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时期的豪族，可以分为三个档次：最低的档次是依靠经济实力，当时的豪族大多占有广大的田地或庄园，没有经济实力当然“豪”不起来，这没错，但是光有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绝大多数豪族是处于这一档次；第二个档次是依靠政治实力，家里有人当过二千石级别甚至更高的大官，就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家族谋取利益。这一档次的豪族可以称为“士族”；最高的档次是依靠文化实力，两汉以来儒家经学盛行，不管是正统的经典还是邪门的谶纬，都已深深渗入社会生活，通晓经学的人不仅为社会所尊崇，可以获得名声，而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入仕为官。
在汉末三国时期，士族虽然势力渐大，但门阀政治尚未形成，当过高官的人，并不能保证其后代也能当上高官，唯有家中世传经术，才是确保子孙福泽延绵的法门。弘农杨氏以《欧阳尚书》为家学，汝南袁氏以《孟氏易》为家学，秘不外传的儒家经学知识是其得以四世三公的坚实保障。能达到这一档次的，是豪族中的顶层、士族中的精英，可称为“名士”、“高门”、“世家”、“望族”。
司马懿出自司隶河内郡温县，其父亲司马防虽然当过京兆尹，但其家族在当时的豪族中最多只是介于第三档次和第二档次之间，社会地位并不很高，在当时不为世人所看重。这一点从三个地方可以看出：
第一，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12岁（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就到洛阳应试童子郎，但迟迟没有得到正式官职，直到10年后曹操当了司空，才被辟为司空掾。可见其家族被朝廷视为文化程度低的乡下豪绅，即使有司马防在朝为官，也很难为子弟谋取一官半职。
第二，司马懿的妻子张春华，是河内郡平皋县人，其父亲张汪曾当过粟邑县令，也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小豪族。司马懿得势后非常嫌弃张春华，屡屡称之为“老物”（老东西），可见张春华没有能够让司马懿有所忌惮的家族背景，全靠着她的强悍个性以及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宝贝儿子，才保住了她的家庭地位。司马懿年轻时只能娶张春华这样的低级豪族，说明当时司马懿家族的社会地位跟张春华家族差不多。
第三，司马懿家族没有儒家经学文化传统。两汉时期的河内郡虽然邻近洛阳，但却是个民风彪悍的难治之地，动不动就打架斗殴，没有多少读书风气。《三国志·司马朗传》载司马防“雅好《汉书》”，但《汉书》在东汉魏晋时期属于“近代史”，并不是厚古薄今的儒家所推崇的经学领域的高深学问。所以司马懿家不属于汝南袁氏那样的儒学世家，距离一流高门还差得很远。
不过，这并不影响司马懿家族追求富贵的努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善于经营社会关系网络的家族，老乡、亲家、世交、师友、部属、同事，都是他们蹭着向上爬的工具。在这个善于经营的家族中，司马懿亦属于佼佼者。正是因为司马懿出类拔萃的社会关系经营能力，才使得他成为家族的核心成员，并带领整个家族成就一代盛业。
在司马懿发迹的过程中，有几位被他蹭过的关键人物，都是牛人：
洛神赋
1.曹操父子。曹操曾任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洛阳县令是司马防，所以曹操是司马防的老部下。曹操奉迎汉献帝，当了司空之后，立即征召司马朗、司马懿为掾，显然是因为有着司马防这个老领导的关系。司马朗乐呵呵地应召赴任，但司马懿却假装风痹，拒绝前往。两兄弟的做法为何差别这么大？这大概是司马防在打小算盘：此时正值袁绍与曹操争霸的关键时刻，让老大司马朗仕曹操，老二司马懿仕袁绍，这样一来不管袁曹二人谁最后胜出，司马家族都不会吃亏。然而，司马懿还没来得及跟袁绍挂上钩，袁绍就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让司马懿大跌眼镜。于是，在曹操平定河北、进位丞相，再次征召司马懿的时候，司马懿不再推辞，欣然前往。司马防的小算盘自然瞒不过精于心计的曹操，所以曹操虽然看在老领导的面子上征召司马懿，但并不重用其人，只是让司马懿以文学掾的职务陪侍曹丕（司马懿比曹丕大8岁，可以算是同龄人）。而曹丕是后来司马懿发迹的最大贵人，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再多说。
