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拥军｜来自《学术论坛》 2017年
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路向”来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曾经产生过许多重要的成果。有意思的是，马尔库塞早年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形成了“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导言》对马克思的方法论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后，马尔库塞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所在。对马尔库塞的失误进行思考，有助于纠正当前从生存论路向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研究中产生的一些偏向。
一、“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何以可能？
马尔库塞深受一战后西欧革命失败的冲击。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革命何以发生”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传统理论，而是批判理论；同样，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科学理论是一种真理体系，其含义完全基于它作为知识的准确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进入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形式出现，而是以社会活动、历史活动的理论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又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批判”；只是就必须从历史必然性中洞察到革命活动的产生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活在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行动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中；马克思的每一项研究都把这种统一作为其核心和主导。传统科学的客观性基于一种旁观者立场，强调逻辑严密、无矛盾、永恒有效。马克思主义真理不是致知的真理，而是发生学的真理。因此，核心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据以得出它的真理性认识的概念框架是不是从对“‘历史性’现象”（phenomenaofhistoricity）的充分把握中得到的？在马尔库塞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以革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就必须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获得线索。
马尔库塞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一问题：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起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处境即人与环境关系的揭示，在这种揭示中，通过对“历史性”现象之知，一种对待自身处境的新的、革命性的态度获致对社会存在的完整认识。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新的领悟，人类发现了作为自身此在基本要素的“历史性”，由此开辟了对人与环境关系进行根本转化活动的可能性。历史科学所面对的现实不同于传统科学所面对的事实。在传统科学中，认识者作为主体外在于认识客体，认识客体则不依赖于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科学并不是对与人无关的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而是对人自身活动规律的认识，在这种活动中，人改变环境，同时环境也改变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历史性”现象的特点在于：实践并不是单纯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而且是自我改变的活动；不仅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而且两种改变还必须是“一致”的。如果只是改变了世界而没有改变自身，或者两种改变不是一致的，那么就谈不到“历史性”。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天然地处于“历史性”中的。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存在，个人的力量汇聚成一种对个人来说异化的社会力量，并因而具有了自然必然性的外观。凡惑于这种“客观必然性”的人都置身于“历史性”之外。真正的“历史性”与自然必然性不同，它是朝合目的的方向改变的必然性，而不是与人无关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人类行为实现自身的。”历史科学反映的正是这种活动方向和结果的必然性，而不是与人无关的必然性。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不再是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不仅理论要趋向现实，现实也要趋向理论。为此，马尔库塞像卢卡奇那样，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在其阶级意识中，特定的阶级（thechosenclass）起而成为历史性行动的承担者。”即使革命条件已经具备，它也只能被意识到这种历史条件的革命阶级抓住。因此，从主体性方面来说，“历史性”体现的是知识和意志的统一。问题是，这种统一是如何在此在的存在中显现出来的？海德格尔对此做了揭示。
其次，马尔库塞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性分析用来作为尝试对“历史性”进行现象学诠释的基础。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代表哲学史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哲学从内部被瓦解，从而为一种新的‘具体’科学扫清了道路”。在黑格尔之后，德罗伊森、狄尔泰、席美尔、特洛尔奇、马克斯·韦伯等，已经从所有方面对历史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海德格尔超越了他们的研究，从一种鲜活的现象学角度对历史性问题做了揭示。海德格尔关注的是“存在”（“是”）的含义，但在已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中，他是通过一种具有优先地位的“在者”（“是者”）即“此在”的存在方式来从事这一工作的。“此在”与其他在者不同，具有能显示自身之“在”的特点，从而为揭示“存在”（“是”）的意义提供了现象学基础。此在之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界中存在”。并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当我思时，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在世界之中存在”了。正如我不可能在世界之外获得一种主观性一样，世界也不可能在我之外获得一种客观性，而是我已经与世界相互渗透和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具体的整体。因此，无论是从客观性出发，还是从主观性出发，所进行的都是一种派生性认识。只有这种对渗透和纠缠的领悟才是本源性的认识。然而，对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此在总是“共在”，即“共他人（thethey，常人）存在”。这说明此在是被抛入世界的。