上等号，但沙马阿依口中的“喜欢”可是百分百地认真。
周末自由活动的时间，食堂和女生宿舍的电视遥控器由孩子们自己掌控，沙马阿依很少去凑热闹。
“我不爱看动画片”。
“但电视里也不总是动画片呀”。
“我不喜欢玩”。
“真的吗？”
在我的追问下，沙马阿依最后的答案是“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有天夜里10点，离规定睡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杨教练路过图书室，发现沙马阿依还在学习。到底该不该喊她睡觉，杨教练找基地德高望重的老教练“师爷”讨教。“师爷”说：“有学习的心是好事，不应当阻拦。”
沙马阿依的危机意识，源于年纪的压力。刚来的时候，她很腼腆，后来张蕾发现这份羞涩是因为自卑。“你知道吗姐姐，我14岁了才读五年级，在这年纪最大，到哪儿都比别人高”，一次谈心时，沙马阿依偷偷和她说。
让大凉山的朋友友阿木羡慕不已的读书郎学习机，是杨教练花1000块钱买的。一次晚自习，沙马阿依向杨教练请教一道关于植树的数学应用题，她蹲在教练旁边，记下满满的笔记，听不明白的地方一直追问，直到听懂为止。那是两人第一次关系拉近，在此之前杨教练为了走进这位腼腆女孩的世界，绞尽了脑汁。
有了学习机后，沙马阿依就自己在宿舍上网课。尽管隔几分钟就要按下暂停键抄写笔记，她还是学得比别人快，三个月就学完了将近两个学期的课，马上就可以升六年级了。
在训练上，沙马阿依也不想松懈。她心里清楚，眼下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学棒球，还要加上一句“要学得特别好”。沙马阿依并非孙教练根据身体条件从大凉山选来的，“例外”的身份带来的坏处是，她的体能和灵敏度特别差：“球接不到，传球传不到，打球打不着，跑步跑得慢”。
女孩来例假，教练不敢让她们狠练，体能训练降低了好几个档次。别的孩子盼着这几天，可是沙马阿依有些生气，她主动要求做点什么。杨教练就找来一个桶，里面倒了半袋潮了的大米，让她把手放在里面搅，进行手臂训练。搅了一下午，沙马阿依晚上吃饭拿着筷子的手一直在抖。两个月后沙马阿依的棒球水平已经达到可以参加比赛的级别了。
关于未来出路，张蕾和沙马阿依聊过，除了棒球技术之外，可以学习指挥的能力，往领队的方向培养。这个选择，除了年纪最大的考虑之外，也是因为领队是个操心的职业，沙马阿依特别“有心”。
平日里，彝族女孩会和汉族男孩斗嘴，沙马阿依总会加以阻拦。女孩们用对方听不懂的语言“骂很难听的话”，让沙马阿依举例，她“不好意思说”。她知道男孩们虽然听不懂，但因为语气容易猜，同样会造成伤害，“我舍不得他们挨骂”。为此，她不得不“承担”爱恋这些男孩的“污蔑”。沙马阿依觉得委屈，但想到张蕾教她“要有大格局”，也就不想和那些女孩们计较了。
以前在大凉山，沙马阿依自称是“爱哭鬼”，与姐妹争吵到最后总是以哭鼻子结束。来北京后，她哭的频率渐少。杨教练印象里仅有一回，给她看孙教练突发心梗在医院的照片时，“她眼泪汪汪的。”沙马阿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再哭了，“有的时候也想哭，可眼泪就是掉不下来”。她猜是自己长大了，在队里是大姐姐，需要变坚强。
相处时间久了，沙马阿依以前不愿说的理想渐渐吐露。她想要靠自己的能力为家撑起一片天空，给原生家庭带来一些变化，一些流动。不管未来是当领舞、领唱还是领队，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做的。“把父母接到大城市来，看看外面的世界。”
沙马阿依的作文课上有篇题目叫“20年后的家乡”。 沙马阿依畅想的画面是机器人老师上课，绿色通行的无污染汽车直达家门口。但在时间仿佛停滞的大凉山，私家车少之又少。就连开往乡镇的车也时间不固定，得提前和司机打电话，凑够了一辆七座面包车的人数一半才能开。
沙马阿依在北京唱的《去年夏天》，友阿木没听过，但她可以想象朋友那天的喜悦。她自己的彝族新年倒没什么给沙马阿依分享的，无非是和往常一样拜年、杀猪、干农活。一想到往后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她唉声叹气。沙马阿依也随声附和，和朋友说在基地也身心俱疲。
“但是要坚持”，友阿木给朋友打气，也像在给自己打气。她期望支教老师会给他们安排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可是又不敢想象未来真的可以念到大学。“坚持坚持”，她又反复说了几次，其他的交给命运去安排好了。
“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应该很高了”，友阿木想象着朋友的样子，和她约定四年后再见。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四年很短，但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未来也许就在这四年间定下基调。友阿木仿佛想到未来的不确定性，马上补了一句，“也有可能都没法见到了。四年后，我们班有些人有可能不读了，就算还读着，也会去镇上或者市里，那时候就分散了”。
“分散”一词有些哀伤，此刻却好像也正在发生。一个小时过去，空气凉了下来，友阿木还站在家门口滔滔不绝。电话那头的沙马阿依已经有些沉默，开始被房间里进进出出的舍友分神，偶尔附和几句朋友的话。
“你没话说了吗？”友阿木敏锐地感觉到了朋友的变化。
“有啊，但我们好像聊很久了”，沙马阿依抬头看我。
“今年他们还会来吗？”
“不知道，可能不来了”。
电话那头传来轻轻的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