2.荀彧。司马懿在曹操手下最初是任文学掾，虽然得到陪侍曹丕的差使，但毕竟只是个小跟班，难有大作为。后来，在荀彧的引荐下，司马懿得以调离曹操的丞相府，到朝廷任黄门侍郎等职务。黄门侍郎是掌管机要文件、联络宫廷与外朝的重要职务，司马懿担任此职，不仅有助于提升身份地位，而且对其积累政治经验大有帮助，是司马懿走向权力高峰的第一步。因此，司马懿对荀彧是十分感激的。虽然荀彧晚年因为与曹操的矛盾而导致家道中落，但荀氏后人在司马懿掌权后纷纷被引入司马氏政治集团，荀顗、荀粲、荀勖等人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过程中表现活跃，成为西晋开国功臣。这些事实表明荀彧曾给予司马懿很大的帮助，因而司马懿也对荀彧后人给予丰厚的回报。
3.杨俊。杨俊在曹操手下历任安陵令、征南军师、南阳太守、中尉等官，官不算大，但杨俊跟随曹操较早，且有“识人”的名声，在重视人物品评的汉末魏晋时期，他所推荐的人是大家都必须高看一眼的。更为关键的是，杨俊是河内郡获嘉县人，是司马懿的老乡，杨俊除了给予司马懿“非常人也”的品评之外，还在司马懿初入仕途、人脉资源还不丰富的时期给司马懿当政治靠山。
此外，曹魏群臣中和司马懿关系密切的还有陈群、陈矫、荀纬、常林、王象等人，这些人在司马懿提升政治地位的过程中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可见，司马懿非常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网，每一样社会关系都被他最大限度地利用，并获得了相应的利益，但是，还有一样关系司马懿没用上，那就是：婚姻关系。因为司马懿年轻时家族地位还不够高，只能娶了张春华这样的较低等豪族之女。随着司马懿的地位蹿升，内心对张春华越发是一万个不满意，但因为张春华个性强悍，而且生了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司马懿不敢轻易把她怎么样。那么，对婚姻关系的利用，司马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身上了。司马师是老大，司马懿首先得考虑司马师的婚姻问题。
司马懿为司马师物色的妻子是夏侯尚之女夏侯徽。曹操本姓夏侯，因此夏侯家族在曹魏地位十分特殊，“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当爪牙”，实际上享受着皇室的待遇。夏侯尚是名将夏侯渊的侄子，从小和曹丕一起长大，曾任征南大将军、荆州牧，与刘备、孙权都打过仗，颇有战绩，被曹丕称为“智略深敏，谋谟过人”，他的女儿相当于曹丕的侄女，是曹魏的“准公主”。司马懿也深受曹丕信任，为抚军大将军、假节、录尚书事，堪称朝廷栋梁。司马师“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固然是青年才俊，而夏侯尚之子、夏侯徽之兄夏侯玄，不仅“宇量高雅，情礼兼到”，而且被喻为“玉树”、“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据此可以判断其妹妹夏侯徽也应当是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
宗室和重臣联姻，可谓门当户对。而且司马师和夏侯徽也是郎才女貌、人中龙凤。如此说来，司马师和夏侯徽的婚姻似乎应该是很般配、很圆满的。司马师与夏侯徽结婚时间大体应在黄初六年（司马师18岁，夏侯徽16岁）至太和二年（司马师20岁，夏侯徽18岁）之间，这一时期正是二人的适婚年龄（但黄初七年及太和元年为曹丕去世的国丧期，除外）。然而，就在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也就是司马师和夏侯徽结婚的第6或第8年左右，夏侯徽竟然被司马师残忍地“鸩杀”（下毒杀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载：“后（指夏侯徽）知帝（指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按照这一记载，夏侯徽是因为发现司马师父子谋反的迹象，被司马师杀人灭口的。但是这一记载历来受到学者的质疑：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司马懿尚在五丈原前线与诸葛亮大军对峙，自顾不暇，而司马师尚未出仕，是个没有工作经验的社会青年，要说这个时候父子俩就已经有了取代曹魏当皇帝的想法，甚至还有被人看出迹象的具体行动，恐怕不太符合常理。
