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Tik Tok打官司的律所，原来这么有“背景”

人与人之间的经历总是不尽相同：有的人在太平洋西岸过中秋，有的企业（指Tik Tok）却在太平洋东岸打官司。

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 Burling LLP，下文简称“科文顿·柏灵”），可能还是因为这篇文章：《 背水一战的TikTok，选了这家律所？ 》。

但多数人只是粗浅了解到科文顿·柏灵是“处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高风险诉讼的老手”，对这家律所的来龙去脉以及被选择的原因可能并不真正了解：甚至 有人在听闻科文顿·柏灵与美国政府双向输送了许多人才后断言： “选这家必输了” 。

而今，新一轮庭审刚刚结束，Tik Tok的大考又到眼前。值此暇间，我们不妨抛开Tik Tok的热点漩涡，仔细看看科文顿·柏灵这家律所本身：

和美国政府的深度联系究竟是锁死了它的发展上限，还是给了另辟蹊径的机会？

复杂的背景和错综的环境之下，科文顿·柏灵又为什么和中国企业、中国市场合作多多？

如所名所示，科文顿·柏灵的成立及其延续至今的基因，离不开两位创始人的关键贡献—— 詹姆斯·哈里·科文顿（James Harry Covington） 和 爱德华·伯纳姆·柏灵（Edward Burnham Burling） 。

其中科文顿的国会议员和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背景，奠定了科文顿·柏灵的初创影响力，而作为律所事实上的执行合伙人的柏灵，则将律所建设成了一家真正的成功组织 ——套用柏灵的好友、冷战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话， 科文顿·柏灵是“一个务实的组织” ，“致力于为真正陷入困境的人们实现务实的目标” 。

一战末期的1917年，已经47岁的柏灵来到华盛顿，进入战时组建的美国食品管理局从事政府律师一职，顶头上司就是后来成为了美国第31任总统的胡佛。此前，柏灵已经在芝加哥做过二十多年律师。

可惜推崇西奥多·罗斯福观点的柏灵对胡佛很不感冒，因此第二年就跳去了美国航运委员会继续当总法律顾问。

柏灵很享受这两年政府律师的生活：“就像一个一辈子都在农村挤牛奶的女孩来到城里——见识了灯红酒绿，沉醉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甚至意犹未尽。”

然后， 因为航运委员会的关系，他在1918年结识了和自己同年出生的科文顿 。和11岁就去杂货店当童工、终身未能与“一事无成的”父亲和解、在芝加哥当律师时工资还一度仅比17岁杂货店时期略高的柏灵相比，科文顿虽然也出身卑微，但履历相对规整得就像另一个世界：24岁拿下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31岁提名马里兰州参议院议员，39岁进入连续三届众议院，44岁被时任总统威尔逊提名后当了4年哥伦比亚特区最高院的首席大法官（威尔逊本人一直对科文顿很尊重）。

虽然从互联网星象学的角度来看，水瓶座的柏灵和金牛座的科文顿怎么看都不太“般配”。但 从律所运作上看，双方的核心方向一致，履历背景又无疑是十分互补的 ：一方拥有卓越的社会地位，一方对政府事务兴趣十足。

最终，二人在1919年1月1日宣布了科文顿·柏灵的成立开张。

如今，尽管纸面上仅有百年历史出头，科文顿·柏灵却是华盛顿特区现存最古老的律师事务所。包括被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誉为美国最高法院律师协会“院长”的约翰·洛德·奥布莱恩（John Lord O'Brian）、被称为“‘ 米兰 达警告 ’ 之父 ”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权威耶鲁·卡米萨（Yale Kamisar）在内的一众美国法律界名人泰斗，都曾在这家律所执业。

托创始人背景和华盛顿市场环境的福，科文顿·柏灵显然没法像华尔街的精英律所一样从事光鲜的证券融资事务，最早的业务主要集中在 诉讼尤其是监管（Regulatory）相关的诉讼领域 ——当然，百年后Regulatory的范畴其实已经拓展到了antitrust（反垄断）、Post-IPO Compliance（上市合规）、FCPA（反海外腐败法）和anti-money laundry（AML）等多个方面，但百年前可不是这样。

科文顿·柏灵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件大委托就是代表挪威王国起诉美国 ，要求美国为其一战期间承包的船只建造合同赔偿1600万美元。

为了打出“开门红”，柏灵牵头组织了多员大将：包括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同学乔治·鲁布利（George Rublee），以及前文提到的时年28岁、刚给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了两年私人秘书的未来国务卿艾奇逊。

三位各有特点的律师碰撞效果良好。尤其是艾奇逊在仲裁庭为期六周听证会上某重要议题的精彩辩论，促使美国方面做出了重要让步（虽然过程中柏灵曾偷偷塞给他一张“闭嘴”的纸条）。

结果无疑是令人满意的： 1922年，科文顿·柏灵帮助挪威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赔偿，柏灵也因此被授予挪威爵士头衔 。事后艾奇逊和柏灵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每次艾奇逊结束某一政府职位后就会跑到科文顿·柏灵执业。

此案及后续一系列案子的成功，奠定了科文顿·柏灵在政府行政诉讼等领域的独特优势—— 他们吸收了大量拥有美国政府机关从政或外交背景的律师，同时也向美国政府机关输送了许多法律精英人士，并因此相较一般律所更了解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做出决定、命令或处罚时的合规性、合法性背景、依据和原则以及最坏结果的底线 。

柏灵的另一大奠基性举措是 聘请大量才华横溢的法学院应届毕业生并让他们尽快步入实战，然后根据功绩而非资历支付报酬 （区别于许多只与资历挂钩的华尔街律所），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并加速了他们的脱颖而出。

