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 | 交通管制后，我还是被送进了产房

我叫谢志英，是湖南临湘农村人。2019年6月左右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内心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自己又怀上了；不安的是，自己属于高龄产妇，有很大的风险。怀孕不久，丈夫送我去医院检查，当时很多人都劝我打掉这个孩子。但我想，自己快41岁了，能怀上已是不容易，所以还是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我的丈夫也支持我。

当然，我们希望生个男孩，因为头胎是个女儿，2008年出生的。

从怀孕开始，我坚持每隔一段时间都去医院检查。比如检查胎位是否正常等。随着临产期的临近，我逐渐感到了压力，有时候连上楼，或者走路都累得气喘吁吁。虽然累，但我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而且也坚持定时去医院检查。我在检查时，偶尔也能听到人们谈论武汉疫情，内心有点不安。2020年元旦节，乡镇卫生院医生打来电话说：“小谢，你的预产期是3月10日，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喝水，多活动活动。”

她善意的提醒让我感到心里一暖。

最近乡镇卫生院对辖区的产妇进行摸排，谁家的女人怀孕了，谁是高龄产妇，她们都登记起来。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她们定期走访或电话了解辖区产妇的情况。我和她闲聊几句后， 她话锋一转，说：“小谢，最近武汉那边爆发了疫情，你今后来医院检查，或者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作好一些防疫措施。”

我道了声谢，挂了电话开始上网浏览新闻。起初，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在网上并不多。等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后，关于疫情的报道才铺天盖地地袭来，微信群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恰巧这时候有个亲戚从武汉返回临湘过年，他回家不久，包括他在内的一家人就被居家隔离了。他和他的家人每日接受村医上门量体温。而且他们不准外出，有任何异常都需要报告给村干部。

见外面闹得人心惶惶，我特意打电话问他，了解关于武汉疫情的真实情况。他苦笑着解释道，其实80%的武汉人都没有问题。就是到了武汉华南野味市场的人，或者与他们接触的人，才会出问题。

他的解释让我稍微放了心。

1月24日，当人们都躲在家里过春节时，我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唤来丈夫，让他开车送我去医院检查。坐在丈夫车上，我戴着口罩看着窗外，发现情况不对。以前春节这天，街上到处都是满脸欢笑的人，路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车，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可今年春节，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人影，更感受不到一丝春节的味道。

我内心感到更加不安，由于我的预产期是3月10日，我有点担心疫情会影响到我生孩子。

到了妇幼医院，我发现情况更加不妙。进医院前我们需要量体温，需要扫码登记。而且我发现所有的人们进出医院时，都绷紧着脸，显得高度紧张。有些年老的病人们，眼里还流露着一丝惶恐、狐疑的神色，仿佛他们身边每个人都是病毒携带者，稍有不慎就会感染他们。还有些病人坐在椅子上，小声议论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的心，突然绷得紧紧的。

我们进了产科检查室。替我检查的陈医生告诉我：“小谢，临湘大市场后面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他们已经被确诊了，现在人人自危。主要是因为我们临湘与湖北接壤。你检查完后，赶紧回村吧。”怪不得医院的人们这么惶恐，原来临湘也出现了确诊患者。

我点点头。和她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有位姓余的临湘人从武汉返回。他在他姐夫那里住了几晚，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跑到楼下不远的诊所打点滴，把病毒传染给了他的姐姐、姐夫，以及诊所的医生和几位病人。消息传来后，临湘街上一片恐慌。有些人关着大门，躲在家里不出来；有些人干脆开车去了乡下；还有些人跑到南方去了，因为他们说气温高的地方不容易被感染。

怪不得医院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

陈医生给我仔细检查，还抽了我的血液，提取了我的尿液。根据检验报告，我的血糖有些偏高，陈医生建议我少吃一些含糖成分比较高的食物，多喝水，多吃青菜，尤其是在这段非常时期，要多运动。她的关怀和叮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有时候我会想，灾难仿佛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医生的内心世界。她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得非常友善、乐观、热情和豁达。而且陈医生脸上挂着的笑容让我相信，疫情只是暂时的，我们终究会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离开医院时，陈医生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她说有急事就联系她。