“按照它的本原存在，此在总是被传承下来的；它的存在早在它未知其所和未知其时就被规定好了。”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整体结构表现为操心，时间性则是操心的存在论意义，已在、现在和将来是此在存在的方式，正是这些方式使诸如领悟、操心和决断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此在向死而在，把自己交付给历史遗产，从而在对过去的否定中抓住了自己的命运。由于绑定了命运的此在也总是与他人共在，因而发生总是共同发生、作为共同命运（Geschick）发生。因此，在历史性中，此在必然植根于他人的此在，此在的本真发生总是在“同代”中并与“同代”一起发生。马尔库塞认为，一旦认识到此在历史性地被抛入到共同体的共同命运中，海德格尔就把他的激进研究推到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极致。进一步的发展有待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马尔库塞认为，此在的“历史性”要求它按照与辩证法的联系重新定位，辩证法表明自己是所有历史对象的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正如辩证法需要通过此在存在的现象学加以阐明一样，现象学也应当按照它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应用做出预先的阐明。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关注的正是“历史性”的物质内容，这既包括社会的自然基础，也包括社会的经济基础：“对马克思来说，正如经济有其历史一样，自然界也有它的历史。两者都是生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强调，辩证法被应用于它的对象即历史，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历史本身就是辩证地运动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双重意义上是一种历史性理论：一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性的，因而必须以历史性方式进行研究；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历史运动进行干预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它的研究对象处于一种历史性的相互作用之中。马尔库塞不仅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关于“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的著名段落，而且引用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和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关于“辩证逻辑”的四点基本要求的名言。他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表现出来，而且单就理论分析来说，马克思既把辩证法应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对象的一般分析，也用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特别是在诸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演说等等。那么，辩证法与现象学如何结合呢？既然现象学意味着让问题和方法由研究对象本身所引导，并由此使对象充分展开，那么，历史的辩证法就意味着“研究对象要被把握，它们就必须总是已经处于历史性之中”。这包括人与环境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历史具体性以及关系本身的历史具体性。决不能允许脱离一个方面去看待另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既然辩证法意味着两种改变的一致，那么，关于此在的现象学如果忽略了历史性此在的物质内涵，就会缺乏必要的丰富性和明晰性。这正是前面所说的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缺点。从辩证法与现象学的结合来看，“如果此在的存在本身是历史性的，那么它每一刻都置身于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必须先被摧毁，它的基本结构才能充分展现出来”。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一种历史对象只有在其完成形态上才能得到揭示。
马尔库塞总结说：“只有通过两种方法的统一——（所形成的）辩证现象学，代表一种对永远是极端的具体（对象）的（研究）方法——给予人类此在的历史性以公正才是可能的。”只有到这时候，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历史性现象才能置身于现象学的光照之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才能成立。
二、从“精神现象学”到“生活现象学”
在试图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时，马尔库塞已经注意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在谈到海德格尔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极致后，他批评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有两大缺点。一是由于诉诸“一般此在（Daseiningeneral）”，海德格尔的观点极为空洞。它不涉及具体的变化和具体的行动，而是把决定性的决断留给孤独的此在。这同重塑全部公共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二是由于这种空洞性，在谈到共在和环境的时候，海德格尔完全脱离了历史性的物质内涵及其变化，比如由阶级地位的区别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的世界和小农或无产阶级的世界的区别就必然被海德格尔置于视野之外。马尔库塞认为，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连狄尔泰都比不上。
马尔库塞诉诸阶级意识，当然比孤独此在的决断高明。问题是这种意识从哪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至于谈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它同样来自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因此，“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从“不得不”这样的词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认为，具有首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存在，以及对这种存在状况的直接意识。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不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现象学，而是一种生活的现象学。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形成一种直接的意识，正如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动有一种直接的意识一样。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当然为阐明马克思的现象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分析工具。但马克思的生活现象学来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此，与其绕弯子从海德格尔出发，不如直接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出发，更能准确地阐发马克思现象学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