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的事件确实是悲剧，但这一事件里没有恶意的加害。现场人员是否失职，可以用规章制度去衡量其责任，予以相应的处理。舆论不应该预设上纲上线、无限放大。
“安庆一女子在警察注视下溺亡”，让人痛心不已。一场失败的救援，一个年轻的女孩就这样眼睁睁地逝去了，令人唏嘘。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中，现场警方的表现很不专业，救援完全失败，这当然很值得反思，也应当跟进调查。然而，反思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改善我们的救援系统，还是逼着另一个个体去殉葬？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所以有警察系统、消防部门、防灾机构，乃至公共医疗。
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承担各种专业救援和救助责任，不是因为他们天赋异斌，而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技能训练，安排他们的职能分工，等等。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消防员小伙子生龙活虎地奔走在火场、一个医护人员对突发疾病者进行救治时，要看到他们背后的那套系统。如果没有系统的支持，一个消防员在火场的发挥的作用比普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要一个没有防护服、没有后援的消防员往火里跳，那不是救援，而是让他们无谓地牺牲。
▲消防员能奔赴火场是因为有一套系统在背后支持（图/图虫创意）
没有人应该被无谓地牺牲，哪怕他有专业身份和与之相伴的义务。大众并非不理解这一点，比如在这次疫情中被曝光的蔡莉，她让没有防护设备的医生在一线抗疫，大家都知道这是人性泯灭。救援不能一命换一命，更不能一命填一命。
我相信大众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下水救人看起来不那么危险、好像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和专业设备，“如果我在也把人救了，何况是警察呢？”。这是很朴素的代入感，可以理解，但不准确。
落水救援是需要专业训练的，不是会游泳就行。每年水库河流中的溺水事故受害者大都是会游泳的，这就是庄子讲的“善泳者溺”，说的就是这个。游“野泳”尚且有风险，还要救人，谈何容易？
怎么接近和控制住溺水人员？怎么把溺水者托举出水面？怎么应付风流和水下障碍物？怎么保持体温？
说说都很容易，做起来都不简单。落水救援确实需要专门培训，而且对人员的各方面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常见的救生员培训难度不算大，在应对人工环境下绰绰有余，也未必能在野外环境下发挥自如。
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相应的身体素质和应变能力。真不是培训一周后通过考试拿了证的就是救生达人，江河湖海、风大浪急救不了的情况是很多的。
因此，专业的救援还要配备相应的设备。从最简单的绳索、竹篙，到救生圈、救生衣，还有更高级的救援机器人，设备越好，成功率越高。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发挥也会不稳定，一个专业的系统对此会有充分的技术准备。
遗憾的是，在我国从上到下都习惯于“人的因素第一”，不顾现实、苛责于人的思维方式普遍存在。因此，安庆事故现场的情况看，现场人员如果真的没有相应救援技能，也没有相应设备，不下水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没有有效的系统支持，穿上警察制服的个体也不过是个体，“你是警察你就该……”的逻辑，和蔡莉之流又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专业的心理干预没有出现？为什么现场没有出现会游泳、会救援的警察？为什么没有救生设备及时到位，哪怕是救生索、救生圈这样的基本装备也好啊？
每个人都有话筒的互联网时代，更要学张文宏，关注系统的专业性，而不要做蔡莉。发发狠话，唱唱高调，让别人牺牲，满足自己的道德快感，却于事无补。
更应该关注的是系统缺陷。目睹悲剧后的哀矜是人情之常，却也要控制情绪。
“你是警察你就该……”的问责有依据吗？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内部管理制度？如果没有，那么苛责个人只是不负责任的泄愤。
不顾事实，也不管规章制度，专注于把责任全部加诸于基层工作人员，却放过了系统缺陷。这不是有益于公共利益的讨论，甚至有违人道。
设想下一次再发生此类事件，再来一群不会游泳的警察旱鸭子下水，谁会受益呢？也许多了一二牺牲的烈士，在有关部门的年度总结上好看一些。这不是虚构的小说。
专业合理、保障充分的系统既要保护事故受害者，也要保障一线救援人员的安全。改进系统、提高效用，才是反思事故的意义所在。
拿救人英雄的光荣事迹猛抽现场人员，是责人以高尚。高尚当然值得赞扬，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的高尚不是解决社会普遍问题的方法。普遍的公共问题只有靠成熟的系统解决，而不是寄望于人人都具备舍己救人、奋不顾身的高尚精神。精神当然好，全指望精神挡子弹，那是精神病。我们唱了太多的高调，却很少切实的系统改良，那是糟蹋了高尚者的牺牲。
因此，问责不应是责人以高尚，只能以制度、规章去衡量当事人的尽责。
这种尽责的义务也不能“随行就市”、水涨船高地任意加码，今天要他奋不顾身下水，明天要他奋不顾身挡子弹。该做什么、怎样算是尽责了，都应该在制度安排中明示，这才是问责的依据。
有些问责的呼声透着一股子焦大“当年和老爷去捆人”的戾气。殊不知确实是系统性问题，“捆人”又有什么意义？
安庆的事件确实是悲剧，但这一事件里没有恶意的加害。现场人员是否失职，可以用规章制度去衡量其责任，予以相应的处理。舆论不应该预设上纲上线、无限放大。
情绪化的“问责”成了“捆人”的冲动，不过是让“借汝人头一用”的伎俩大行其道，鼓励了无尽的倾轧、官僚主义的自保优先、马基耶维利式的借题发挥，却回避了系统改进的根本问题，这于公共事务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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