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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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受损的船，正燃着火，但却被一群笨蛋和罪犯继续操控着”
1945年4月23日，柏林解放前夕，三个纳粹的囚犯被押解到了“伤残者大街”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国家宇航公园的废墟。一阵枪声过后，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和两个同伴倒在了废墟之间。19天后，被关在同一间监狱中的弟弟海因茨被释放了，在哥哥遭到谋杀的地点，他找到了阿尔布莱希特的尸体，并在死者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他在监狱里写下的80首十四行诗。1946年这些诗以《摩亚必特十四行诗》（
Moabiter Sonette, Berlin: Lothar Blanvalet, 1946
）的书名出版。
2012年德国著名的贝克出版社（
C. H. Beck
）重新再版了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
Albrecht Haushofer, Moabiter Sonette. München: C. H. Beck oHG, 2012
）。此次的出版是由阿梅丽·冯·格里芬尼茨（
Amelie von Graevenitz
）重新根据阿尔布莱希特的手稿整理而来的。书后有乌苏拉·拉克（
Ursula Laack
）女士撰写的有关阿尔布莱希特生平的后记。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阿尔布莱希特《摩亚必特十四行诗》最完备的一个版本。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笔名有：于尔根·达克斯（
Jürgen Dax
）以及约克·威尔登菲尔斯（
Jörg Werdenfels
）。他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外交家、作家以及反纳粹极权的战士。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特别的憧憬。他不仅创作了话剧作品《中国传奇》，还有一本学术著作《英国入侵中国》。《摩亚必特十四行诗》中也有很多都是与中国抑或与东亚相关的题材。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
Albrecht Haushofer, 1903-1945
）是著名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夫（
Karl Haushofer, 1869-1946
）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他于1903年生于慕尼黑，1945年纳粹倒台之前在柏林遭杀害，当时的他仅有42岁。而他的父亲卡尔·豪斯霍夫则迎来了纳粹的灭亡，在阿尔布莱希特被杀害一年后，与世长辞的。
父亲卡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巴伐利亚军衔中的少将，在和平年代他是地理学教授，并且是“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
）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对这门新的学科他解释道：“地缘政治学所寻求的是在地球上维护更加公正地、更好地分配生命的空间和权力，根据工作能力和人口数来更合理地对这二者进行分配。”批评者认为所谓的“地缘政治学”是“伪学术”，是为了掩饰使德国人生活区成为德国土地的权力要求，并认为这些土地必然要并入帝国，或至少成为受德意志影响的地区。
卡尔·豪斯霍夫由于其地缘政治学的专业而与一些汉学家有着很好的交往。1930年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
）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之前，曾有一段时间与卡尔·豪斯霍夫一起研究地缘政治学与中国，同时也研讨苏联的计划经济。他于1929年完成了《地缘政治学、地理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Geopolitik, Geopolit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mus, 1929
）一文，分三次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上发表了。这一研究当然对他的博士论文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不过卡尔并非一个种族主义者，他的夫人玛尔塔（
Martha
）是犹太人。
阿尔布莱希特的童年是在他祖母的花园中度过的，这里种着各种奇异的植物，也成为了他儿时的乐园。
在保守、爱国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共和怀有强烈的敌意的学者家庭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阿尔布莱希特，在慕尼黑和帕腾基兴之间度过了没有经历任何风雨的少年时代。后来他有可能被指责是“二等的犹太混血儿”——他的出身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会被这样描述，当时还完全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1919年，父亲卡尔很快便邀请他的高足、后来成为“元首的副手”的鲁道夫·赫斯（
Rudolf Heß, 1894-1987
）到家中来，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
1920年左右，卡尔·豪斯霍夫（左）与鲁道夫·赫斯（右）的合影。
阿尔布莱希特在慕尼黑的特蕾西亚文理中学（
Theresien-Gymnasium
）毕业之后，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在慕尼黑大学选择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专业。1924年，21岁的阿尔布莱希特完成了他有关“阿尔卑斯山关口国家”（
