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萍 | 小春天

呼和浩特的春天，总是迟来。广州的木棉红了一条街，苏州的梅花在怒放，长沙的油菜花在郊外是望不尽的金黄，西湖边更是数不尽的春花烂漫，连北京城的玉兰都打了紫与白的花苞，而呼和浩特河里的冰和街边的积雪，还未消融。还是许多年前的老样子。按姥姥的话说 “春来得晚”。

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草原深处的小村庄时，是春三月，瞧见河面雪白雪白的样子，以为是盐。跑过去，伸手去捡拾时，还冷着，冻得赶紧缩回手。姥姥说是 “一河冰”。我站在实实在在的一河冰旁，第一次感受到乌兰察布的冷。

时令虽到了春季，风却丝毫没有柔软的迹象，还是冷冽生硬，吹到人脸上、手上，像刀子。于这样的寒冷里，除了湛蓝的天空里白色的云朵，便是冰的白、积雪的白，袒露在黄褐色大地上的草枯黄衰败，树木干枯。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姥姥。

“草原。”她说。

“草在哪？”我问。

“在土里。”她说。

我拿脚踢土，从一处到另一处，找了许久，皆未见着草。我心里的草是绿色的啊，这里没有，却不小心，把唯一的鞋子磨破了洞。风灌到鞋里，冷得人打哆嗦。自然，也没有南方的花可看。

除了冷，便是干燥。先是嘴唇裂开口子，好像喝再多水也不起作用，裂开的口子越来越深，随之而来的是止不住的鼻血。重重生一场病，姥姥买来梨子罐头、橘子罐头，这是当时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治病良方，如同周作人《儿童杂事诗》里写立夏 “吃健脚笋”一样，很是寄托了一些现实的企望在其中。

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又是初到寒冷少水的内蒙古高原，免不得病一场，不适应一段时日。大概和水果罐头有莫大的关系，不久后，便适应下来，像是长了精神一般，欢欢地从痴缠月余的病处走出来，更加蹦跳有精神了。

到了四月，积雪与冰渐渐苏醒、融化。晌午日头大时，气温升到十摄氏度左右，冰一点点裂开，路边的雪化成水，流得到处都是，地面湿漉漉的。我们上学，走路都要绕到干燥的路面来走，有时不小心一脚踩到雪水里，免不得啊的一声长叫，沾两脚泥，进退不得。别的小伙伴闻声过来，哈哈大笑。当然，鞋子上沾了泥的，经常是我。

好羞愧呀！走到学校，总捡人少的路去教室，又低着头走到座位上，把双脚藏在凳子下面，不敢向前伸。这时候，班里最坏的男生跑过来，嚷嚷着： “快看燕子，踩到水泡里了！”换作别的女生，总要站起来和他理论一番。我那时不会讲话，哑着，无声地坐着，脸红到脖颈。

坐在一旁的俊英则会站起来，追着男生 “教训”，有时拎着男生的后衣领，丢在我面前。我只低着头写作业，为沾满泥的脚，甚至因随着年岁增长而穿在身上显得短小的裤子，感到难为情，根本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们。直到上课铃声响起。

冰化着化着，日头开始暖了起来。草木初生的青绿逐渐爬满山野、牧场和村落。我和俊英放学后走一个钟头的样子，就到了村口。姥姥不去放牧时，总在村口站着，手里做一些活计，有时织一件围巾，有时纳鞋底，有时帮外面的人代工穿珠子。

她接上我，接上我的书包，总要感慨一句： “书包这么重！”我心疼她腿脚不好，总是抢回书包：“才不要让你背！”一溜烟向前跑去，文具盒在书包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到家和俊英两个人，从书包里拿出白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趴在炕沿龙飞凤舞地写字。俊英爸爸经常在黄昏时到别家喝酒，天黑后，带着醉意回家，偶尔提起兴致检查俊英的作业。翻开作业本，看到她的字歪歪扭扭向一边倒去，像是要飞起来一样，挤在田字格里，免不得发起火来。

每到这时候，俊英总会说： “这作业本是燕子的。”便逃过一劫。然而，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样拿笔才算规范，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得漂亮，我们也就继续写下去。遇到难一点的题，无人可问，就空着，也不着急。

姥姥在锅灶前烧火做饭。菜是去冬积下的土豆子，已经陪我们挨过了长长一个冬天，实在不能再吃了，我闻到土豆煮熟的味道，胃里就不舒服。却知道家里除此之外，便只剩下圈里那头小小的羊羔了，再没有其他吃食，只好忍耐着。饿到睡不着时，才跑到灶边挑起一只土豆，咬一口，很快吞下去。

那时，风在窗户外面，慢慢转向。先是东风，不知从哪天开始，吹起南风。村前的河里再寻不到冰的影子了，背阴处的积雪也没了踪影，春天便悄无声息地到来了。草从从前的地方钻出来，树上有了新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