以上质疑是有道理的，所以《晋书》的记载可信度不高（《晋书》是二十四史中质量相对较差的一部，以内容杂芜、荒诞失实而经常遭到吐槽），但是，《晋书》的编撰者们既然把这一说法写入煌煌正史，似乎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那么，夏侯徽被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CCTV《今日说法》强势植入……）
夏侯徽是曹魏宗室贵戚，司马师敢于冒大不韪杀掉夏侯徽，必然是事出有因，而且这些原因具有很强的驱动力，以致其不得不为。我推断有三个原因：
（一）司马师“阴养死士”，被夏侯徽发现
在后来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废诛曹爽时，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这三千死士正是司马懿发动政变之初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不然，司马懿被削夺兵权多年，在政变之始却能“勒兵先据武库”，哪来的兵呢？应该就是司马师豢养的三千死士了。
三国文物:罕见珍品 "蜀汉太平百钱铜范母"
这三千死士“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显然不是短时间内拼凑起来的。很可能司马师在魏明帝青龙二年左右就开始秘密组建这支影子部队了，那时候“死士”的数量应该没有这么多，司马师也不至于想到要利用这支部队来推翻曹魏政权，可能只是打算建立一支可以依赖的私人武装，在政局变化时有能力自保而已。但是在旁人看来，秘密地训练这么一支部队，似乎不是一个忠于君主的臣子所应为之事，尤其是身为曹魏宗室的夏侯徽看来，司马师“阴养死士”的行为简直就是作死，《晋书》所说的夏侯徽认为司马师“非魏之纯臣”，如果是这样来理解，倒也可以说得通。一旦司马师发现夏侯徽知道了他的秘密，生怕她进宫向曹睿告密，自然不免引动杀机，非将她除掉灭口不可。
（二）夏侯徽太聪明，为司马师所忌惮
三国画像砖
司马师“沈毅多大略”，是有才干的人，而且他自视甚高，在好友王弼病死时，他曾反复吟叹“天丧予”。“天丧予”是孔子哀悼颜回的话，司马师反复吟叹这句话，无疑是高调地向旁人宣示他将王弼比喻为颜回，而以孔子自比。孔子在“独尊儒术”的时代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司马师以圣人自比，无疑是对自己的极高的评价。同时，司马师又是一个心胸狭窄、妒贤嫉能的人。司马师年轻时曾与何晏、夏侯玄齐名，后来何晏和夏侯玄都被司马师所杀，二人之死虽然是复杂政治斗争的结果，但司马师对这两位曾经与自己齐名的人物的妒忌，也是二人的死因之一。夏侯徽的父亲夏侯尚是一员智将，哥哥夏侯玄更是才华横溢，夏侯徽继承了这样的基因，又生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是个聪明贤惠的女子，经常干预司马师策划的事情，而且她能够察觉司马师“阴养死士”的秘密，也说明她善于观察、精于分析，不是泛泛的女流之辈。这样聪慧、精明、有见识又爱管事的女人，是自命不凡、看不得别人好、且为直男癌晚期患者的司马师所不喜欢甚至有所忌惮的。再加上夏侯徽发现了司马师的秘密，令司马师恼羞成怒，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要说夏侯徽之死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恐怕还是人性扭曲的因素更多一点吧。
（三）夏侯玄因“浮华案”失势，司马师决意另攀高门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不认识了”。曹嵩在被曹腾收为养子、从夏侯家分离出来之后，夏侯家与曹操、曹丕两代人还有较深的感情联系，到了曹睿这一辈，两家的关系虽然还在，但明显没有那么密切了。曹睿所重用的文官武将中，没有一个夏侯家的人，可以充分说明这一事实。而且夏侯尚在曹丕去世的前一年英年早逝，夏侯玄年方十九，还不足以担起家族领导者的重任，这对他们家族政治地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夏侯玄因涉及魏明帝严查的“浮华案”，遭到了“免官禁锢”的处分。