严格来讲，科文顿·柏灵成立的1919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律所发展节点——一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了事实上的最大赢家，战后世界格局重新分配的剩余影响使美国经济迅速腾飞，律所尤其是华尔街的精英律所也随之迈入快速扩张期。

到1939年，当时美国规模最大的苏利文已经拥有了75名律师，繁荣的资本市场带来的海量非诉业务成为了律所扩张的最佳养料 。

主做诉讼而又扎根华盛顿的科文顿·柏灵不巧叠满了debuff，也因此只吃到了这轮红利的边角：30年代律所规模缓慢扩大，也引入新合伙人并一度更名为“Covington, Burling, Rublee, Acheson & Shorb”。但比起华尔街律所的高歌猛进，科文顿·柏灵最多称得上“稳步发展”。

真正的扩张期要到80年代末，全球化的加速给科文顿·柏灵这样的专精律所带来了更多的业务机会。

在此以前，科文顿·柏灵只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总部办公室，业务也相对集中。直到1988年科文顿·柏灵设立伦敦办公室，才打破了这一局面。两年后的1990年，科文顿·柏灵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设立办公室。1999年，科文顿·柏灵扩容国内服务，在旧金山成立办公室，并以合并形式正式进入纽约市场。

步入新世纪，科文顿·柏灵又先后设立了北京、硅谷、首尔、上海、洛杉矶、迪拜、约翰内斯堡、法兰克福等多家办公室，逐步发展为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律师事务所， 拳头业务也随之小幅扩张到了包含政府行政诉讼、国际贸易委员会（含海关）诉讼、知识产权诉讼、产品责任（安全、侵权）诉讼等在内的各项诉讼事务 。

根据最新的ALM Global 200 2024，科文顿·柏灵以1200人左右的体量取得了约15.5亿美元的总创收，全球排名约35位。权益合伙人人均利润为231.6万美元，律师人均创收则为128万美元。

在中美关系愈发错综、紧张的当下，很难想象 一家与美国政府联系紧密的律所能与国内企业建立着不少合作关系 ——但至少对科文顿·柏灵，这是看似反直觉但十分合理的客观事实。

2024年5月7日，TikTok以剥离TikTok在美业务的法案违宪为由起诉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代表美国政府），一周后，8位在TikTok上从事主要业务的创作者又以法案违宪为由在同一法院起诉司法部长——两个案件被合并审理，并最终在上周一（2024年9月16日）迎来了开庭审理。

组成Tik Tok代理律师团的，是5位科文顿·柏灵律师和2位美亚律师。

这也并非科文顿·柏灵第一次代表Tik Tok“迎战”美国政府。2020年，科文顿·柏灵代理TikTok针对特朗普政府提出七宗罪的违宪法律审查取得胜利。2023年，科文顿·柏灵又代理TikTok就其在印第安纳州就“用户数据安全和内容适龄性方面”指控和在蒙大拿州就“禁止全州下载TikTok软件”的禁令得到全面胜诉。

再往前，科文顿·柏灵参与的中企海外诉讼不在少数：小米涉军禁令案、联想收购案、中国钢铁（宝钢）反垄断反倾销案等重要案件，都在科文顿·柏灵的支持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诉讼结果。

这些重要合作一方面当然离不开科文顿·柏灵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重视、频繁交流和持续投入。 比如科文顿是少有的在中国设置有律所专门奖学金的美国律所，至2024年7月已开设到第三届——4名主要获奖者能拿到1万美元的奖学金和中国区办公室的实习机会，今年科文顿·柏灵还在公告中表示“鉴于今年参赛同学普遍表现极为优异”，又给9位申请人增设了鼓励奖。

科文顿·柏灵的中国区办公室也会持续对中美之间的重要事件、课题进行深度研究并发布相关报告，例如北京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冉瑞雪及其团队每年都会发布中国企业应诉美国337调查的相关报告。

但 对市场和客户的关注和投入只能做到让合作过程更顺畅融洽，真正对合作起决定性作用并建立信任的只能是专业 。

正如科文顿·柏灵核心理念里对专业敬业的推崇那样，能打动一家家中国企业并让他们在跨境诉讼里选择这家律所的，也必然是一桩桩案件里科文顿·柏灵律师以行动对自身理念的贯彻：“ 为每一个案件匹配专业及合适的律师团队，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高效与适用的解决方案。 ”

作为一家诉讼为主的律所，科文顿·柏灵对人工智能的需求理论上并没有非诉律所那么紧迫——至少现阶段AI表现出来的逻辑表达能力还远不足以替代出庭律师。

不过科文顿·柏灵对AI已然有自己的应用理解。

2024年7月，在瑞生、佳利、欧华等律所之后，科文顿亦宣布设置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的新职位——人工智能和电子取证解决方案总监。走马上任的是已在科文顿7年有余的托德·伊丹 (Todd Itami)，将以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工具融入日常实践的方式来促进律所的电子取证事务。

在伊丹或者说科文顿看来， 虽然AI确实给工作带来一些直接好处，但人们很容易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最新的工具是什么”“明天又会有什么新工具”上，而不是怎么将已有的工具真正整合应用起来。

“整合AI工具，用它们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成果，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这是科文顿·柏灵真正关心的事情。”伊丹表示。

“ 这种整合，实际上是在创造一种文化——一种可以称之为技术敏捷的文化。 我们会重新思考我们评估新工具、整合这些新工具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以此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战略，构建我们自己的工具体系，确保为我们的律师提供他们愿意使用的AI工具，并让这些东西的使用和思考变得不那么疯狂或困难。”

或许这也是科文顿·柏灵除了基于律所成员对政府机构的了解而采取“ 以汝曾经之矛攻汝之盾 ”策略外，在政府诉讼里占尽优势的另一个原因： 了解对方，且总能找到不一样但又很关键的切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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