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任也是再出发。六十多年都没有脱贫的都安县能在我的任上摘帽，是项大事业。”担任县长、县委书记10年有余的陈继勇，从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任上提拔为河池市副市长，不久又回到都安县兼任县委书记。最近1年多来，他比以前更忙，车里随时备有下乡爬山用的运动鞋、雨伞等物品。

2016年是市、县党委换届年，部分地区市（州）领导班子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新面孔，不少新提拔的副厅级干部跟陈继勇一样，除新职务外，还兼任县委书记。2017年初，四川有17名贫困县县委书记“提拔不离岗”，成为副厅级县委书记。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可以就地提级。”去年4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又下发《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明确贫困县党政正职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离。脱贫摘帽后，仍要稳定一段时间。

广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们服从大局，积极响应，带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中，有的已担任现职近十年，有的省近一半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任现职超过5年。受访者都表示，大局最重要，关键看需要。

担任河南省太康县委书记9年的王国玺觉得，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是人生一大幸事。他告诉记者，主要领导更换频率太快、任期太短不利于地方的持续健康发展。“脱贫攻坚是艰巨、长期、复杂的工作，没有长期打算、长远安排，很难真正脱贫”，在王国玺任县委书记的9年时间里，太康县从一个农业县转型为工业县，GDP总量从全市倒数跃升到第二位。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委书记冉光富认为，在县委书记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只要敢担当，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但如果任期太短就容易扭曲政绩观，造成急功近利。

“经济学上有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干部作风和状态也存在‘层层递减’效应，县委书记这根‘主心骨’没有定力，下面的干部必定‘漂浮’。”贵州省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郭伟谊说。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受访的县委书记普遍认为，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蓝图已绘就，人力、物力、财力已大批投入，关键就是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执行落实。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能够有效保持脱贫攻坚政策举措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引导干部脚踏实地持续用力，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打开导航，不打招呼，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马生荣经常悄悄下乡暗访。“他穿着运动服，看起来不像干部，一进村就打听谁家最穷，谁家的屋子是危房。”五家乡下庄村老汉马哈木说。

马生荣初访马哈木家，看到的是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和凌乱的小院，立即督促有关部门和各乡镇加速危房改造。如今，马哈木老人已搬进宽敞、明亮、结实的新房。东乡县的农村危房有望在年底消除。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50个贫困县县委书记进行的无记名调查问卷显示，有63%的受访者认为，“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在基层落实“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引导贫困地区党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上。

“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梁嘉庚看来，带领全国63%的水族人民脱贫就是“天大的事”。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2016年底，三都县还有6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15%，脱贫攻坚是“大事”也是“难事”。

“临阵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不脱贫不脱钩’是非常好的激励政策。”梁嘉庚认为，不一门心思干下去，带领一个县脱贫就是空话。“如果做县委书记屁股太‘尖’了，坐不住，其他干部如何坐得住？”梁嘉庚说。

当然，“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做好做坏一个样”，踟蹰不前“守摊子”、“坐等”鸣金收兵将被追责。

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全省9个市（州）、贵安新区、66个贫困县、19个有扶贫开发任务县的党委和政府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考核。其中5个“综合评价较差的县”的县委书记进行了公开检讨，全面查摆问题，并对如何全力抓好整改、迎头赶上表态。

记者对50个贫困县县委书记进行的无记名调查问卷显示，有63%的贫困县县委书记认为“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的脱贫政策，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县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上。有48%的认为有利于层层传导压力，增强干部脱贫攻坚动力。“不脱贫不调整”的政策经层层传导，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干部争先脱贫的积极性。而随着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第三方评估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不断加大，防止脱贫急躁、冒进的制衡机制正在形成。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委书记陈湘飚说，逐步完善监管、考核、激励机制，体现了中央对于贫困地区党政主官的严管厚爱，真正让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有利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政治生态的形成。

近年来，甘肃省定西市副市长、通渭县委书记令续鹏坚持每月在县委常委会上带头做《每月工作情况通报》。现在，通渭县委常委们每月通报、会诊各自发现的问题，通过督办及时解决。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以此增强全县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最终致力于解决问题，让群众受益。”令续鹏说。

这几年，甘肃省陇西县在脱贫攻坚中先后承接和主动试点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农村集体股份权能改革、保单质押贷款等改革。陇西县委书记鲁泽说，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县委不能撒豆成兵，必须用改革释放脱贫攻坚的新潜能。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忙，是所有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共性特征；创，是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又一关键词。记者在多省区采访了解到，大胆创新、带头实干构建适应脱贫攻坚需要的政治新生态的“弄潮派”不在少数，“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正力促基层积极转变扶贫工作方式，有利于县域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郭伟谊今年给自己增加一项额外的任务——自己做PPT,给全区干部讲课，对于村支两委的干部着重培养责任意识和发展能力，对于科级干部着重提高其市场意识和找市场的能力。在郭伟谊的带动下，西秀区各级主要领导带头讲课、党员干部主动学习的氛围正在形成。

“县委书记既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也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提升县乡村各级干部的能力。”在郭伟谊看来，脱贫攻坚是当务之急，切实提升区县自我发展能力是长久之计，而这个提升的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素质。

