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他所开创的“南通模式”是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有益尝试，他所主张的“棉铁主义”不失为实业救国的良方。他曾经弹劾李鸿章，参与戊戌变法，领袖立宪运动，但多次失败的教训与经验，使他的思想日趋成熟、保守。当革命党酝酿暴力推翻清王朝时，张謇却主张保全清皇室，施行日式立宪；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他站在与自己理念相近的袁世凯一边……但事与愿违，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却成了社会的主流，以务实稳健的风格推行改革的张謇和他的温和改革路线最终走向了失败。回首百年，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何主张调和与改革的稳健保守者会不敌以激进和暴力为基调的革命者？
清政府对张謇的评价：积极参与政治的清流立宪派
在张謇看来，光绪皇帝是一位开明的、力图革新的皇帝，可以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出一部分，以实行君主立宪；另一方面，他当然不希望有大的社会动荡，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使之能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作为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一直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反对派。他热衷于君主立宪，并多年为此奔走呼号，祈望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将皇权分离一部分出来，仿效日本及西方国家，设立国会，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张謇曾怀疑过革命，认为革命意味着流血与破坏。
北洋政府对张謇的评价：主导国家政局的士绅领袖
当1911年第二个辛亥年再度出现时，面对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暴，分化的绅士们非但不能汇聚在清王朝的龙旗下，反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与革命党一起，共同把清王朝送入死亡的谷底。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张謇、汤化龙为代表的绅士，大多数在革命爆发后纷纷加入革命行动。
国民政府对张謇的评价：远离政治活动的大实业家
张謇长期过着应试、当幕僚的生活，年过40岁才考中了状元（1894年）。次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位状元公毅然弃政从事士大夫鄙视的工商业，真是惊世骇俗之举。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张謇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
建国初对张謇的评价：被贴上政治标签的大资本家
“状元资本家”张謇便是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创办南通大生纱厂是张謇从封建士人群体转向资产阶级群体的标志，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受到来自封建营垒和社会各层的重重刁难，并且随时有被外国资本吞噬的危险，但他投资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之路的决心始终未变。
现代学者对张謇的评价：满怀政治抱负的大改革家
在北京召开的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上届研讨会上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的观点又有了深化，认为“张謇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给张謇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顺应和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创见”、“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处于先导的地位”和“较好地实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特点”等论据。
从近代思想家们政治改革方案和改革实践看，“绅权”已经成为被纳入政治机构中的权力组成力量。绅权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再是依附于皇权的社会力量。它所着重的制度建设，具有不以人事更替而导致“绅权”兴废的发展趋向。传统绅士的权力并不明确规范，完全视地方官的素质、力量和绅士势力的大小而转移。绅权纳入“议院”模式，对绅权的职能、范围予以规定和限定。因而，严格意义上的“绅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士绅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清末的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中，除皇帝钦选议员之外，各省“民选”议员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绅士。借助于议会这一近代政治制度的外壳，“绅权”已不再是乡野田埂间的地方社区的代表，而形成了根基于乡土社会，汇集于全省代表，直达于中央的正式权力体系。从乡镇议事会到州县、府厅议事会，从谘议局到资政院，这一完全以绅士阶层为主体的贯通中央与地方的“代议”系统，使中国社会中的绅士阶层的权益扩张到它产生以来最辉煌的顶点。
绅权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权
无论是梁启超的“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还是谭嗣同直接了当的“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其实都明白无误地言明了“绅权”附丽于“民权”的时代意义。“绅权”作为“民权”代表，是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现状的表现。
张謇的思想进化论：从激进变革者到渐进变革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保守派们往往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守旧有的文化与传统，而保守主义者只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派拒绝变革，而保守主义者主张则渐进地变革；保守派要保守的是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而保守主义者则要保守的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新制度；保守派所强调的是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而保守主义者所强调的是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和有限的政府；保守主义者所关心的财产权、自由权、法治、宪政等都是中国的保守派所置若罔闻的。
峥嵘岁月：张謇从戎抗倭 提出《朝鲜善后六策》
在朝鲜的见闻和亲身经历，使张謇清醒地看到了保护朝鲜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学识先后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其中尤以《朝鲜善后六策》治论最为深刻。
书生意气：张謇痛批李鸿章 上书《请去北洋折》
张李关系中最起波澜的有两件事。一是壬午兵变后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而不为李鸿章采纳，张对李结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张单独上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至此，张謇还是同李鸿章公开决裂了，这也标志着张謇最终从淮系的营垒中彻底分化出来。关而于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的背景，近代史钞中各有说法，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为张謇是主战派的重要首领之一。
宪政先锋：张謇主导国会请愿 修订《请速开议会折》
张謇为请愿定下的基调及方针，和平请愿，不成不收兵。于是，1909年底开始，轰轰烈烈的请开国会运动序幕拉开了。张謇分别以“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谘议局研究会等名义宴请各省议员代表，并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稍后，上海会议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
峥嵘岁月：张謇从戎抗倭 提出《朝鲜善后六策》
在朝鲜的见闻和亲身经历，使张謇清醒地看到了保护朝鲜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学识先后写了《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其中尤以《朝鲜善后六策》治论最为深刻。
