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衣舞，尘肺病，神道仪式

美国纪录片大师Frederick Wiseman曾说拍摄纪录片的人应该像一只墙壁上的苍蝇，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事件，日本导演奥谷洋一郎的《Odoriko》也像一只墙壁上的苍蝇，在观察一个即将消失的行业。

导演 奥谷洋一郎

 「日本脱衣舞的职业和形象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西方脱衣舞娘截然不同。」奥谷洋一郎以四年时间， 游走多间日本脱衣舞剧场的更衣室，跟随20位全裸舞女，来回10多个表演场地。

谈到脱衣舞娘，不期然会与色情拉上关系，但在色情信息爆炸的年代，脱衣舞吸引力早已大减，曾经兴旺的脱衣舞剧场也卖少见少。如今会到剧场内的观众都以中年和老年人为主，虽然会有不少AV女优加入，不过在奥谷洋一郎眼中，脱衣舞娘是一种时代的娱乐活动，是纯粹的表演。脱衣舞俱乐部受制于重建或广告条例，很多不久之后就会关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年轻女性进入这一行业，她们不会提供性服务，但坚定地训练自己的身体和编舞技巧，依然以提供专业娱乐表演为已任。

「所有事物好像在生死循环中不断变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停留下来。（在拍摄时）吸引着我的是那些强烈的对比：年轻的裸体在属于旧时代的脱衣舞俱乐部舞动；不断变化中的城市景观及新建筑正在取代传统小区；还有老一辈的舞者将这门艺术传授给年轻一辈。这部电影将会展示许多女性的故事，虽然有一些仅在一个场景出现，但每具在摄影前经过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奥谷洋一郎在剧场的后台架设了一部摄影机，并以传统的画框比例 (4:3) 拍摄。电影中没有一个特定的主角，也没有跟拍她们的私人生活，奥谷洋一郎关心的是舞娘们作为职人在舞台背后的日常。电影进行近乎人类学式的观察，纪录她们排练、聊天、吃饭、打包、修补服装、照镜子。她们常常赤裸身体走来走去，但一点也不在意摄影机。「舞者们会自由进出镜头，有时甚至能听到她们在镜头外闲聊。她们会在每一个表演场地停留大约十天，演出结束就会独自离开到下个目的地。她们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就像每次演出结束时灯暗一样。脱衣舞剧院的未来似乎注定也一样。」

像一只墙壁上的苍蝇，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事件还有中国的李维，他同样纪录了一场消逝的过程，以摄影机拍下一个家庭因为家中劳力得了晚期肺病的变化。

导演 李维

摄影机前的大章，在上世纪与家里几位兄弟到广东沿河一间石英粉厂工作，几位哥哥在身体感到不适之后都离开了那家工厂。然而大章为了多挣点钱，继续留那儿工作，直到开始感到呼吸十分困难，回到老家看病才发现已是晚期的尘肺病。三年间，大章因病在家和医院兜兜转转，直至2018年中去世。

「职业病的鉴定和救治依然处在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地步，现行的法律法规给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设置了无限的障碍，使得很大部分人根本没办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层政府在民生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以大章举例，家庭已经困难得冬天只能睡在杂草铺成的床铺上，但是当地政府民政部门却对此不闻不问，到大章去世时，仅仅领取了半年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

李维告诉我在拍摄过程中好像看着生命正在消逝，而年幼的孩子们又正在成长，这两条生命线最终在大章死亡的那一刻交集在一起，在影片拍摄上他采用了孩子和成年人两种不同视角，拍摄大章和老人的时候都是与他们平行的固定机位去拍摄他们，用凝视的视角体会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至于拍摄孩子们时则将摄影机与他们身高相同的高度，用手持的方式跟随他们在乡间田野穿梭，感知他们的快乐和沮丧。

但因为大章的病，家族里的几位兄弟常常凑钱，大章的父母每天也竭力照顾着大章。「本来大章的兄弟也因为早年跟大章在同一工厂打工留下了轻微尘肺病，挣钱已经十分困难，自己的家庭也有很多孩子要养活。中国有句古语『久病床前无孝子』，用来比喻大章一家也十分适用。每当大章病重，在外打工的兄弟侄子都会急忙赶回家以防不测，家人也因此越来越疲惫。本就不宽裕的家庭还要因为大章起伏不定的病情耽误务工，收入也极其有限了，可是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每次凑出一点钱给他看病，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章死去。大章的父母到了后期已经不理会大章痛苦的呻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躲到其他房间，任由大章孤零零躺在床上。可能，大章的去世，对这个常年受到这样折磨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解脱。」