专家表示，中央政策设计了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贫困县党政正职“就地提级”的环节，有助于稳定干部队伍预期，既敞开了贫困县党政正职的“晋升之路”，也解除了其“后顾之忧”。脱贫攻坚一线正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广阔舞台，扑下身子、踏实苦干、德才兼备的脱贫攻坚一线领导干部一定会脱颖而出。

受访的干部、专家认为，“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不仅对贫困地区县委书记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双向激励作用，也为改进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县域治理和干部培养成长等方面做出探索，有助于加深对扶贫规律、县域治理规律和干部成长规律的认识。

他们建议，继续完善政策，提升干部预期，形成光荣扶贫的良好氛围和“干部争相到扶贫一线显身手、组织在扶贫一线选良骏”的良性循环，为改进县域治理积累更多经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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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是峭壁，眼前是连绵的石山，站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的一条山路上，50岁的县委书记杨龙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感叹道：“对贫困如同宿命一样的七百弄乡瑶族群众来说，这轮脱贫攻坚战是改变命运千年未有之机遇。”

大化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严重缺水缺土的七百弄山区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世上除沙漠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今，盘山路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正在改变当地的面貌，不少村屯通公路后，新房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世世代代居住的茅草房、土坯房变成了瓦房、楼房。

“这个地方自古贫困，如今在党的带领下修路、搬迁、富民，这里的群众将摆脱延续了世世代代贫困的命运，这是一件足以写进县志的大事。”杨龙文说：“在我这一任脱贫，我很光荣！”

杨龙文的“兴奋”并非个例。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然脱贫攻坚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县委书记们不仅没有抱怨，反而豪情满怀。“‘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都安精神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提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都安仍有十几万贫困人口，一想到将在我这一任实现脱贫目标，我就心潮澎湃。”广西河池市副市长、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陈继勇踌躇满志。

受访县委书记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县获得精准扶贫的投入力度、精度、效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些曾经积苦积弱的贫困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既是贫困群众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县委书记们个人干事创业的重要机遇。

“今生有幸做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只嫌本事不够用，没有平台不够大。”河南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的话代表了不少“同行”的心声。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普通党员干部下乡扶贫时，都会在胸口别着一枚党徽。对这一做法，身形清瘦的河南光山县委书记刘勇表示：“对我们而言，扶贫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要求或民生工作，从深层次讲是为了弥合社会发展鸿沟、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在对脱贫攻坚和县委书记使命的认识上，这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 一是责任感强，面对当前的脱贫形势，“宁做忙官不做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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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对在自己任上摆脱贫困倍感光荣，中部一县委书记说：“中央这么看重这支队伍，咱就是累死也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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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以往追求GDP的政绩观悄然变化，开始真正将共产党人的事业与自身的人生追求相统一。

2

改变贫困面貌的巨大机遇和无限的使命感激发了贫困县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激情。对于每天的工作状态，调查问卷显示，26%的县委书记选择“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68%的县委书记选择“5+2，白加黑”。

这并非“虚言”。为了更真切地感受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工作状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对十余名县委书记进行了全天跟访，与他们同吃同车同下乡。结果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六七点天色微曦出门，晚上披星戴月而归，十一点之前无法休息。记者的采访本上，也留下了一连串这样的记录：

——甘肃省定西市副市长、通渭县委书记令续鹏2016年下乡121天，走访117个村，攒下一份厚达34页、A4纸打印的《每月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汇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扶贫。

——陈继勇平均每天开五六个会，白天下乡调研就晚上开，会议经常开到深夜十一二点，记者两次采访陈继勇，时间都约到了晚上十点之后，结果走进县委办公楼，许多办公室仍然灯光通明。

——河南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去年下乡超过250天。他说：“县里的干部队伍任务重、压力大，作为县委‘一把手’，我要让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个干部队伍。”

……夜以继日，时不我待，这就是许多贫困县县委书记每天的真实写照。为了确保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不少地方还将行军打仗的做法借鉴过来：无论是在干部的表述里，还是在农村的墙上，经常能见到各种“作战用语”；不少贫困县还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抽调精干力量用于扶贫，并对一些重点项目签订了“军令状”。广西陆川县还制定出“五挂作战”方案，即挂职作战；挂图作战；挂牌作战；挂联作战；挂账作战。

“扶贫攻坚就是一场战役，军令如山，命令一下就必须要完成。”陈继勇表示。

由于事情多、节奏快，把现场办公会开在贫困村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是县委书记们经常采用的方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亲历过平舆县一个农业合作社现场办公会，不到10分钟时间，县委书记张怀德就帮这个合作社解决了变压器、灌溉设施、土地流转三大问题。在车上，张怀德告诉记者：“这个合作社带动脱贫能力强，合作社负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五六个县直部门、三四个乡镇。如果靠他自己去协调，两个月跑下来，农民就已经在地里种了玉米，耽误了流转就又耽误一年。摘帽在即，时间不等人啊！”

在这样的现场办公会上记者发现，县委书记们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你给我说个截止时间？”而给出的最后一个表态则是——“行，到时我再来看！”