从医院回来后，我每天都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浏览着关于武汉疫情的新闻。外面疫情越闹越厉害，导致临湘出现了好几例肺炎患者。一时间不但县城陷入恐慌，连农村地区的居民都感到害怕。听大家在微信群里说，在我们这里，进出湖北的通道大部分被关闭了。而且从湖北运过来的活禽被就地扑杀，消毒，掩埋。从湖北过来的人员，以及与他们亲密接触的人员都被居家隔离。不但如此，镇、村两级部门为禁止人们聚餐或聚会，还用土堆将村里、镇里的交通要道堵死。

我内心更加不安，因为担心自己出行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乖乖养胎，但每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去医院检查。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我内心的担忧越来越大。2月4日，微信群里出现一则消息，那就是临湘市政府对全城实现交通管制，所有十字路口一律实行24小时红灯，禁止私家车通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紧张，主要是担心孩子早产，到时候进不了城。于是我打电话给陈医生，陈医生说：“没关系，到时候我们用救护车送你上来。”

听了她的话，我稍微放了心。

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月8日凌晨3点，我肚子开始出现疼痛。起初，我以为不要紧，于是没有放在心上。但我发现疼痛很有规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疼，疼得我浑身无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

我开始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还是叫醒了丈夫。丈夫见我疼得厉害，连忙拨打陈医生的电话。陈医生接起电话后对我们说：“别急，我们马上安排救护车。”

我们只好待在家里，乖乖等救护车的到来。因为我们明白，临湘县城对交通实现管制后，私家车进不去，如果硬闯红灯一次，不但要扣分，还要被罚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疼得越来越厉害。丈夫见了，一边柔声安慰我，一边打电话给陈医生，督促救护车快点来。在家里等了约莫半小时后，陈医生满脸歉意地道：“小谢，实在很抱歉，医院的救护车太紧张了，晚上都在外面送病人去隔离点。而且，医院的救护车送完病人去隔离点后，都要回医院杀菌消毒，时间恐怕来不及。我联系下别的朋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挂断电话，我的内心感到绝望。生孩子不是儿戏，更何况我还是高龄产妇。时间紧迫，我只能对丈夫说：“你送我去医院，哪怕闯红灯，我们也要去。”

丈夫答应了，他和公公婆婆一起搀扶着我下楼，然后将我背上车。4点半左右，我们渐渐离开了村子。可到了村口傻眼了，原来进出村口的道路被土堆封死了。丈夫公公婆婆他们一直待在家里，虽然听说外面有封路的消息，但从没料到村里的道路真的被封了。丈夫心急火燎，连忙掏出电话，对村里一位出租挖机的师傅说：“钱师傅，你快过来，我老婆快要生了，现在困在这里不能出来。”

几分钟后，钱师傅开着挖机赶了过来。

丈夫连忙打开车子的前灯，照亮前面的土堆。钱师傅开着挖机，很快铲掉了路上的土堆。丈夫满怀感激，对他道了一声谢谢。然后迅速钻进车，准备朝县城开去。临行前，钱师傅提醒说：“你们进城要找村委会盖章，要有出行证明才行。”

丈夫道：“半夜三更的，我去哪里找他们？”

钱师傅回答说：“进城的路上有关卡，那些村干部通宵守在那里。”

回来时候路上的关卡 | 作者供图

丈夫应了一声，启动引擎朝县城而去。

车子沿着最江公路，朝前飞快地驶去。我躺在后排，脸色苍白，已经疼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希望早点到医院，早点进产房，早点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随着疼痛越来越厉害，内心的期盼越来越强烈。

丈夫突然一个急刹。我的身体出于惯性，朝后重重一仰，疼得我几乎快要叫出声。眼泪也随之而下。我以为到了医院，隔着车窗朝外张望，结果发现我们被拦在一个关卡前面。一群村干部通宵守在关卡旁边的帐篷里。丈夫使劲地鸣喇叭，一位戴着口罩的村干部走过来，他手指着一旁的告示牌，一字一句地道：“疫情严重，禁止出行。”