Pass-Staaten in den Alpen
）的博士论文，他此时的兴趣主要在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埃里希·冯·德里加尔斯基（
Erich von Drygalski, 1865-1949
）教授，德里加尔斯基曾参加过1901-03年间德国的第一次南极探险。其后的四年间阿尔布莱希特给德国著名地貌学家阿尔布莱希特·彭克（
Albrecht Penck, 1858-1945
）教授做助手。这期间他做了有关“匈牙利的文化土壤”（
Kulturboden in Ungarn
）的教授资格论文，文化土壤也是彭克教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阿尔布莱希特也因此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旅行，这些地区包括南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这些旅行拓展了他的地质学知识，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政治见识。1928-1940年阿尔布莱希特出任设在柏林的地理学会（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的秘书长，并于1930年去了英国旅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主编了学会的会刊。
阿尔布莱希特根本不欣赏魏玛共和国，特别是1930-32年走向覆灭的阶段。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外交政策，甚至痛恨所谓民主的法律外表。只是当时出任共和国的总理和外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Gustav Stresemann, 1878-1929
）以及后来成为总理的海因里希·布吕宁（
Heinrich Brüning, 1885-1970
）两位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让他印象深刻而已。无论如何，阿尔布莱希特对魏玛共和国的统治很是不满，但这也并不说明他对纳粹政权深有好感。总体上来讲，阿尔布莱希特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他既不属于魏玛共和国，也很难在纳粹的政权中得到认同。议会共和对他来讲是陌生的，因为这种民主有妥协和以集体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必要性，而纳粹的思想也不可能博得精英个人主义者的青睐。
在纳粹攫取了政权之后，阿尔布莱希特认为自己“缺乏纳粹的世界观”，不过也知道“在价值观的问题方面要被迫进行一系列的妥协”。不愿意与共和国妥协，但却对纳粹做出了让步，这必然会导致未来的失败。阿尔布莱希特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共同灾难，而这不久将不再取决于个人。”面对刚刚过去的如一盘散沙般的魏玛共和国，阿尔布莱希特在此时依然相信，“借助于纳粹的政权，至少可以共同走过一段路程”。他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寻求外交的胜利的想法实际上欺骗了自己，人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在邪恶之中做出好事来。他鄙视纳粹的意识形态，但却准备与纳粹的机构合作——与魔鬼合作终究要被魔鬼吞噬。
1933年由希特勒直接签署的《重建公务员队伍法》（
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
）得以颁布，从而彻底剥夺了所有被认为是非雅利安人在德国政府部门中服务的资格。尽管按照纳粹的标准阿尔布莱希特有1/4的犹太血统，但仰仗着当时被任命为帝国部长的赫斯的干预，子承父业，阿尔布莱希特还是当上了柏林政治高等学校（Hochschule für Politik）“地缘政治学”专业的讲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1925-1926）的对外扩张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德国人民的生存权利。他提出要反对《凡尔赛和约》，作为这一斗争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建设国防军和恢复义务兵役制。做到了这一点后，再去夺取“东部新的生存空间”，并通过“毫不留情的日耳曼化”，以确保这一日耳曼的生存空间。阿尔布莱希特虽然对新的独裁政权思虑重重，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一职位。当时阿尔布莱希特已经看出来了德国的外交对于欧洲和平来讲是一种威胁，因此他还幻想着通过他的行为能够影响到德国的外交。他自己将参与看作是对政权的一种反作用。他所在的高等学校后来并入了柏林大学的外国学学院之后，因此他也成为了柏林大学的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教授。
1933年阿尔布莱希特在给写给母亲的信中承认：“对我来说在新德国并没有个人的未来”，在信中他也提到了一种对“内心信念牺牲，对于保持沉默，对于强忍着吞下一切的克制”，这些使他“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他的参与也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外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他依然要保持“对自我的尊重以及内心的真实”。
自1934年起阿尔布莱希特成为了里宾特洛甫办公室（
Dienststelle Ribbentrop
）的工作人员，他当时的使命是按照纳粹的政策监控在国外德意志民族的动向。因此他也接受了很多秘密政治外交使命，例如前往英国、东欧国家和日本，并且在1937年下半年短暂地到过中国。至1938年他接受赫斯和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
）个人的委任，仅在英国就有14次跟不同的政要谈话的记录。在苏德台地区，在旦泽以及在波兰，他一直在跟不同层面的政治家商讨边界以及德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在布拉格，他与当时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爱德华·贝内什（