500多个贫困县是脱贫攻坚的核心战场，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县委书记身系战局成败。采访中，有人感慨，“县委书记相当于团长，但我还要干连长、排长的事儿；对很多事儿不放心，有时还直接做一线战斗员。甚至需要‘唱黑脸’当个激励士气、赏罚分明的大刀队队长。”

3

脱贫攻坚涉及方方面面，一些政策规定难免滞后，甚至有脱离实际的情况。推进扶贫过程中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尤其是与上级部门的规定不符时，县委书记需要敲钟问响、顺势权变地开展工作——风险，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一面镜子。

杨龙文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通村屯扶贫道路坡度要低于10度，但是大化县的许多石山区山坡陡峭，如果按照低于10度的标准修路成本要增加两三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恰逢杨龙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商讨此事。“按10度以下修没有钱，按20度修，又怕验收时不过关，今年任务很重，很多条路都等着开工，书记您要尽快拿主意。”扶贫办主任说。

经过一番讨论，杨龙文最后定调：“扶贫任务这么重，我们不能干等，让施工队先动起来，出什么问题我来担着。同时尽快去上级扶贫部门面对面汇报情况，不要文件来文件去。”

采访中，不少县委书记表示，脱贫攻坚事关医疗、教育、民政、交通、农业、财政、金融等方方面面，一些部门的政策规定难免滞后于基层探索，面对这种情况，“一把手”的担当精神尤为重要。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上任之初，对自己和当地干部提出了“五不”要求：不争论、不张扬、不浮躁、不落后、不折腾。他告诉记者：“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往往还定不下来，我必须担当，没有那个时间了，定了就得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4

“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

一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早上开始跟访杨龙文，他一整天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县委办主任也不解其由。晚上书记从全县养鸡业形势分析会下来，已是夜里10点多，他却一脸喜色拉着记者陪他去街边吃点烤羊肉串。县委办主任跟记者感慨：“记者同志，书记2年多从来没有吃过夜宵，看来今天多亏了你，才这么高兴。”

记者了解后才知道，杨龙文之所以高兴，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一个电话。原来，面对全县贫困地区缺水少土的现状，从2016年初开始，大化县大力发展养鸡产业，但是今年开始的H7N9禽流感给当地的养鸡业蒙上一层阴影。一旦贫困户养鸡赔了钱，将极大打击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因此，杨龙文一直在为销售发愁，还专门去深圳跑市场。经多方联系后，就在当天会议间隙，一家企业负责人给他打电话，答应将县里存栏的鸡统一收购、宰杀、冷冻。正是这个电话，让杨龙文大松了一口气。

对50名县委书记压力程度的问卷调查显示，66%的人压力较大、很大，以致“夜不能寐”、“如临深渊”。

压力主要来自贫困的现实性和艰巨性。不少地区贫困程度深，历史欠账多，要找到一条稳定的脱贫之道十分不易。发展扶贫产业是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贫困地区往往基础差、底子薄，贫困群众往往缺技术、少知识，加上市场形势瞬息万变，扶贫产业无异于“走蜀道”。问卷调查中80%的县委书记认为“如期脱贫容易，稳定脱贫不易，全面小康任重道远”。

陆川县是广西2016年预脱贫摘帽的9个县区之一，经过努力，目前全县贫困发生率由10.14%降到2.74%，初步实现脱贫摘帽。尽管如此，陆川县委书记蒙启鹏丝毫不感觉轻松。“去年我们有6万多群众脱贫，这么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如果没有产业作支撑，很难实现稳定脱贫。”群众虽然经广泛动员种植中药材橘红，但距离挂果需要三年时间，不能解燃眉之急。此外，全县贫困人口中超过1/5属于因病因残致贫，尚需长期治疗、服用药物，但针对因病致贫的政策兜底仍不彻底，难以有效解决因病因残返贫情况。

尤其是一些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更增加了脱贫的难度。广西一县委书记为劝一贫困户易地搬迁，3次上山登门。事后他感慨：“县委书记亲自做工作还这么难，普通干部可想而知。真是群众脱贫，干部脱皮。”一些县委书记告诉记者，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相对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变得更为突出。

压力还来自于过于频繁的各类考核检查。从问卷统计结果看，64%的县委书记认为“上级检查、汇报材料太多，占据基层干部太多精力”。

一些地方干部分析，检查考核组过多的主要原因是扶贫资金和项目分布在众多部门，这些部门为了资金安全或推进项目就得层层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市里又加码，最后全部落到了县里，检查组来了，难免占用县里很大精力。”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苦”：“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在市里开会县委书记坐前三排，在县里开会县委书记坐主席台。”

尽管压力大、困惑也不少，但记者跟访和问卷调查的50名县委书记，无一例外都表示有信心按期脱贫摘帽。

信心来自两个方面：受访县委书记们认为首先是在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下，贫困地区成为政策和资金高地；更重要的是有了精准扶贫的理念的指导。曾参加过不同层面多轮扶贫的一些县委书记表示，之所以这一次有必胜信心，就是因为中央开出的这一剂“精准扶贫”药方，最符合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