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之五：爱逛菜地的汪曾祺
文 | 李辉
香烟从不离手的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作家、戏剧家。主要代表作有《受戒》、《沙家浜》等。
二十年前，1997年5月，一个消息传来：汪曾祺先生因肝病逝世。生于1920年的他，才77岁，假以时日，他该写出多少好文章？
此时距我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还不到半年。1996年冬天，黄永玉先生旅居香港时隔七年首次返京，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一家德式餐厅宴请一些老朋友，包括汪曾祺。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沈从文的学生，1947年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与黄永玉在上海结识，他们艺术趣味相投，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1950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画展，汪曾祺曾专门写文发表于《大公报》，对黄永玉的才华和好记性为之感叹。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下放到张家口，曾创作一些短篇小说，结集《羊夕的夜晚》出版时，由黄永玉画插图和设计封面。往日情谊，因为“文革”之故一度疏远，各自心中却从来没有忘记对方。晚年重聚，也是美好之事。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我与汪曾祺同桌。他的脸色比不久前我见他时看上去黑了不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那天只有啤酒，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我与他闲聊，从沈从文到林斤澜。过去每次聚会，他与林斤澜是桌上的两位酒仙，有他们在，就热闹得很。
认识汪曾祺是在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时，请一批前辈为“居京琐记”撰稿，其中包括汪曾祺。一次，发表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汪曾祺读后，极为欣赏，很快寄来他的读后感。一见手稿，爱不释手。
他用稿纸书写，每页三百字，写三页半，约千字。字写得讲究，扑面而来清新、淡雅，如山溪自然天成，潺潺流淌，少有烟火杂味。虽略有修改，却处理得干净利落，不伤文稿整体的艺术美感。因标题字数太长，记得发表前，与他商量，他同意改为《一篇好文章》。
汪曾祺对一位老中医的文章如此关注，主动撰文首肯，实属难得。《一篇好文章》开篇即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是医生，不是作家，他也没有想把这篇文章写成一个文学作品，他没有一般作家写作时的心理负担，所以能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汪曾祺强调散文应该富人情，有修养，有韵味。他详细分析耿鉴庭的文章：“文中没有很多感情外露的话，只是在写看到朱先生等人挨斗时，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认为他们都是上得无双谱的学者，真为他们的健康而担忧。’但是我们觉得文章很有感情。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文章写得很短，短而有内容；写得很淡，淡而有味。”
淡而有味，正是汪曾祺散文的妙处所在。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在文章最后一段提出这番建议：“《晚报》发表的散文，有不少好的，我觉得可以精选一本，供读者长期阅读，不要只是‘一次性’的好。——‘“一分钟小说’也可以编选成集。多年之后，我真的把“居京琐记”编了一本小书，由汪稼明兄主政山东画报出版社期间出版。几年前，我与几位朋友到台北旅行，坐上捷运，本来要去阳明山，我一看可以直接到淡水，便临时改变主意，大家直奔淡水。朋友们还笑称我是“李百变”。
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居京琐记》。
2000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居京琐记》。
2011年12月淡水有河书店与台湾版《居京琐记》喜相逢。
雨中游淡水，别有情调。走进一家“有河书店”，没有想到，居然很快发现台湾版《居京琐记》，当即买下，高高兴兴与这本书合影。想一想，有的缘分，就是在变化中意料不到地如期而至。
八十年代北京文坛活动很多。一次，北京文联在郊区召开林斤澜《矮凳桥》、《十年十忆》短篇小说系列研讨会，请一些评论家参加，汪曾祺也去了。不久后，《北京文学》在大同市举办青年文学笔会，汪曾祺应邀前去为青年作家们漫谈创作体会，我忝列其中。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山西。与他在一起，看他喝酒，听他醉醺醺状态讲文坛趣事，真是一大快事。
汪曾祺在南城的蒲黄榆住了不少年。我去看他，都是在蒲黄榆。