也不是每位创作者都甘于静静地观察，正如纪录片大师荷索所言，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天天盯着固定的角度，像银行里的闭路电视，等待事件发生。作为导演，需要介入、安排场景、指挥摄影机拍摄的角度和移动方式，赋予影片该有的风格。新加坡导演廖捷凯与编舞家廖月敏联合执导的《Far Away My Shadow Wandered》可能正是上述的那一类纪录片。

导演 廖捷凯

纪录片拍摄始于廖捷凯与舞者 Junya相遇后——2017 年，廖捷凯在日本石川县的能登半岛旅行时与 Junya 成为了朋友，Junya 更在他的家族神社中表演了一场私人神道仪式。

「我被他的个人故事和能登半岛的土地所感染，那里严酷的冬天对沿海景观和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强大影响。2018 年，我带着一名舞者和工作团队一起回到能登半岛，制作这部混合了舞蹈、纪录和部分虚构元素的纪录片：Junya 用他的声音讲述他与祖父的关系，就像舞者用她的身体作为渠道，表达 Junya 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廖捷凯找来编舞家廖月敏，透过与Junya的采访来收集和开发电影中的各种场景。廖月敏也从采访内容上创造电影中所需要的舞蹈动作。当Junya回家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廖月敏用她的身体和操作表达Junya的故事和感受。拍摄过程各人也非常自发地作连串创作，其中Junya设计了一些场景，例如他在神社演出，又或者在祖父坟墓前作访问。廖捷凯更说电影也邀请观众参与一场公路电影一样，在路上遇到的人都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比如洛奇咖啡馆老板和水手主动带他们乘船游览海上。

电影通过一个年轻舞者的角度来呈现一个个人与土地、故乡的关系，电影有很大部分都是跟随他们的历程发生，廖捷凯说还记得第一次见到Junya已经很喜欢这位朋友，「Junya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年轻人，体型很小，但他有很强大的内心，在访问他的家庭期间，他为我进行了一次神道仪式。 据说这是一种罕见的仪式，仅在神社开放的节日期间进行，很少在私人场合进行。 我把它视为一种友谊的姿态，那一刻为这个项目埋下了种子。 这部电影真的是我个人对这种仪式的回应，他送了这份礼物，我想借这部电影以作回礼。」

三部纪录片都处于后期制作阶段，导演们都期待能透过HAF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的电影和镜头下的故事，让银幕前的人们能更好的去感受他们拍摄的那些人。

廖捷凯说是次制作会直接介入和影响拍摄者的生活，当中的伦理问题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作为导演，拍摄电影的人，必须要为此划界，这条边界可能非常模糊且带很多不确定，但也是一种挑战。我试图避免太浪漫化这个故事，并必须诚实地面对我的意图以及坦诚地与制作团队合作。」

「创作的核心主题是『时代的执迷者』，这个『执迷者』不仅仅是我的拍摄对象，也会是我自己，和很多人。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中，不管是看清还是没有看清，或是疑惑，我们都没有放弃努力的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虽然大环境尺度越来越狭窄，但是自我的创作是相对自由的，我明白我的创作最多能做到哪里。对现时的我来说是急需将作品在技术层面提升上去，但是资金的限制经常让我没办法更好的去呈现那些细微的东西。」李维说。

奥谷洋一郎则说他想用电影纪录平凡的人，特别是那些几乎被社会遗忘并流落街头的人。不过制作过程最痛苦的还是剪接，因为剪接过程常常使人感到孤独。

大家也都希望可以通过HAF，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使得影片获得更好的后期制作条件，更多的发行渠道以及曝光机会。

已注册 HAF 及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art) 的嘉宾，除一对一会议之外，请留意以下两个 WIP 项目公开陈述时间：

制作中推介会 - 纪录片项目

2019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一)

14:00 – 17:00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室 N206 - N208

制作中推介会 - 剧情片项目

2019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二)

10:00 – 12:30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室 N206 - N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