巡逻坚守的村干部 | 作者供图

关卡两旁张贴着疫情告示牌，以及一些共同抗击疫情的标语。丈夫来不及细看，摇下车玻璃，转头指着我，对村干部焦急地道：“我老婆快要生了，来不及办理出行证明，麻烦你们快放行吧。”他的语气急促，表情紧张。因为他和我一样，担心羊水流出来，影响孩子的安危。

那位村干部也感到事态严重，迅速跑进帐篷，拿出一张匆匆写好的出行证明塞进车里。一边招呼其他的村干部搬开路上的阻碍物，一边对我丈夫说：“你这样进城也不行啊，因为县城十字路口已经实行24小时红灯制。只有特种车、医疗车、垃圾车以及运输物资的政府采购车才能通行。”

丈夫一听，急了：“那怎么办，我老婆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

我躺在后排，大口大口地喘气。疼痛阵阵袭来，我感觉孩子都快要出来了。我想喊出声，但发现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只得拼命拍着车窗，示意丈夫快点开车。丈夫转身，看见我的样子后，心揪得紧紧的，他发狠地道：“我还是闯红灯吧，不管扣多少分。”

那位村干部拦在车前，善意地提醒：“不行，进城的路上至少有五个十字路口，你这样硬闯，估计分数要被扣完。我马上联系交警，让他帮帮忙。”那村干部连忙掏出手机，对着那边说了几句。过了几分钟，我听见他在窗外道：“你朝前开，在第一个十字路口等。有交警接你。”

他还塞进来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

丈夫接过纸条，连声道谢，迅速启动引擎朝前开去。窗外风声呼呼，车子开得飞快。丈夫从反光镜里看了我一眼，焦急地道：“你坚持几分钟，我们马上就到。”

我咬着嘴唇点点头。

丈夫开着车载着我赶到了进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丈夫连忙刹车，紧张地看着我，然后跳下车，朝四周张望。很快他掏出电话，拨打纸条上的号码，对着手机大声喊：“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丈夫对着手机大喊一顿后，连忙上车。他试图缓解我的疼痛，但他不了解任何护理知识。正在孤立无援的时候，陈医生打来电话。丈夫一把接过我的手机，对着陈医生央求道：“陈医生，我的孩子快要生了，有没有救护车过来。”

“你们现在在哪里？”

“在最兰坡十字路口。”

“你等下，一辆救护车刚回医院，正在杀菌消毒，马上就开过去。”

陈医生在电话中提醒我，要躺在后排，双腿松开，保持一种自然状态，千万不要紧张，不要焦急。因为救护车马上就过来了。她的安慰，宛如缕缕春风，吹进我的心田。尽管浑身都疼，但我努力告诫自己，冷静一些，冷静一些。只要这样，孩子就会顺利地出来。

但我还是疼得感到快要失去了知觉。

远处传来一阵尖锐的警笛声，我内心顿时燃起了希望。丈夫跳下车，朝远处张望。很快听见他在外面吼：“是警车，是警车。”

尖锐的警笛声越来越近。

估计是那位村干部联系的交警赶过来了。

我拼命想要冷静下来，但疼痛已经让我难以忍受，我在车上叫喊起来。在泪水婆娑中，只听见一个声音在窗外喊：“快上车，快上车。”随后，后排车门被打开了。丈夫一把抱住我，拼命朝外面拖。我抹掉眼泪，发现一位年轻交警立在丈夫后面。他和我丈夫一起，抬着我，将我放进交警的车上。安置好后，交警示意我丈夫上车。

我们迅速朝县城妇幼医院赶去。

在车上，我丈夫忙不迭地感谢。交警笑着道：“你老婆要生孩子，早点联系我们不就行了吗？”

丈夫道：“哪里知道孩子半夜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