不久前，网上偶然读到一封汪曾祺的信，其中大意说：有的人看我写了《受戒》，就认为我可以写释迦摩尼，便非要我写一本《释迦牟尼》传记不可。
诸位有所不知，这个不懂事的、死缠活缠的人，就是本人。
世界名人画传作者小聚。前排左起：张洁、韩霭丽、唐达成、陈丹晨。后排左起：刘心武、李辉。
1990年4月云南，与晚辈作家在一起。左起：凌力、李林栋、汪曾祺、高洪波、陆星儿。
199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世界历史名人画传，编辑虞刚、马振五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约请一批名家参与撰稿。在此之前，我只编选过萧乾的《书评面面观》、《北京城杂忆》，交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参与一套丛书还是第一回。出版社承诺，每本画传都请中国一流画家配画，出版一套最豪华装帧的书，支付作者、画家不菲的稿酬。
十八位历史名人包括孔子、凯撒、达芬奇、拿破仑、华盛顿、曹雪芹等。回想当年，我也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居然找到如下作者参与写作画传，年龄最长者为秦牧、汪曾祺、曾卓、林斤澜等，其他作者分别为李国文、唐达成、陈丹晨、张洁、刘心武、韩霭丽、韩少华、陈村、陆星儿、赵丽宏、肖复兴、张胜友、李辉、陈丹燕等。二十多年过去，最年轻的陈丹燕，即将走进花甲之年。岁月啊岁月，就这样流过！
记得我专程前往蒲黄榆，恳请汪曾祺撰写释迦牟尼。汪曾祺开始虽然不同意，经不住我死缠活缠，最终勉强同意。汪曾祺好脾气，从来没有当面怪我，算给我留了一点儿面子。不到一年，1991年4月，他完成几万字的佛祖故事。1992年，全套画传出版，果然红绒封面，烫金，豪华而精美，画传如今放在一起再次欣赏，仍觉得十分诱人。自己的确真的不懂事，干扰先生创作习惯。不过，转而又想，幸好逼他写了这本传记，他的写作由此多了一个门类。
199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汪曾祺《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目录。
汪曾祺写涅槃。
汪曾祺写“太子诞生”。
汪曾祺根据释迦摩尼的一些资料和传记，加以改写为《释迦摩尼》。虽是改写，自己的写作风格却贯串其中。为汪曾祺配画的是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授、画家李少文。文、画俱佳，捧读，还是喜欢。最后一章“涅槃”，汪曾祺写到释迦摩尼的涅槃：
二月十五日夜，佛陀以吉祥姿势，静卧于莎罗双树间床上，时鸟兽无声，树不鸣条，佛陀心如止水，极为安静。至午夜时，月色皎洁，流星过空，佛陀进入涅槃。时莎罗双树变为白色，狂风四起，山川震动，火从地出，清流沸滚，天人擂鼓打锣，诸弟子捶胸痛苦，百兽自山中奔出，群鸟在林间乱飞，同为三界导师涅槃致哀。……
文字干净，简洁，韵味隽永，值得细品。
煮面条等水开时汪曾祺画小品。
汪曾祺是为有趣之人。在家里烧水煮面条，等水开时，他会画上一幅小品，一朵荷花与一只蜻蜓，味道十足，题跋就写等水开。他一直被人们誉为美食家，笔下所写故乡佳肴，虽是家常菜，却令人艳羡。作家的他，书画俱佳。他画大闸蟹，更会吃大闸蟹。一次，亲眼见他吃大闸蟹，吃完之后，颇为完整地保留了大闸蟹的原模原样，让人大开眼界。
1993年9月华侨出版社汪曾祺《榆树村杂记》。
《释迦摩尼》出版那年，我应华侨出版社之请，主编“金蔷薇随笔文丛”20种，照样请他加盟，他编选一本，书名为《榆树村杂记》。读他的自序，我才知道“蒲黄榆”的来历：“我住的地方名叫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个字拼合而成的。”他说，榆树村几年前还在，是个村子，有一大片菜地，住的都是菜农。喜欢做菜的汪曾祺，每隔一两天就到菜地里转悠。他下面这段文字写得极妙：
人家逛公园，我逛菜园。逛菜园也挺不错，看看那些绿菜，一天一个样，全都鲜活水灵，挺好看。菜地的气味可不好，因为菜要浇粪。有时我也蹲下来和在菜地旁边抽烟休息的老菜农聊聊，看他们如何搭塑料大棚，看看先时而出的黄瓜、西红柿、嫩豆角、青辣椒，感受到一种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榆树村杂记》自序）
汪曾祺赋诗河豚。
汪曾祺画大闸蟹。
汪曾祺六十七岁自寿诗。
汪曾祺七十二岁赋诗手迹。
汪曾祺赠与本文作者中国画作品。
汪曾祺的文章为什么接地气？就在于他喜欢与周围普普通通的人交往，知道他们的酸甜苦辣，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走进菜地，其实就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态度。他说，自己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写出的，故以《榆树村杂记》作为书名。
这套“金蔷薇随笔文丛”，我在每本书的勒口上各写一段点评。汪曾祺的这本书我这样写道：“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散淡与幽默天然合成。他的文章从不雕琢，如清风一样轻盈飘逸，读起来更让人陶醉。他不仅仅表现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用炉火纯青的白描，描绘人与景，他也是一个学问家，散淡的文字背后，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虽然二十几年过去，我还比较认可自己的这一点评。
