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
Arthur N. Young
（
1929-1947年担任
国民政府的美籍财务顾问
）
所著《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已获译者授权，刊登时略有删节，中译本《抗战外援》（
201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可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
1937年年中，……（国民）政府在很多活动领域表现不俗，并在经历了1920年代衰微的北洋政权统治下的乱局之后，步入了团结和变革整个中国的时期。始于1937年7月7日的日本侵略行径，粗暴打断了这一进程。显然，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根植于战争中的事件。原因包括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活动、国民政府及其友邦的作为和不作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进击。
1.日本的侵略。
此举打断了中国在1937年的光明前景。它迫使国民政府从中国较为现代化的地区退至西部省份，后者在许多方面还生活在中世纪；驱散了管理人员，中断了财税来源，导致严重通胀不可避免；造成数百万军民死伤；毁坏了数量庞大的财产；扰乱了经济制度；使得百姓及其领导人疲惫不堪；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使得中国山河破碎、财力枯竭。在1937—1945年选择侵略路线的日本领导人，应当对中国的没落承担主要责任。
2.苏联的活动。
罗斯福和丘吉尔，通过1945年2月未征求中国意见的雅尔塔协定，赋予苏联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以此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中国除了承认该协定，几乎别无选择，但当中国通过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这么做的时候，作为交换，它也获得了苏联“给予中国道义支持和援助”的承诺，且该承诺是“完完整整地给予国民政府”。苏联很快就不顾雅尔塔协定的上述内容，……不管怎么说，尽管苏联可能早已攫取了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雅尔塔协定却是披着合乎规则的外衣将这一点变成可能的。
3.国民政府的失误。
中国的抗日表现远远超出了预期，而中国的盟友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是促成日本最终战败最重要的贡献。他们同样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在八年多的反侵略战争中困难之大，以及中国领导人和老百姓背负的压力。领导人面对着因重大决定导致的持续压力，他们过度操劳，疲惫不堪，往往身染疾病。老百姓忍受着几乎难以置信的折磨，对战争日益厌倦。但是，无论这种解释多么合理，失误还是发生了，恶化之势也在加剧。一个重大失误是对庞大且基本无效率可言的军队及其领导者的改革不充分。中国在这方面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而史迪威曾致力于此；当与魏德迈之间实现了较为满意的合作时，一切又太晚了。如果中国利用彻底得到改造的军队结束这场战争，战后实现国内稳定的机率会大得多。即便倚仗可以想到的最佳金融管理手段，加上及时、庞大的外国援助，也不可能避免通胀，中国在整治它的过程中，尽管困难重重，仍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却未能做出针对其基本成因所需要的坚决且持续不懈的努力。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疲敝、衰弱，国民政府倾向于不合理地依赖对外国援助的期望，而不是对必须主要靠中国自己解决的军事和财政问题采取措施。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战时问题，同样也适用于某些中美要员推动的战后发展计划。同时，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化，虽然坚定了抗战的决心，且有助于民众忍受深重的苦难，却也导致中国变得不那么乐意在军事和财政活动中接受友邦人员的必要参与，甚至连接受建议的兴趣都不大。最后，政府没能实施社会和政治改革。虽说通胀在任何国家都会滋生腐败，但在战争期间的中国，腐败的势头已经超出了可以归咎于通胀和失序而被视为情有可原的程度。政府没能把自己与土地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这些重大议题积极联系到一起。虽然专注于迫切的战时需求使得改革很难，但其结果却是留下了宣传和政治的真空。
图：国民政府美籍财务顾问Arthur N. Young
4.通货膨胀。
虽然战时通胀提供了财源，它对政府和社会却有着灾难性影响。它降低了民众的斗志，几乎摧毁了整个中产阶级，同时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它还使得有效管理几无可能，从而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尤以国内为甚。据说，列宁曾断言，毁灭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极端的通货膨胀。战后的恶性通胀和货币崩溃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不仅需要中国认识到，也需要美国和其他友邦认识到，并采取积极、适当的措施应对危险的话。有一种明智的说法是，一代人只会容忍一次恶性通货膨胀……
5.中国盟友的失误。
由于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绝无战胜日本的可能，中国盟友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就变得必不可少。苏联的援助又多又及时，不仅有益，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但是，它却在两三年之后逐渐中断。西方的援助，在战争进入下半场之前，不仅姗姗来迟，且与中国的需求关联性不大。在军事方面，有个重大缺憾是没能在1941—1942年更好地保卫缅甸，因为缅甸失陷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加入战局后，美国的观点大部分严格限于军事方面，与政治目标无关。至于拯救一个受苦受难、情势危急的国家，或者所采取的措施对战后的影响，则少有关注。财政部和战争部甚至对援助一事也有阻挠之声。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亚洲人民在世界上的潜在地位。因此，1942年8月，亨培克在分析蒋介石的立场时，写道：“……他知道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军事委员会里，与会者大多数主要专注于考虑西方安全，实际上在所有关乎能力和重要性的事情上，西方优越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观念在这里仍然占上风。”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华民族——连同亚洲其他民族崛起为世界一分子的进程，在1937年是不可能预见到的。就中国来说，国民政府在1928年上台并成功避免了在1931—1945年被日本征服的命运，加快了这一过程。由于没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情和需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还将继续付出代价。
6.对战后安排的规划不足。
战争期间，中国及其盟友只是一起对实体重建做出了审慎规划。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提前为尚待收复的地区恢复公民政府这种不那么具象的需求，以及财政复兴，做好规划，同等重要。这些规划工作应当具体化的内容包括：外国技术和财政援助的性质和可能性；中国需要采取的国内措施，包括一项以最无须依赖通胀的手段解决关键投入的方案。中国通过1943年提出的，与战后货币安排计划有关的建议为上述规划工作打开了大门。但是，华盛顿忽略了这些建议，而中国的心思也不在这些乏味的措施上，而是在立刻朝着成为一个强大工业国的方向发展。所以，提前规划并没有效果。战争又结束得如此突然，大部分重要领域的具体计划不得不在匆忙间临时急就，内容很不充分。
7.战争的持续时间。
在八年多的抗战中，时间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由于中国及其朋友们的态度，日本的战败来得太晚，不允许中国被从长期折磨和疲敝、恶性通胀、中国及其盟友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错误、苏联占领满洲，以及国内政治纷争的影响中脱身。
8.共产党的挑战。
前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促成了使得共产党后来的成功变为可能的条件。……共产党表现出了一种使命感、一种专一的目标、组织能力和一种……政治策略方面的技巧，这些真的了不起。撇开蒋委员长和他的部分同僚不谈，无论什么地方，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党的威胁有多么惊人。战争期间，由于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自己。在管理那些日本占领却因其太大而没能控制的地区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组织和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