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初期看现代工业化的复杂性

在我国的语境中，经济发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等价于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直到近十几年间才转而变为城镇化，但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工业化的内容是什么、如何进行工业化、工业化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的国家又付出了什么，让我们回溯到1950年，讲述那十年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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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工业化的含义与背景

且不去谈西方国家近数十年来的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形成的“去工业化”趋势，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乃至于金融帝国的转变，必然是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的。如果从未进行工业化，也就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现代化。

工业化，即是推动工业生产活动取得社会生产主导地位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得以提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即是推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过程。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带来物质的大量丰富及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代各种机械的广泛使用解放了大量的生产力并带来了较为繁荣的现代社会。

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存量（比如生产设备、厂房）的增加与科技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贡献的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贡献）的提高，将大大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资本存量、知识存量与技术的进步，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所在。

回过头来看，任何一个农业国要试图进行工业化，首先就必须进行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任何国家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弯。

资本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将资本定义为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事实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生产要素与存货的总和，其中尤其包括了用于生产的设备、资金。于是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不断积累、设备不断增加与更新的过程。（事实上也包括知识存量的累积。）

西方国家的发家史，实际上是一部掠夺史和殖民史。在此过程之中，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廉价的原材料与劳动力，故而在此基础之上积累了大量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

但是二战以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失去了传统的以暴力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于是任何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进行工业化，就只能在对外举债的同时对内进行剥削。

令人不解的是，对内剥削实际上同样是一种资本积累过程，它是以牺牲国民当前消费来换取经济增长的一种行为，或表现为资本的积累，或表现为以廉价劳动力替代稀缺资本。

它尤其包括了通过本币贬值来提高净出口以换取外汇，这一行为实际上牺牲了国内的当前消费。而这种政策，即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政策。（但对于极端贫困的国家或个人而言，当前少量的消费牺牲会造成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降。）

诚然，现今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导向型政策来获取外汇以推动国内工业化，但对于早期的中国而言，混乱的国际形势与百年的战火纷争使得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并实行所谓的进口替代型政策（对西方市场的去依附）。

何况在当时，国内农业产值占比近90%，农业、工业产品甚至不能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什么东西拿来换取外汇？因此所谓利用出口导向型政策来获取外汇是不切实际的。

对外举债的这一方式，事实上是现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原始积累的基本方式。对于建国之初资本绝对稀缺的中国来说，如果想进行工业化，接受国外资本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尽管伴随大规模对外举债而来的，往往是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带来的该经济体的内外失衡，但对于一个资本极度稀缺的国家而言，能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才是最重要的。（鉴于此点，林毅夫先生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以本币贬值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来获取外汇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由于缺乏工业体系、农业亦未进入石油农业阶段，国内的工农业剩余实际上并不多，故而外债违约风险极大；加上与各国较为紧张的外交关系，对外举债也极为困难。（事实上，违约风险若较高，就将产生较高的风险溢价，并带来较高的利率。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机构及主权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利率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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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苏联援华及“全盘苏化”

中国得以接受国外资本的契机，是当时国际地缘战略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并于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出于地缘战略的因素，苏联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重型工业（中国也于同年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

但当时的中国显然并不存在适应于苏联的上层建筑，而在人员上不仅缺乏操作这些重型工业的技术人员，还缺乏相应的管理人员乃至于政府官员。这时，为了顺利地进行生产，苏联派遣了大量的专家援华，这些援华专家不仅走入了工厂，也走入了政府、大学等等地方。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全盘苏化”。

当时苏联援华的力度非常大。1950年至1953年3月，中方累计进口成套设备共46974万卢布，引进了包括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民用机械加工、国防军工等46个重大项目及1项造纸工业总计47个项目。1952年8至9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并确定了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的91个新项目。对于科技资料等，苏联则对中国进行无偿的提供与援助。与此同时，中国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也因对于苏资的接受而不得不照搬苏联的模式，以适应苏式工业化对管理上的要求。（温铁军，《八次危机》。）