所谓“浮华案”，是指魏明帝曹睿即位后的太和年间，一群达官显贵的子弟聚集在一起，以谈论玄学为风尚，相互吹捧、自抬身价，被魏明帝斥为“浮华”而予以严惩的政治事件。东汉魏晋时期重视人物品评，并以此作为朝廷选官的依据，曹魏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正官来负责本州本郡的人物品评，据以授给官职。这些“官二代”结成私党，企图制造舆论影响对自己的品评，是对国家人事制度的一种干扰。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年）就下诏严斥“浮华”风气，但被这些有恃无恐的“官二代”们当做耳边风。到了太和六年（232年），经司徒董昭上奏，魏明帝下诏，采取措施严查严办“浮华”党人，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毕轨等领袖人物，都被“免官禁锢”（“禁锢”不是限制人身自由，而是列入黑名单，禁止出任官职）。
司马师也是这些“浮华”党人之一，但因为司马师当时尚未任官，起的作用有限，且《三国志》成书于西晋，陈寿“为尊者讳”，没有把司马师的糗事写进来。但司马师直到景初三年（239年）才出仕初任散骑常侍，当时已经32岁，这是不太正常的（夏侯玄20岁任黄门侍郎，而钟毓14岁就出任散骑侍郎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受到了“浮华案”的牵连。
司马师本人卷入“浮华案”，而且是“浮华”党人领袖夏侯玄的妹夫，这对他的政治前途是非常不利的。如何与夏侯玄划清界线、切割关系，是摆在司马师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许，司马师一开始并未想到要杀死夏侯徽，但夏侯徽发现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加上他不是真心喜欢夏侯徽，多种因素叠加，成为激起司马师杀人念头的契机。我相信，司马师是很乐意杀掉夏侯徽的。
夏侯徽死后，司马师总算和倒霉的夏侯玄划清了界线。但司马师本人也是“浮华案”的涉案人员，也被“禁锢”，受影响仍然很大。而“浮华案”是魏明帝亲自抓的重大案件，司马懿不方便出面为司马师求情。此时，司马师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外援。夏侯徽之死为司马师提供了一个良机，司马师可以通过第二次婚姻来寻求政治外援，他选中的是镇北将军吴质的女儿。
吴质是兖州济阴郡濮阳县人，其人不但有文才，而且机巧多智、善用计谋。《三国志·吴质传》载有他与曹丕的往来书信，二人是关系十分亲密的交心之友。在曹丕和曹植竞争太子之位时，曹操本来是严禁文武官员插手曹丕和曹植竞争的，但吴质不顾危险，顶风作案，多次为曹丕出主意，而且屡屡奏效，终于帮助曹丕成为太子。在曹丕称帝后，吴质得到重用，为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但吴质性格怪僻，自幼与乡里不和，在九品中正制下难以得到良好的乡评，这使他不能登位宰辅，即使如此，因他与曹丕的特殊关系，在黄初年间仍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当红政治人物。黄初五年（224年）吴质从河北回洛阳述职，曹丕命三公、大将军、特进以外的文武百官都到吴质家去拜见吴质，吴质在坐席上公开嘲笑、呵斥中军将军曹真、中护军朱铄，二人除了瞪瞪眼以外竟然无可奈何，可见吴质的权势之大。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吴质威权不减，虽然在吴质死后曹睿给予其“丑侯”的恶谥，但这也恰恰说明在吴质生前，曹睿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只有等到他死了，才敢用谥号来羞辱他。
吴质虽然权倾一时，但他弄权肆行，得罪的人很多，尤其是在曹丕死后，他也需要一些政治助力来维系其地位不堕。因此，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主动伸过来的联姻橄榄枝，对吴质也是有吸引力的。但以吴质当时的地位，其女儿当然是追求者甚众，而司马师是丧妻的鳏夫，未必是吴质十分理想的联姻对象。可以想见，司马师在吴质父女身上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善于耍弄政治手腕的司马师，在撩妹时也是一套一套的，最终称心如意抱得女神归。
司马师终于在景初年间得以解除“浮华党禁”，出任散骑常侍。而何晏、夏侯玄、诸葛诞等人都是在魏明帝曹睿死后的正始年间才得到解禁。司马师涉案不深，是其提前解禁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吴质为其活动说情，吴质当时被曹睿尊为“辅弼大臣，安危之本”，他说话的分量远远重于一般的大臣。吴质还在曹睿面前吹捧司马懿、贬低同为顾命大臣的陈群，说：“骠骑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这明显是在为亲家说好话，捞取更多政治资本。
