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过去有一阵了。罪魁祸首，也是几度反转，先是小车司机，再是公交车司机，然后是打司机的乘客。
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群体始终背负骂名：车上的其他乘客。网上的很多舆论，说其他乘客也是活该，漠不关心导致了坠江，“雪崩来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动动嘴皮子，骂人是很容易的。碰到这种事情，很多键盘侠在网上的论调，都是义愤填膺，“还有男人嘛？” “我如果在现场，我当时就踹飞她！” 能不能做到，我们就不清楚了，说不定车上的几个乘客，回到家也是这样的键盘侠。
我当时看了这个新闻，一直有疑惑，如果是自己，我会跑到前面去制止那个妇女吗？
这让我想起来，十多年前在珠海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乘公交车，快下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突然抢了旁边一个女孩的手机，准备下车。女孩急的大叫，“他抢了我的手机！” 我当时就坐在旁边，目睹了整个过程。我一时懵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我还在疑惑，这是不是托，他们q其实是一伙的？如果我现在挺身而出，假如那个抢人的身上有刀，会不会捅我？车上的其他乘客，有人装着没看见，有盯着看的，但是没有人出声，司机也没有反应。看到别人不动，我也就逐渐打消了要挺身而出的念头。
车逐渐停了下来，那个抢钱的小伙，显然是有个同伙，给他挡着，准备下车。女孩急的快要哭了。在那年，手机还是挺贵重的物品。当时正是下班高峰，车站外面围着一圈人，两个小伙并不能马上撒腿就跑。我还在做激烈的斗争，这个女孩看着不像是装的，要不要出面？会不会被捅？
这时候有个低沉的声音，平静的说，“你把手机还给她”。我顺声看去，是一个穿着灰色上衣，农民工打扮的一个人。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身材矮小，满脸沧桑。小伙子很吃惊，他们显然是没料到。两个小伙都是二十岁左右，并不是什么老手。不过他们并没打算放弃，车门打开之后，两人快速下车，拨开人群，准备开跑。农民工大爷紧走两步，指着拿手机的那个说，“你把手机还给她”。那个小伙露怯了，紧张的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丢在了地上，跑了。
女孩这个时候追出来，激动地拿起了手机，给大爷道谢。那个农民工大爷没有逗留，走了。
那不是我下车的战，我也跟着下了车，目睹了整个过程。除了大爷，没有任何人说一句话，包括准备上车的人，都是很好奇的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过了很多年，我对这件事情一直记得，而且印象深刻。我经常自责，我并不是个勇敢的人，做不到大爷的那样，至于说怕是骗局怕被捅啥的，也都是借口。
后来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包括这次重庆的坠江事件，我扪心自问，我都不能说我会挺身而出，因为我以前没做到过。
仅仅是我性格的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几天读一本书《The tipping point》，里面提到了一个案例，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1964年3月13凌晨，28岁的女孩凯蒂在纽约自己的住所外，被残忍杀害。当时有38个证人，听到了救命的呼喊，但是没有一个人报警。《纽约时报》在几个星期后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个案例，“冷漠的都市人”，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这个案例，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哥伦比夜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模拟了多个紧急情况，试图找出到底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人的心理。
最后的发现是，最大的因素，是人的数目。
假如把一个人单独放在一个房间，看到旁边的房间里有人出现癫痫症状。85%的人会赶紧去帮助。如果是几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看到同样的情况，只有31%的可能，会有人去帮助。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单独的放在一个房间里，75%的情况下，他会报告看到了隔壁冒烟，如果是一个群体，只有38%的时间会有人报告。也就是说，当多人出现的情况，很多责任，被稀释了。有些人要么默认别人会有所行动，有些人看到没有人行动，就默认兴许这不是问题，不然大家不会都袖手旁观。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凯蒂不是在自己的公寓外面，而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只有一个证人，她活下来的概率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