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徐小平出生在江苏泰兴三井北巷。那是一个颇有情调的江南小镇，护城河从镇边悄悄流淌千年，河边是青苔，边上是石板小路，小巷的尽头有三口水井。
徐小平的父亲当过泰兴镇的副镇长，是个老实人，在当地口碑很好，即便后来的10年文革时期，那些炸油条的、擦皮鞋的、擀面的、打铁的也没有怎么批斗徐镇长。
从4岁开始，徐小平没事就在家门前的酱园店晃悠，不过他不是垂涎萝卜干，而是看中了店老板用来包萝卜干的旧书。眼馋又不能偷，怎么办？后来他就死皮赖脸用父亲的新华日报、省委机关报跟店老板交换。
此后的四五年间，徐小平相继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甚至还交换到了《郭沫若全集》，小小的年纪就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母亲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千金闺秀，徐小平身上与生俱来的乐观积极的性格就是得益于母亲的遗传。此外，他也继承了母亲的音乐细胞，6岁就会拉二胡、手风琴，8岁开始练习小提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经常对徐小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小平，将来是要上大学的……”。
不过，“上山下乡”的政策让徐小平的大学梦彻底破灭。1972年，徐小平高中毕业后只能进泰兴文工团，手风琴和小提琴成了他“吃饭”的家伙，每周都要到下到周边公社去演出。下乡的那段日子，每次演出结束，徐小平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反复琢磨古典文学，唐诗、宋词、汉赋被他背了个遍。
4年后的1976年，徐小平终于熬不住了，死活让父亲找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不过那个时候他父亲自身都难保，怎么可能搞到那么金贵的指标呢？一气之下，徐小平背着手风琴跑去了南京，他准备在夫子庙旁边摆摊，做一辈子"游吟歌手"。
然而，4个月后“四人帮”垮台，隔年就恢复高考，20岁的徐小平豁然看到了希望，他想起妈妈经常念叨的那句话“我家小平，将来是要上大学的……”。于是徐小平开始玩命复习，目标直指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
当时全国的指标是220个，而报考的却有2万多人，被文革压抑了整整十年的音乐高手都来了，录取比例为1.1%。不过凭着打小练就的音乐“童子功”，1978年，徐小平一举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理论音乐系，那年他22岁。
等迈入了复兴门附近的中央音乐学院校园里，徐小平才知道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作为一个从江苏泰兴“矬子里扒大个”里挑出来的“将军”，徐小平那点音乐天赋根本无法与一帮音乐天才们相提并论。作曲系的谭盾、叶小刚等人随手写作的几首曲子就非常像样，已经展露出巨星的样子。
所以，徐小平决心发挥比较优势，做一个"五四青年"，他经常跑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钱理群、谢冕等教授的课程。当然，音乐学院5年的艺术熏陶，也足以让徐小平受益一辈子。日后，当他睡不着的时候就会听巴赫，思索问题的时候，也会哼哼柴可夫斯基的歌曲。
30年后的2006年，徐小平没有忘记回报母校，特意为音乐系捐赠200万，并成立了“徐小平音乐学基金会”。
不过，正因为在北大旁听过了两个学期的课，徐小平对北大的未名湖念念不忘。1983年，他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主动申请去北大，“因为当时北大要成立艺术教研室”，徐小平顺理成章成了北大艺术教研室的第二位老师。
别看在音乐学院是“矬子”，徐小平到了北大一下子就成了“将军”。他9月份到北大报到，10月份就成了北大艺术团的核心人物，3个月后，徐小平的名字以及他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
此后，徐小平走马上任校团委文化部长，同时担任艺术团指导，那年他认识了艺术团团长王强，还有王强的一帮同学，包括在礼堂看他们表演的俞敏洪。
此后的4年，徐小平是北大学子中绝对的风云人物，出镜率相当的高，成天与一帮才子佳人在未名湖吟诗作赋，风花雪月，日子过得相当快活。
不过，1985年教育部放开留学政策，徐小平突然郁闷了“全国掀起了第一波留学潮”。如王强所在西语系80级，全班50个人出国了49个，只剩下俞敏洪因为英语太差出不去。
自诩为精英的徐小平当即决定“追求不一样的人生”，两年后的1987年12月31日，徐小平飞赴洛杉矶留学。
到了洛杉矶，徐小平才知道到旧金山淘金的神话永远成了神话，他课余时间要做的就是到中餐馆打工，做收银、擦桌子、洗盘子、送比萨，如果哪天能够得到10美金小费，徐小平会高兴得整个晚上都失眠。
不过，徐小平那双弹钢琴的手刷盘子哪能刷得过黑人，所以第二年听说萨斯喀彻温大学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 他马上屁颠屁颠就转学去了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位于加拿大西部，主产小麦，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农学系在加拿大相当知名。不过，徐小平就读的音乐系那是“相当的非典型”，以至于他1994年拿到音乐硕士一年多都在温哥华找不到工作。唯一能做就是中学音乐老师，而且还只能去华人办的中学打黑工，因为州立中学要职业执照，徐小平没有。