吴质帮了司马懿、司马师父子这么大的忙，司马师总该感激涕零，好好对待吴质的女儿了吧。如果你这么想，那说明你很善良，至少比司马师善良。然而，事实太残酷。《晋书·景献羊皇后传》载：“景怀皇后（指夏侯徽）崩，景帝（指司马师）更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女，见黜。”“见黜”的意思就是，吴质的女儿吴氏，被司马师休了。
司马师为什么竟然忘恩负义、休掉吴氏？原因很简单，因为吴质死了。死了还不算，还被曹睿给予“丑侯”的恶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吴家不但已经失势，而且受到皇帝的厌恶。“聪明”的司马师马上意识到，自己需要再次和老婆家划清界限。于是，他立即休掉了已经失去父亲呵护的吴氏。与夏侯徽相比，吴氏没有被杀，总算还保住了一条命，这大概就是司马师向吴质表示感恩的方式。好不容易追到的女神，就这样活生生地被甩了。司马师的势利与无情，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吴氏被休后，司马师继续寻找能提升其政治地位的联姻家族。这一次，他看中了出自泰山羊氏的上党太守羊衜的女儿羊徽瑜。
泰山羊氏是两汉魏晋名族，其祖先七世二千石，在东汉时期虽然没有出过三公级别的人物，但九卿级别的有好几位。而且，泰山羊氏是以经学立身的儒门世家，世习《公羊春秋》，这一点非常关键，正好可以弥补司马师家族的学术短板，使司马家也能附上儒学的风雅。羊徽瑜之父羊衜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娶孔融之女，第二次娶蔡邕之女，联姻对象都是最顶尖的名士，可见其门第之高。西晋灭亡后，晋惠帝皇后羊献容，也是出自泰山羊氏，她降匈奴后嫁给刘曜，曾对刘曜说“妾生于高门”云云，可见其社会地位连匈奴人也是认可的。
羊徽瑜是羊衜的第二任妻子、蔡邕之女所生，蔡邕是东汉末年的传奇人物，其外孙女在也是引人瞩目的名媛，追求她的贵族公子不在少数。而司马师已是准备第三次婚姻的人了，本来不具有太多的优势。但此时司马懿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正好可以弥补泰山羊氏强于学术、而仕宦人物偏弱的不足，因此，两家顺利结成了秦晋之盟。
与司马师的前两任妻子夏侯徽、吴质之女吴氏相比，羊徽瑜没有遭到司马师的毒手，平安地活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代，被尊为“弘训太后”，可以说算是比较幸运的。这是因为：
1.泰山羊氏已是第一流的名门望族，司马师很难再找到比泰山羊氏档次更高的家族进行联姻了。
2.随着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巩固，司马师已不需要通过改变婚姻关系来谋取政治利益了。即使是在曹爽执政，司马懿被明升暗降、削夺兵权的时候，司马师仍能出任中护军这一要职，这很有可能是司马懿和曹爽政治交易的结果，但也说明司马师自己已经掌握着较强的政治资源，无需依靠老婆家的势力了。
3.司马师年纪渐长，官位也在提升，不便再腆着老脸去撩妹，也没那闲暇了。
4.羊徽瑜性格温柔，没有夏侯徽那么强势，这种性格大概比较合司马师的口味。羊徽瑜在司马炎受禅称帝后，不顾群臣反对，坚持要给予夏侯徽皇后尊号。如此善良、厚道的软妹纸，恐怕就连司马师这样的渣男也不忍心施以辣手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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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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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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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榕杰：《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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