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工程师看到的是，技术迭代太快，他们也可能被技术丢下。这些硅谷工程师的焦虑，对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是一个警示。
在Google敞亮而让人愉悦的食堂里，那个带我进来蹭吃蹭喝的Google工程师朋友对我说：在Google待着太舒服了，我真害怕自己这么待着就失去了竞争力。
如若不是我已经听了很多硅谷工程师表达过类似焦虑，我正在津津有味吃着的海鲜意面一定会一口喷出。
来让我适度夸张一下：这些硅谷工程师的焦虑，对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是一个警示。
为什么这么说？还不是老生常谈的“技术带来失业”。
硅谷工程师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太快，他们也可能被技术丢下，或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此，把接下来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颠覆，想象得再严重都不为过。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像美国汽车行业繁盛时期的技术工人。当时的技术工人们，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学历看起来不错；他们的工作需要一定技能，他们也为自己能操作和修复复杂机器而自豪。他们会在下班后看看报纸看看电视，觉得岁月静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日后这些文凭和技能会变得没用，因为海外工人和自动化的机器能替代他们。
现在的中产阶级，下班之后看朋友圈看连续剧，评论各种闹剧各种撕，也没有意识到现在的顺风顺水，在未来人工智能替代一个又一个工作时，会变成惊涛巨浪。现在美国红脖子们无力的愤怒，可能会发生在各种自诩理性的中产阶级身上。
事实上，那些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技术领袖，早就在为此忧心忡忡。
这个时代的技术领袖们已经开始忧心。
在工厂里大量用了机器人来组装汽车的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说：“机器人做得比人更好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这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而比尔·盖茨在最近则提议，也许政府应该对代替了人的机器课税，因为他觉得，“在接下来的20年里，会有越来越少的工种是必须需要人类的”。
事实上马斯克和硅谷孵化器Y Combinator的负责人Sam Altman认为有必要开始一项最低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社会实验。现在这项实验在加州奥克兰小范围展开。
但即使这样的实验能够成功，对于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是，长久以来能够左右自己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变成这样：有着社会福利的支持，但要过得更好，那就只能从大公司那里得到短暂的合同关系，就像现在很多司机和Uber的合同关系一样。
马斯克和Altman的实验项目依然有其理想主义在其中，当机器代替了大量工作，人类能有更多闲暇，只要他们不为钱担心，也许会有更多创造力。但过去二三十年的事实却不是这样证明的：很多贫困人口在得到社会福利之后过着领了福利就在马路边躺着晒太阳的日子；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是将很多闲暇时间放在了看电视上，这可算不得什么创造活动。
而再一次的社会分层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那些焦虑着、为未来的动荡做好准备的人，依然能够留在中产，甚至实现向上流动；而耽于安逸，依然用过去预测未来的人，就被裹挟在时代变迁之中，是祸是福全凭运气。
这大概也是畅销书作家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性》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原因。我想未来还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畅销书，都鼓吹让人适应不确定性的那种生活哲学。例如，丢开那种“依附于安定组织”的想法，或是不断习得一些实用主义的新技能……
但即使意识到了这一点，要面对这种剧烈变迁依然如此之难。例如，我们会看到已经固化的教育系统，依然在训练遵循命令如同机器人一样的孩子，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人生的道路不过是一路路的考试，而好工作和幸福与否是分数决定的。
或者，这种艰难就像我所面临的一样：我写了这么多，但自己依然不清楚，作为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要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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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
长驻硅谷的资深科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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