怎么办？就在徐小平隔三差五打零工之时，1993年9月，北大艺术团的一个粉丝辗转找到他“能否合作搞一个音像公司”？这有什么不可以，徐小平立马答应回国。此后历经一年多，徐小平终于推出了一盒磁带叫《洋插队情歌》。不过，最后一张唱片都没有卖出去，把那个投资的粉丝害惨了！
而就在那一年，俞敏洪首创的“免费英语讲座”开创了北京民办教育的新模式，为新东方的出国英语培训彻底打开了局面！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在西三旗一间平房里正式创办了“新东方”。不过，徐小平当时脸上无光，他没有与俞敏洪联系，第二天就仓皇逃窜回加拿大。
都说女人能抵半边天，关键时候，徐小平的夫人用勤劳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不仅买了两辆汽车，有了两个小孩，还买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到了1995年，无所事事的徐小平竟然也拿到了绿卡。
1995年11月，已是身价千万的俞敏洪揣着5万美元现金，雄赳赳气昂昂到了北美。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看看美国到底长什么样，另一方面也看看徐小平、王强“如果他们混得好，就把新东方关掉，出国留学；如果他们混得不好，就把他俩拉回国内，一起把新东方做大。”
11月9日，俞敏洪到了温哥华，在徐小平租的房子里住了10天。那10天把徐小平給愁的，因为他兜里不超过100美元，但是老同学来了还不得不装出有钱的样子。
老俞临走前一天晚上，徐小平像模像样开车去饭店吃饭，不过等到了一家华人餐厅，却开车围着饭店绕了四、五圈，最后俞敏洪急了“到处是车位，你怎么不停车？”徐小平只好说了实话“老俞，我在找免费停车的地方。 ”俞敏洪当时就听傻了！
第二天早上出发前，俞敏洪拉着徐小平的手“新东方目前急缺像你这样有思想的人物，能否跟我回国一起发展？ ”徐小平等的就是这句话。
临走前，俞敏洪特意打开黑色的蛇皮袋子，从那5万美元中抽20张给徐小平“这是机票钱，回国给你开年薪30万，我在北京等你”。当日晚上，徐小平整晚都在做梦数30万，晕晕乎乎一个晚上，他被老俞出手的阔绰彻底震住了！
俞敏洪自然心里有数“对于一个连付10美元停车费都要掂量掂量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钱更能让他心动的呢？”果不然，两个月后的 1996年1月9日，徐小平就踏实回到了北京。
此后，你知道的，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王强也被俞敏洪喊了回来，三个人各司其职，新东方的“三家马车”正式起航。
此后的6年时间，新东方进入快速增长期，参加培训的学生人数由1994年的3500人次，猛然增长到2001年的25万人次，6年翻71倍!当时新东方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在北上广深等30多个一线城市有了分校！
然而，危机很快到来。
首先是1998年末的“去家族化”。徐小平认为新东方俞氏家族氛围太浓，他联合王强，逼迫俞敏洪清理门户，后来俞敏洪听进去了，利用2年多逐步去家族化。
其次是“削藩收权”运动。到2000年初，各部门、各分校的胃口和攀比心态随之扩大，曾经非常有效的“分封制度”开始出现隐患。此时，俞敏洪听从了公司治理专家的意见，并于2000年5月开始股份制改造，注册了东方人集团。
不过其后的一年半，大小冲突不断。各分校校长认为人、财、物的支配权取消，地盘就没有了，心里极其不爽。到了2001年8月28日晚，北京翠宫饭店九楼会议室，王强愤怒提出辞职，据说主要愿意是“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离开的重要原因。”
王强一辞职不要紧，第二天，徐小也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核心思想就是“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请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
俞敏洪究竟还是高人，那一年多，他把自己关在西山的一个寺庙里闭关思索，挑灯夜读了四五十本企业家传记，并拜访好几个家咨询公司，最后搞出了一整套新东方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
出关以后，俞敏洪走的第一步就是继续收权，迅速建立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建立期权制度，在新东方结束“分封割据”；第二步就是说服王强留在新东方，并且恢复董事职务。
第三步是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放出狠话“要么我离开董事会，要么徐小平离开。”而且，“土鳖”俞敏洪学聪明了，他采用了“海龟”的决定方式“让股东大会投票决定，究竟谁留在董事会？”
王强在投票中选择支持了俞敏洪“剑拔弩张的局势必须要降温”。
不过，徐小平非常绅士，平静地接受了投票结果，他走过去拥抱了俞敏洪，然后拥抱了王强，因为他感觉要的就是一个公平“斗的不是多拿钱，是一个制度”。最后，随后徐小平哭了四个多月，一直做梦“梦到三个人在一起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