Eduard Benesch, 1884-1948
）进行了商谈。在英国，阿尔布莱希特也特别寻求与推行绥靖主义的政治家——如哈利法克斯勋爵（
Lord Halifix, 1881-1959
）或塞缪尔·霍尔爵士（
Sir Samuel Hoare, 1880-1959
）建立联系，以力求与德国和解，以使英国省去昂贵的战争费用。詹姆斯·道格拉斯-哈密尔顿（
James Douglas-Hamilton, 1892-1943
）将绥靖主义的这一信条解释为：“我们终有一天要经历这些正直的先生们所达成的和平协议！”他错了。德国的独裁者欺骗了所有的人，而正直如阿尔布莱希特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当权者。
阿尔布莱希特（左）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在交谈，1930年代。
1935年9月15日签署的《纽伦堡法令》（
Nürnberger Gesetze
）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禁止他们同雅利安人通婚或发生婚外关系。在这项法律发布之前，在写给赫斯的一份专题报告中，阿尔布莱希特提出以有区别的方式解决非雅利安人问题：他建议将世代在德国居住的犹太人认同为德国人，而最近几十年新来的移民不予以承认。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的话，就意味着在德国的50万犹太人有30万会失去公民权。阿尔布莱希特此时随时妥协的态度好像完全没有限度。同时他也感到“由于不断改变自己信念的行为而遭受内心的毁灭”，也开始怀疑自己学术工作的动机（“如果我看一下我们的地缘政治学的话，我对我们走的路也感到恐惧”），他表达了预感不祥的忧虑（“有很多凶残的死亡出现，没有谁知道，闪电什么时候会击中自己的房子！”），并且想“从中自愿地走出”。
最迟至1938年秋天，阿尔布莱希特已经认识到了，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德国的外交路线完全是不可能的。1938年9月底张伯伦（
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
）、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 1884-1970
）、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和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立即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达成了《慕尼黑协议》（
Münchner Abkommen
）。直到此时，作为边界和民族问题专家的阿尔布莱希特才明白，“元首”自己直接会在地图上划线，根本不需要这位“犹太人的后裔”了。为了避免希特勒的恶果蔓延到东欧国家，阿尔布莱希特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最终也都是徒劳的。英法要组成联盟，向德国宣战，美国会支持英国，俄国人会进军中欧地区……，希特勒对这一切根本不想知道。“元首”认为，所谓英国的威胁仅仅是虚张声势。阿尔布莱希特高估了其自身的意义。舵手将航向引向了冰山，并且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听别人的劝告，大船终究要沉没的。
1938年11月9日所谓的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
），犹太人商店遭到抢掠，几乎所有犹太教的教堂遭到了捣毁。阿尔布莱希特对此写道：“对逃脱掉战争的失望产生的愤怒现在呼啸着转到了国内。今天是犹太人，明天就是其他的群体。”
在提前知道将要到来的政权对犹太人的惨绝人寰的杀戮以及“可能的艺术”界限之间的危险处境时，阿尔布莱希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举个例子：跟我同坐一个办公桌的人，他的工作是在卢布林犹太聚集区按计划地将送往那里的德国犹太人冻死或饿死。我也许能够做到的是，至少能保护老人。”也许，他说服他同桌的理由是，犹太老人不值得再花费运输费了。这又是怎样的妥协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阿尔布莱希特在第一情报处（
Informationsstelle I
）任职，这是在形式上直属于帝国外交部的机构。1940年的时候，他将纳粹制度的状况比作“一艘受损的船，正燃着火，但却被一群笨蛋和罪犯继续操控着”，他将自己的角色看成是一个乘客，“没有跳入水中，而是试图找到一个救生圈，或者一不小心也可能抓到舵轮的操纵杆呢”！此时的他依然心存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没准能够拯救面临沉船的第三帝国。
1941年的时候，阿尔布莱希特在瑞士与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外交官卡尔·雅克布·布克哈特（
Carl Jacob Burkhardt, 1891-1974
）就和平之路的问题进行了对话。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驾机飞往苏格兰之后，阿尔布莱希特便受到了怀疑，他曾经参与了赫斯驾机私奔英国的准备工作，因此遭拘禁，并被带到了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元首”除柏林外的第二政府驻地。在这里阿尔布莱希特要向希特勒汇报有关赫斯前往英国前的情况。“跟英国的关系以及英国人可能的孤注一掷”，这是阿尔布莱希特向元首提交的报告标题。之后他也被送入柏林的盖世太保监狱，被囚禁了八个星期后得到释放。希特勒和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
）认为如果以后需要跟英国和谈的话，阿尔布莱希特还会有用处。
1941年阿尔布莱希特写下了他自己的几点和平计划的想法：德国称霸中欧就应当满足了，从殖民地获得原材料，允许占领的地区自治，并将其部队撤回到1914年前的边界后。这显然不是为“元首”准备的一套方案。就在此时，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此时就像是一只小甲虫一样，很可能会被从身后吹来的意外且无法预见的阵风掀翻，……如果我幸运的话，可以在帕尔纳夏姆（
Partnachalm
）过隐居者的生活。”帕尔纳夏姆成为了他无法实现的心灵归宿。