正是由于接受了来自于苏联的外资，中国获得了基础工业化所需的资本。但是这些设备与援助并不是免费的，中国在获得了一定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外债。（尽管这些外债并没有由于风险的存在而导致较高的风险溢价，且借贷周期较长，但外债的存在依然是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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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中苏关系的恶化及苏联援华的中断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警觉到“全盘苏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当时的军队也开始“苏化”），并于1955年底开始提出对于“全盘苏化”的否定。直到1956年由于中国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坚持，中苏之间发生矛盾，苏联开始中断对华援助。而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又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

于是从1958年起，苏联大规模从中国撤资，并撤回援华的专家、顾问。由于中苏关系的裂缝，中苏两国不得不承担在其后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直观来看，苏联撤援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已经苏化却无法及时调整完毕的经济结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二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由苏联援华时期的80%跌至1958年的20%，并且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一直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实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很好地说明当时资本稀缺的程度。）

尽管中央财政收入猛然下降，但工业化还需要继续，中国不可能因为苏联撤援就中断工业化的进程。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当时的领导人决定动员地方政府进行自主工业化建设。或者说，既然中央政府缺钱而无力进行工业化，那就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来继续工业化的进程。

只是问题来了。苏联撤走的不仅仅是外资，还有援华的专家顾问。原本已经苏化的生产管理体系，根本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和管理者进行接盘。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资本，于是可以做的，就只是以劳动力成规模的投入代替稀缺资本。

但当时陡然间得到了进行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资本化（也就是将资源进行变现为增长）权力的地方政府，在没有援华专家协助的情况下，却根本没能建立并掌握工业制造体系，于是造成了此期间内工业化无成果的高度浪费，并由于占用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而造成了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跃进”。

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却由于财政占比过低而无力对地方工业化进程进行调控；并在财政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将事权进行下移，并由地方主导工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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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人民公社化

但事实上，除了上述的两大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一件事极引人注目，亦即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实质是通过国家强力来提取农业剩余。

在建国之时，中国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在客观上形成了近5亿小农。而在苏联骤然撤资以后，中国并未能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获取外部资本来推动国内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若试图继续发展工业，就只能提取农业剩余（包括劳动力剩余与农产品剩余）。

但是，面对这新形成的5亿极为分散且自给自足的小农（事实上，在1958年公社化前夕，农民已达到5.52亿），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费用”几乎无法支付。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民公社便应运而生。政府可以通过公社，将原本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以降低交易费用，便于提取农业剩余用以工业化。

于是在1956年前后，中央就已经开始实施相关的措施以试图减少提取农业剩余所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了。

在1955年底，全国只有50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到了1957年，全国已有753000个“高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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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三年自然灾害

人民工业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提取劳动力剩余与农产品剩余的压榨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公社的“退出权”。（林毅夫，《中国的奇迹》）

而这对农业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先，地方政府对农业劳动力的占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次，苏联援华专家的在华工资以粮食的形式发放，而在中苏关系恶化之时，中国不得不偿还所欠下的“粮食债务”，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农产品就更加难以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要了。

更别提中国当时的人口，已从1949年的5.4亿猛增至1959年的6.7亿了。这1.3亿还未能形成劳动力的新增人口，却依然需要大量的粮食来养活，这对于国家粮食安全显然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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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回溯

经济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近乎等同于经济发展。

工业化是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结果而非原因，故而如何通过种种手段来获取资本与技术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管在初期由于苏联援华，中国以较低的成本与较长的还款期而获得了大量外资，但工业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在苏联撤资以后，中国的基础工业化进程险些因为资本稀缺而停止。

为了以劳动力替代稀缺资本，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取农业剩余，却又因为大量提取剩余劳动力而促使农业减产，（再加上人口的大量增长等因素）导致了后面一段困难时期。

这说明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往往不因意识形态而改变，工业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也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困难过程。如果要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以意识形态的区别来进行讨论未免太过于苍白。我们很难完全客观地去评价一个时期的历史，所以只能尽量地去做一个记录者，将历史真实以尽量客观的理论框架加以容纳。价值判断，那不是我能做的事。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中国的奇迹》.
2.温铁军，《八次危机》.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数据来源：
1. 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