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欧洲国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宣传双职工双照顾者（dual-earner & dual-carer）的性别角色平等的家庭模式，但是依然任重道远。许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往往过于单纯，而忽略了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女性产假在很多国家是法定产假，但时长和产假期间的工资结算或生育津贴的发放标准都各有不同。2017年我国规定女性职工正常情况下可以有98天产假。英国女性雇员的产假时长非常慷慨，有52周。但是大多女性不会休这样久，因为只有前六周的产假能可得到正常工资的90%，再之后的33周只能有勉强度日的收入，也就是就低领取，39周后可理解为停薪留职。这和中国产假期间产假工资和生育津贴就高领取的标准有所不同。在美国并没有有偿产假，只有12周的无偿产假，在发达国家里属于罕见。虽然法定产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就业权利，许多学者认为过于慷慨的产假实际上会导致女性工作意愿的衰退以及加剧雇主在招聘时对育龄妇女的歧视。
本次介绍Gangl和Ziefle于2015年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文章。此文研究了德国产假的变迁对女性工作积极性的影响，使用了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三重差分(triple-differenced)和工具变量估计的方法分析了1990到2004年14年的德国社会经济追踪数据。他们发现延长的产假会降低女性的就业积极性。因此不成熟的产假政策调整有可能会导致女性调整她们的就业偏好，对女性生产完毕后是否重返职业岗位以及之后的职业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德国产假
德国的产假时长一直在延长。自1992年产假大幅延长后，德国父母最长可以修三年的产假。女性在生产后的8周可以拿原工资的百分之百，在之后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生育津贴，例如夫妻双方休假方原工资的67%（设上下限），但是最多只有12个月（只有一方休假）或者14个月的补贴（双方都有休假），再之后还需要休产假可以理解为停薪留职。图一标注了解德国产假的变迁。
图1. 德国产假的时长和福利，20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
即使如此，如果读者还记得上一次推送说过的欧洲很多发达国家在2000年后经历了生育率的回升，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德国不在这些国家里。德国的生育率一直稳定维持在1.3到1.4左右，低于荷兰、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并驾齐驱。当然这里面有多重因素，例如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出现了生育率大幅度的下滑，东德西德在1990年的合并有可能会干扰生育率的变迁。即使如此，对于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自90年代以来持续低迷的生育水平令德国政府头疼不已。
研究设计
为了回答产假福利如何影响女性主观工作积极性的问题，作者使用了1990到2004年的全国代表性的德国社会家庭经济追踪数据。这个数据长期跟踪家庭中的个体，测量了女性对工作重要性的态度，也是本研究的因变量。这测量时段正好跨越了两次德国产假政策变迁。1989-91年间产后有18个月的产假，1992到2000年间有最长36个月的产假（分水岭，最明显的效应），和2001年后第三年的产假可以在孩子2岁到8岁之间选取。因此作者可以抓取多组试验组（treatment group）。同时，在每一个政策施行的时间段里，作者又划分出两个不同的试验组。一组是工作的女性，可以休产假，另外一组是获得生育津贴的组别，包括工作和不工作的女性。作者选取了1989-91期间没有孩子的青年女性和1989年之前完成生育计划的中年女性作为对照组。对每一位女性来说，她究竟是分到哪一个试验组是根据她的生育历史变动的。
作者将对不同的照组和试验组结合来检验两个机制。第一个是曝光(role exposure)机制。也就是说这些政策的变动，会让母亲因照顾家庭子女更长时间地离开工作岗位，母亲长期曝光在照顾者的角色里会弱化女性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如果这是关键机制的话，这些影响只针对生育前有工作的母亲，因为延长的产假只会对她们之后的工作产生干扰。对于生育前没有工作的女性，产假是否延长对她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参照组是没有生育的女性。针对这个组别，在这期间休了产假的女性和在这之后休了更长产假的女性都应该观测到一个工作积极性的下降，而且这个下降在产假政策更加慷慨的后期更加明显。
第二个机制通过社会准则的重新制定和产生的方式(norm setting)来决定人们是如何对政策进行反馈。这些愈发慷慨的产假暗示母亲照顾子女的重要性以及母亲的角色和工作的不可兼得性。因此，这些政策的改变会对后期所有女性的职业积极性，无论是否生育和生育前是否工作都产生负面的影响。针对这个机制作者选取的对照组是所有在最早期1989-91期间观测到的女性。
综上所述，作者有3个政策施行时段（1989-91、1992-2000、2001-2004），每个时段分生产前有工作的女性（符合产假政策）和生产前没有工作的女性（不适用产假政策但是可以获得津贴）两组，一共有3*2=6个试验组。对照组就是没有孩子的女性和1989-91前生育过的女性。
估测模型
鉴于因变量女性的工作积极性是一个连续变量（这个变量使用因子分析计算，详情请参见原文），作者使用了OLS回归来预测：
Wit代表个人i在时间t的工作积极性。Dit是不同人在不同时期被划分到的对照组和试验组，Δ就是试验效应。Ƴct是控制组随时间t变化的基线。Xit 里面包含了一些控制变量，例如年龄、教育、子女数目、最小子女年龄、收入、妇女失业率等。大家可以参考许多多老师在2017年3月16日介绍双重差分分析法的文章。在本文中这个研究设计里面的干预不是一种在双重分析设计中常见的完全外生的干预，因为生育是个人决定，如果生育才会受到产假政策的“干预”。作者因此考虑各种忽略变量导致的偏差，并在此基础上又生成了一个差（difference），请见下文.