从1930年代开始，阿尔布莱希特就与极权政权的反对者们建立了联系。作为波皮茨圈子（Popitz-Kreis）的成员他也参加了1940-41年的阴谋策划的诸多活动。他这一时期的朋友包括抵抗运动的核心组织——克赖斯奥集团（
Kreisauer Kreis
）的成员彼得·约克·冯·瓦尔腾堡伯爵（
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 1904-1944
）、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
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 1907-1945
），以及抵抗组织红乐队（
Rote Kapelle
）的哈罗·舒尔茨-博伊森（
Harro Schulze-Boysen, 1909-1942
）和阿维德·哈纳克（
Arvid Harnack, 1901-1942
），这些人或者是他所在的外国学学院教过书的同事，或者是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学生。
阿尔布莱希特的大部分文学创作并不为人知，他常常使用隐蔽的技巧（
Camouflagetechnik
）来表达他对时事的批判。他所创作的历史剧如《西庇阿》（
Scipio, 1934
）、《苏拉》（
Sulla, 1938
）以及奥古斯都（
Augustus, 1939
）一直到1945年前还在上演。1943年编写了话剧《马其顿人》（
Die Makedonen
）和《中国传奇》（
Chinesische Legende
），这两出剧的剧本一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活动之后，阿尔布莱希特隐匿在巴伐利亚。同年的12月7日他被盖世太保抓获，他弟弟海因茨·豪斯霍夫（
Heinz Haushofer, 1906-1988
）和所有帮助他的人都遭到了逮捕，之后他和海因茨都被囚禁在柏林摩亚必特莱尔特大街（
Lehrter Straße
）的单间牢房。1945年4月23日在柏林即将解放之前，他与被选出的其他的囚犯克劳斯·邦赫菲尔（
Klaus Bonhoeffer, 1901-1945
）以及鲁迪格·施莱尔（
Rüdiger Schleicher, 1895-1945
）一道在从监狱到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宫（
Prinz-Albrecht-Palais
）的途中被杀害，透过颈部击毙他的地点在“伤残者大街”（
Invalidenstraße
）的国立宇航公园（
ULAP-Gelände
）的废墟地带，命令是当时党卫队（SS）的总司令海因里希·穆勒（
Heinrich Müller, 1900-1945
）下的。“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策兰《死亡赋格》），但对阿尔布莱希特来讲“虽体解吾尤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伤残者大街”是柏林著名的大街，3公里长的大街，到处都是历史著名建筑。大街名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
）时代的1748年，为了照料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西里亚战争的伤残者，在这里建立了“伤残者之家”（
Invalidenhaus
，现在的经济与能源部所在地）。1830年以后这里的街道被命名为“伤残者大街”。阿尔布莱希特的弟弟海因茨1945年5月12日被释放后，在哥哥大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他在监狱了写的80首诗。
之后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遗体被安葬在柏林威尔斯纳克大街（
Wilsnacker Straße
）的战争墓地之中。在墓地入口的一处牌子上写着他《摩亚必特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如今柏林市最西部的圣湖区（
Heiligensee
）的一所学校便是以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名字命名的（
Albrecht-Haushofer-Schule
），学校里有一尊阿尔布莱希特的纪念头像。在德国，在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
）和勒沃库森（
Leverkusen
）两座城市都有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大街（
Albrecht-Haushofer-Straße
），从而让这位反纳粹的斗士、诗人之名永驻。
柏林街头的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纪念铜像。下面的牌子对他的生平和被杀害的地点做了说明。
80首《摩亚必特十四行诗》是诗人用生命铸成的诗句，如果能做一个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不过其中有很多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第一部分的诗的主题是内省，这些又直接与诗人在监狱的经历和经验相关。属于这一类的诗歌有《带上镣铐》（
In Fesseln
）、《夜间消息》（
Nächtliche Botschaft
）、《守卫》（
Die Wächter
）、《噪声》（
Geräusche
）、《迸发》（
Entfesselung
），不过也有诸如《麻雀》（
Spatzen
）和《蚊子》（
Die Mücke
）这样借助于鸟类和昆虫来进行反思的诗。通过这些诗句，诗人一方面与备受压抑的监狱日常生活的环境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也与神造万物的自由和活力相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高墙之外自由生活的渴望。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的手稿。
第二部分的诗歌内容涉及广泛意义上的回忆，这部分的篇幅更大，但不太统一。常常以对立的方式展现的历史经验和形象，在诗中也会通过比较而使它们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此类诗的例子有《焚书》（
Verbrannte Bücher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en