第一批十种里面，还有吴冠中先生的一本《画中思》。1993年我送书过去，请他在扉页上题跋。吴冠中写道：“金蔷薇随笔文丛多彩，小而精，其中璞玉如汪曾祺，投枪有邵燕祥，都令人喜爱。”吴冠中住在方庄，与汪曾祺隔马路相望，他对汪曾祺散文颇为欣赏，可谓惺惺相惜，引为知音。
同在1990年，我完成了一件早就想做的事情，请汪曾祺谈谈老师沈从文的印象。
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不少，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人的文章印象最为深刻。黄永玉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可亲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汪曾祺则以“寂寞”论述沈从文的文学，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汪曾祺的影响，习惯用“寂寞”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与人生态度。
汪曾祺与沈从文。
2009年10月大象出版社《我的老师沈从文》。
终于约好一个完整的下午，我走进蒲黄榆，与汪曾祺有了一次漫谈。话题虽然有些漫无边际，但诸多细节提供给我们一个相对立体、丰富的沈从文。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是汪曾祺的老师，我特别想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他们讲授写作。汪曾祺的回忆非常有趣：
李: 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 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 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 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
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 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 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我曾写过一篇沈从文印象，题目是《平和，或者不安分》。我觉得，“寂寞”并非是沈从文的性格，相反，他很爱与人争论，从鲁迅的“京派与海派”，到抗战期间的“抗战无关论”等。我与汪曾祺谈到这个问题：
李: 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他总是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 好管闲事。
李: 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 他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四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沈从文更高：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串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 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汪: 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1996年8月汪曾祺全家福，不到一年，他因病去世。
时间无情，不到七年，汪曾祺就离开我们远去。
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从来烟不离手，饭桌上也酒不离手。加上外出参加活动，有人求字，他也从不推辞。听说1997年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突然发病。我问汪朝是否与肝病相关。她说，肯定与喝酒多有关。病因是肝硬导致消化道静脉曲张，破裂后大出血。虽经抢救，但五天之后又再次出血，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他把一生多少经历都带走了，连一本完整的回忆录也没有留下。
2002年10月大象出版社《汪曾祺自述》。
2005年12月大象人物聚集书系之《汪曾祺》。
也是与他有缘。汪曾祺去世之后，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几套丛书，都有他的书。一是他的画传，一是《汪曾祺自述》，一是《我的老师沈从文》。
人虽远去，编他的书，读他的文章，重温与他接触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温馨时刻……
2017年1月9日完稿于看云斋，北京雾霾十天终于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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