作者考虑了其他各种可能被忽略的自变量，使用最严谨的Arellano-Bond(AB)估测模型重写了上述等式：
新加入的Wit-1代表个人曾经的工作积极性，ui代表了随时间不变的未被观测到的个人固定效应。作者之后使用了普通OLS,固定效应(fixed-effect)模型，滞后因变量模型(LDV-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和动态AB模型来检验不同的忽略变量造成的偏差。
最后，因为本数据涵盖了多个政策时段，作者可以估计不止一种政策的反馈效应。因此每一个政策的反馈效应和之前的政策反馈效应相减，可以得出政策反馈效应在两个政策之间是否发生了变化。此时变成了一个三重差的效应。例如，比较政策2在时段2施行产生的效应和政策1在时段1施行产生的效应之间的差可表示为在时段2和时段1的两个上述等式相减可得：
作者阐述了不同模型是如何解决不同的忽略变量对
造成的偏误。例如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解决由于个人稳定偏好或其他随时间不变特性所带来的偏误，也就是上式中
；但是无法处理在不同时段曾经的工作积极性和生育决定的关系改变带来的偏误，也就是上式中
。LDV模型反之。而OLS模型无法解决这任意两个偏误。AB模型可以同时解决这两种忽略变量带来的偏误，但分析使用的样本量会大幅减少。作者最后使用了以上所有的模型来验证结论。
结果
作者发现在产假政策更为慷慨的后期，母亲的工作积极性愈加降低。在90年代初，和未生育的女性以及更早之前的生育完毕的母亲相比，母亲的工作积极性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历了1992年产假延长到3年以及2001年产假可以延伸到孩子八岁前的政策变动后，跟没有孩子的女性以及91年前生育完的母亲比，母亲的工作积极性都愈发低迷。作者还使用了Wald检验来看估测的系数是否在不同的政策期间不同
，发现在产假政策更为慷慨的后期，母亲跟没有孩子的女性相比工作积极性的差距更大。
为了检验具体的机制，作者又包含了个人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长（包含具体休产假的时长和其他原因而没有工作的时期）作为协变量（covariate）和工具变量（IV）来检验长期暴露在照顾者的角色中是否会对生育前有工作的母亲以及生育前没有工作的母亲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结果发现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长仅对生育前有工作的母亲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说明只有因为休了产假，母亲的工作积极性才会降低（只有生产前有工作的女性可以休产假），支持了暴露机制。社会准则的重新制定和产生的机制在上文结果中已有所体现。也就是，无论女性在生产前是否有工作，到了后期，所有母亲的工作积极性都和早期（1989-91）的女性相比有所下降，而且在后期母亲和没有子女的女性之间工作积极性的差距更加明显。作者进一步确认了积极性的下降随着政策改变后的时间变长愈发明显，说明社会准则需要时间来建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评论
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慷慨的产假会显著延长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降低女性回归工作的可能性。本文利用了政策变动期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了多种模型来验证延长的产假是否对女性工作偏好本身也有所影响。结论支持慷慨的产假对女性工作积极性的消极影响。愈发慷慨的产假很可能会使女性的角色更加趋于传统。以促进生育为导向的产假政策甚至有可能加剧性别分工，阻碍社会性别平等共识的形成甚至有可能令其倒退。这种政策反馈令人担忧。这篇文章对数据的利用十分彻底，采取了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的研究设计。鉴于产假的干预不是完全外生，作者使用了各种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何种模型是可以解决哪些忽略变量的问题。对于使用追踪调查数据的小伙伴们来说此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不得不说这篇文章也太长了，作者在描述研究设计的时候应该还可以更加简洁清楚一些，虽然我很怀疑很多稳健性检验等等内容是无情的审稿人要求加进去的。此外，文中也没有具体说明同期是否也有其他生育促进政策的干预，有可能混淆产假政策的反馈效应。
这一类关注产假政策的研究说明了即使是同样的政策，具体的实施细节的不同可导致不同的后果。原本为了鼓励女性回归工作的产假保障了女性就业的权利，但如果过于慷慨，却会使得女性习惯于照顾子女的角色，弱化她们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在育儿成本愈发高昂的今天，如果生育子女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能造成明显冲击以致减少整个家庭的收入，过于慷慨的产假和其他纯粹促进生育的政策甚至未必能够达到促进生育目的。近年来更多学者建议社会福利政策应该集中于解决女性生育和工作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男性照顾者的角色，支持价格低廉时长足够的公共托幼服务，而非单纯促进生育，以免顾此失彼甚至两者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