）、《遗产》（
Das Erbe
）和《鲍依修斯》（
Boëthius
）。出于对过去的回忆，不可挽回的一切也成就了一些诗歌，在其中他独自的经验和经历得以唤起，这主要是他在进行世界旅行时积累下来的。这其中有《复活》（
Qui resurrexit
）这是对伊森海姆三联祭坛（
Isenheimer Altar
）的回忆，或者对东亚旅行的回忆《嗡嘛呢呗咪吽》（
Om mani padme hum
）、《宫岛》（Miyajima）以及《神道》（
Kami
）。除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质内容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对朋友、故乡以及父母家回忆的诗作。在《那位朋友》（
Der Freund
）中唤起了诗人对已经牺牲的学生和朋友的怀念之情；《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大师》（
Meister der edlen Stradivari
）一诗，描写了监狱看守笨拙的小提琴表演，实际上所指的是作曲家卡尔·科灵格勒（
Karl Klingler, 1879-1971
），他战后为诗人的《中国传奇》谱了曲。阿尔布莱希特最爱的地方是帕尔纳夏姆（
Partnachalm
）以及他家乡山中的景物，这些在他的诗作中被作为一个得以覆灭的世界中不可摧毁的象征。十四行诗中，诗人个人与活着的当下世界深处最深的人性关联是对母亲的想念：《母亲》（
Mutter
）一诗以其敏感和直白的表述是他这些诗中最令人感动的一首。在给他同样被囚禁的弟弟的诗中，他有意识地保持一种看上去显得冷漠的距离感；而在给父亲的诗中，有几句一直被阐释者认为显示了父子之间的不和。
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德文版，1946年的版本书影（左）以及2012年由贝克出版社（C. H. Beck）修订版的书影（右）。
第三部分的内容是对“野蛮”（Barbarei）的深入讨论。以往在信中或诗中曾经预感到的一切，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都得到了确信——这是对代表西方思想、欧洲文化和观念的一切价值的毁灭。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意义的毁灭，诗人写下了《除夕祝福》（
Sylvestersegen
）、《机器奴隶》（
Maschinensklaven
），或者《塞森海姆》（
Sesenheim
）。在很多首诗中，1936年的奥运会都可以被作为未来的灾祸来解释。与固定的某一事件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是从普遍且一般的观察中得出的对于罪责、灾难以及赎罪的反思，这些在《雪崩》（
Lawinen
）、《灾难》（
Verhängnis
）以及《覆灭》（
Untergang
）中都有所体现。在这一组诗中也包括他毫不留情地对自身的剖析：“我警告过自己 – 不够坚强，今天我知道的很清楚，我的过错是什么”。（《过错》（
Schuld
））这同样包括对自己所做一切均为徒劳的不满。
这样的一个归类当然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他的诗作，特别是那是一个人类精神与野蛮思想（德文中所谓
der Geist und Ungeist
）并存的时代，如何通过这些十四行诗更深切地理解处于临界状态（
Grenzsituation
）下的人性，可能不是通过一次性的翻译或阐释可以达到的。不论如何这些诗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鉴于一切形式的可毁坏性，生命的各个层面都能感到深深的痛苦，并与令人沮丧的毫无未来进行着斗争。不过无论如何人性（
Menschsein
）都会取得胜利，其内容并不必然为其形式所破坏，作为永恒的事物最终会逃脱野蛮信念那残忍的黑手。身处纳粹权力中心的阿尔布莱希特一直保持着一颗孤直之心，“立身有高洁，满卷多好诗”（顾况《哭从兄苌》）。
阿尔布莱希特一生中的努力，不论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美学上，形式在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诗人选择了格律比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作为他在狱中的写作形式，跟罗曼语言比较，德语的十四行诗由于韵脚少得可怜而难以掌握，这一格式在阿尔布莱希特早期的诗作中很少被运用。在阿尔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中，戏剧的热闹与诗歌的孤独形成了有意思的冲突，而面对死亡的不断召唤，又成为了诗人这80首十四行诗的创作源泉。阿尔布莱希特早就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宏愿：“死亡帮助他们寻觅着‘道’”。（《神道》（
Kami
））诗人的使命就是用文字去表现生命在某一瞬间的凝固，而通过对形式的熟练运用，可以去震撼后来者的生命。在阿尔布莱希特的剧本中，所有的诗句也都是严格按照无韵诗（
Blankvers
）的固定格式来进行创作的。他的政治行为所遵守的同样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基础，这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得更为清晰。
冯至（1905-1993）在论述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诗歌时写道：“歌德把焚身不看作是生命的终结，而像是凤凰那样从火里得到新生，他用‘死与变’概括他的这种思想。”（《浅释歌德诗十三首》）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于1945年4月23日残忍地被纳粹杀害，今天却因这80首不朽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而获得新生，成为了不朽。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题“死亡帮助他们寻觅着‘道’”——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夫和他的《摩亚必特十四行诗》，首发于《寻找》第一辑，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