书生意气：张謇痛批李鸿章 上书《请去北洋折》
张李关系中最起波澜的有两件事。一是壬午兵变后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而不为李鸿章采纳，张对李结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张单独上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至此，张謇还是同李鸿章公开决裂了，这也标志着张謇最终从淮系的营垒中彻底分化出来。关而于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的背景，近代史钞中各有说法，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为张謇是主战派的重要首领之一。
宪政先锋：张謇主导国会请愿 修订《请速开议会折》
张謇为请愿定下的基调及方针，和平请愿，不成不收兵。于是，1909年底开始，轰轰烈烈的请开国会运动序幕拉开了。张謇分别以“预备立宪公会”和江苏谘议局研究会等名义宴请各省议员代表，并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稍后，上海会议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
张謇：曾经的激进者 最能看到激进主义带来的动荡与破坏
清朝已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
张謇反对社会动荡 主张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
张謇的政治追求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即渴望政局的稳定。求稳怕乱的思想象幽灵一样伴随着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经，他不赞成康、梁的激进式变法，而主张一种更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当然更不支持革命。
张謇推动“东南互保”运动 力图保全清政府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并用“清廷”与“东南”是一种“名、实”互存关系的立论。只有用一种冒“抗命”之嫌的办法才能保障“半壁河山”从而保存清廷统治，却表达了张謇等东南绅商人士对时局的看法。
张謇东渡日本考察宪政 希望清政府建大政府
回国后，张謇加紧组织编译刊印《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更以《日本宪法》12册秘密送入皇宫。从张謇代撰的奏稿和为上述新书所写序文，可以看出他们对君主立宪的基本认识。
张謇领袖立宪运动 为清政府施行立宪出谋献策
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十多年的奔走呼号换使摄政王载沣宣布提前三年召开国会。这个结果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初衷具有较大的距离。当然，朝廷从反对开国会到同意开国会，这毕竟是一个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张謇等立宪派的一种胜利，那样一个固步自封的朝廷在立宪的声浪中也不得不顺应时势，做出姿态，这毕竟可视做清廷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革命党人不会希望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地回避这种可能性
对话雪珥：摒弃革命思维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我认为，这种技术上的、基因上的问题，真是匹夫有责的，只能渐进地进行变革，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那种推倒了再重来新来过的传统的革命思维。
对话江上苇：革命是风险融资
辛亥前所谓革命，不过是找个闹市口干一票买卖扬名，然后借此出洋融资，融资后再干一票更大的买卖，然后再融资……这就跟如今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差不多，是典型的风险融资经营，说难听点，如不是修成正果，很难说不是一个以大义为号召的庞氏骗局。
张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信任和支持袁世凯
张謇绕道彰德过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謇对此感奋不已，满意而去。张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世凯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
民国技术工人的待遇不差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梁实秋这段描述用在民国技术工人身上颇为贴切，如计包身工、苦力工等底层的工人，单看当时技术型工人的生活，算得上“小康”。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情况远非文学作品中所述那样“惨目忍睹”。
张謇对革命缺乏信心：担心革命破坏社会安定
张謇以为“革命”无非是幼稚少年过分惑于自由平等之说，或是由于种族成见太深因而趋向愤激。但他更多的时候，是以贤良长者姿态出现，侧重于对倾向革命的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说。当同盟会成立后，大批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而纷纷归国之际，张謇虽然认为学生“浮嚣”，但却积极筹划接待与安置。当时盛传回国留学生多为革命党，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形势颇为紧张。张謇却不以为然。
张謇信任现有体制精英：支持袁世凯武力统一
在清王朝覆灭以后，张謇等人很自然地期望来自于旧有体制内的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并且实现他们在稳定中求得革新与发展的梦想。他们在孙袁之间弃孙而就袁，除了政治理念的悬隔以外还有人际关系的考虑，因为孙为新交而袁毕竟是多年旧友，何况他们与袁都是出身于同一旧的营垒。张謇当时虽已转向共和，但对革命派却始终缺乏信心。他所真正关心的，乃是如何尽快把中央政权和平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张謇借壳北洋政府施政：实践重商强国理念
中华民国的成立，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均应“和衷共济，丕兴实业。”1913年10月18日，状元出身的南通大实业家张謇抵达北京，就任工商、农林两部总长，不久工商、农林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张謇即任农商总长，从而使他获得了推行自己的经济改革思想和主张的绝好机会，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张謇为何反对“二次革命”：看好北洋 渴望政局稳定
在张謇看来，当时只有袁世凯才是唯一能够稳定政局的人物。于是在南北议和期间，他致力让袁世凯出面总揽大权，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统一”与“秩序”。南方革命党人酝酿的“二次革命”，张謇是坚决反对的。
张謇无奈远离政治 行践实业：稳健改良不敌激进变革
张謇的性格特点使其政治追求更具独特风格——务实、求稳、善变的风格。张謇的生活环境的锻造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使他年之后仍保留着农民那种讲求实际，不尚空言，不务虚名，憨厚纯朴的性格。张謇不是顽冥不化的人物，他不是不变，但不轻变，更着眼于善变，往往在关键的时刻，在事态发展的转折关头，做出合理的选择。
张謇主导的水利建设：时局纷乱 导致导淮工程失败
1914年4月，张謇带领从荷兰聘请来的水利工程师贝龙猛一道南行勘察淮河水情与河道。两月后，欧战开始，中法劝业银行所定借款条约中止，美国帮助中国治淮的借款也停止了。张謇的治淮方案只好搁浅。
张謇以实践检验理论：实业救国与棉铁主义的实施
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天才人物空想玄思的结果，而是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棉铁主义也不例外，它是时代精英张謇面对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即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社会总危机情形下，从救亡图存、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忧患意识出发所做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从内心深处所迸发出的深沉呐喊。张謇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政治，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张謇堪称是“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
张謇的被迫冒进：“突进型、一揽子”式企业不能持续
张謇为他心目中的全国试验田式的南通区域现代化选择了“突进型”、“一揽子”的推进方式，做成了许多开创性的业绩，留下了许多个“全国第一”。但屡屡出现的事业危机证明，此种选择是一种失误。
张謇推荐袁世凯参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