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留心一个问题。99%的人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被证实所以很无聊，不过我对这种东西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企业都在中美两国，那么这两边分别支撑起这些企业的能量有啥不同？肯定有人会说是经济体量决定的。但经济体量同样也很大的日本欧盟却一家没有。我倾向于认为经济体量只是基础，决定性的能量还在其他。可能，这些未知因素不仅决定了这两国孕育了科技巨头，也决定了它们能有数一数二的经济体量。
张五常老头子最新发言说，财富要比收入更能衡量一国的实力。他比较中美的财富大小，用了五个指标。前三个指标分别是房地产市值，人口数量，文化厚度（很有意思，他举的例子是在英国拍出5亿人民币的乾隆花瓶，让人感觉有点突兀）。老头子说这三个指标都是中国明显更强。后两个指标是科技和大学教育，美国显然更强。于是老头子倾向于认为，中国财富已经高于美国，但又不是太肯定。
张老头子是经济学泰斗，不过我还是认为他的逻辑里可能有bug，关于人口这一项。他说，中国人是美国四倍，其中聪明人无数，这些脑袋的总价值也超过美国。其bug在于，美国强大而开放，全球的聪明脑子都往美国跑，比如马斯克、劈柴、纳德拉。如此一来，美国能产生聪明脑袋的基数就不是三亿而可能是三十亿。比如劈柴和纳德拉来自印度，人口13亿。比如大量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的学生拿美国的奖学金出去然后不再回国，中国这14亿也成了美国的培养基地。
张老头子又说，美国的科技和大学教育选强于中国，于是整体而言不好判断谁更强。其实这两个指标跟聪明脑袋的多少非常正相关。聪明脑袋是高科技必需的养料，好大学吸引和培养更多聪明脑袋，大学和科技企业唇齿相依，三者正向循环。如此一来，老头子的衡量体系实际上明显衬托出美国，它在聪明脑袋、科技、大学教育这三样直接决定实力的因素上更强，而中国更强的房地产和文化厚度，这两样对硬实力缺乏直接作用。
不过实情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和科技实力都处在能跟美国一较长短的段位上。在5G和AI时代两分天下，两个系统，成为目前的共识，前几天郭台铭也提到了。于是反过来推，张老头子的衡量体系可能存在缺陷。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存在一个未知因素，对一国的整体实力和科技实力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个因素是软因素，是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不是诸如房地产和人口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数字。通常，硬因素是结果，或者是中间变量，软因素才是原因。
顶尖科技企业是一国实力最直接的代表。比如AI武装的杀人机器人一上场，又是一次生存大洗牌。这是突破口。我把美国前五大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现任ceo列了一下，加上公认的科技引擎马斯克，一共10人。这10人里有4个是移民，有1个是移民的儿子，也就是有一半跟移民有关。劈柴和纳德拉是成年后从印度到美国读书，马斯克是17岁从南非到加拿大再到美国，布林是6岁跟随父母从前苏联到美国，乔布斯的生父是从叙利亚到美国。显然，美国的实力与其开放性密切相关。
一帮在英国不得志的白人新教徒乘船来到北美，他们一开始就是以移民的身份在建设美国。骨子里的开放性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这个地位帮助它把全世界的聪明脑袋吸引进来，再反过来加强实力，正向循环，渐渐成为人才和资本的黑洞。这就辅助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欧盟跟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尤其在科技上。他们要么不开放，要么不是第一，因为不是第一，所以即使开放也吸引不到最多的聪明脑袋。
按这个逻辑，中国也不能匹敌美国。不过实情是中国确实在科技上尤其是前沿的5G和AI上跟美国一较高下。于是我觉得中国存在一个未知因素，一个跟单纯的人多、地广、高增速无关的因素，因为有其他国家也具备这些因素，这个未知因素能够跟美国的开放性一决雌雄。它是前辈，聪明脑袋、经济总量和科技实力等等都是它的后生。
中国最强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都是本土人，不过背景各异。马化腾家境殷实，父亲做到盐田港董事，他儿时的兴趣是天文，爱读书，乖乖仔，book smart。马云完全不同，父亲是曲艺家，从小爱英语，爱打架，记过，被迫转校，高考数学考过1分，找工作难，好几年蹬三轮送货，street smart。而最大不同是，马化腾5岁时文革结束了，而64年生的马云的童年完整经历了文革。任正非又更早20年，生于抗战，经历了建国初期所有运动，青年时完整体验了文革，后来参军，真打过仗，经历裁军，被迫创业，真是血泪一生，history smart。跟上面三位不同的是，李彦宏作为北大的高材生去美国留学，工作，有专利，再回国创业，academic smart。
这四人样本反映的是中国的丰富性。这是中国相对于各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有诸如沿海、平原、高原、山地、沙漠等等丰富的地域，由此而有了不同的习俗、民族、信仰。中国邻国很多，它们的成份之复杂也是全球之最，这跟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14亿人口在过去40年高速增长是人类史上的唯一，而这唯一留下的一个重大遗产即是中国的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未脱贫的农村山区，也有全球最强竞争力的城市和行业。从一面看，这是中国的弱点和挑战，但从另一面看，这是中国举世独有的特点。
开放性给美国带来大能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放性带来丰富性。美国10位科技领军人出身的差异之大，不亚于中国这4位的差异。美国早已工业化，也是一个相对均衡发展的国家。如果没有开放性，恐怕很难出现一个出身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精英团体。任正非和马云经历的战争和运动，马化腾和李彦宏也体验到的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从印度、南非、前苏联、叙利亚移民到美国的人所经历的。
开放性带来丰富性，丰富性对聪明大脑最关键的益处在于，它让人不再有定见。在高级的较量中，或者自我的突破中，不具有定见、实事求是、随缘变化，有着决定性作用。丰富性意味着：你见到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同时存在的矛盾的东西，见到太剧烈的变化和让人瞠目结舌的可能性，这能实实在在的掀翻一个人脑袋里的定见。很多人埋怨中国的填鸭式应试教育让人呆板，但忽略了社会本身才是最强大的教育能量，中国的丰富性让人不知觉中生长出务实趋变的意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公三起三落，他提出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石头过河、一国两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解放思想等等，都是“不再有定见”的落实。
本文快要写完的时候，正巧看到和玉资本的曾玉在朋友圈分享了贝索斯一段话，虽然这段话没有提到“不再有定见”，却是对这个观点很好的阐述。我试着把这段英语翻译过来：
我观察到，那些经常做对的人，也经常改主意。经常做对的人，会寻求否定掉他们曾经持有的最深奥的见地，这是很反人性的。经常改主意是如此重要，你千万不能被别人用你以前说过的话来把你绑架了。一旦有了新的数据，你就要改主意。即使没有新数据，可当你重新分析后觉得你低估了情况的复杂度，你就得改主意。事实是，那些没有经常改主意的人相当低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度（当然也可以说是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