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可能因为误入金字塔诈骗组织（俗称“非法传销组织”）而不幸溺亡。这令我想起曾经教授过的一名学生，在两年前也曾经误入金字塔诈骗组织而难以自拔。
那名学生与李文星的家庭背景相似，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因为家境的贫困，那名学生在就读期间就表现得十分积极上进，课业学习之余一直在寻求兼职以减轻家庭负担；而且在课业学习中也表现得兢兢业业。毕业后不到半年，他曾经的室友给我打电话，怀疑他误入金字塔诈骗组织，希望我能作为老师劝他迷途知返，或者帮助他脱离陷阱。所幸的是，在多方的帮助下，他很快就脱身而出。
金字塔诈骗（Pyramid fraud）在中国社会被称为“非法传销”，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层级诈骗方式。金字塔诈骗与作为一种经营销售模式的传销（multi-level marketing）尽管相似，但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真实的商品销售利润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前者往往与所谓的“商品”无关，以“击鼓传花”的方式从新加入者交付的钱财中来层层盘剥赢利。
要甄别是传销还是金字塔诈骗并不难，在中国就更是轻而易举。传销有真实的商品，而且商品价格参照同类商品的合理价格范畴，购买者主要是为了使用商品而购买；金字塔诈骗所谓的“商品”，其购买价格远远超出“商品”本身的合理价格，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市场同类商品，购买者主要是为了赚取“下线”购买金额的抽成，而不是为了使用“商品”。
中国对传销有着极为严格的政策性限制以及高企的准入门槛，没有工商部门核颁的执照（合法的传销被称为直销），所有传销活动都是非法，遑论金字塔诈骗组织。按道理，中国针对传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如此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那么就不应该有金字塔诈骗组织滋生成长的土壤，无论它们打着怎样的“传销”幌子。
遗憾的是，多年来，所谓的“非法传销”，实质上的金字塔诈骗活动在底层社会层出不穷。越是那些为贫穷所困的人群，越是容易掉入陷阱；而城市中产及以上阶层，几乎就没有听说有谁入彀。
像我所知道身边曾经涉足陷入过金字塔诈骗活动的人，几乎都是来源于底层贫困家庭的学生，尽管学校提供了一定的补贴，但他们读完四年高校，家庭几乎就负债累累。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社会语境下，负债累累的来自农村底层社会的贫困毕业生根本没有从容的心态，以及足够的经验来对招聘的机构进行比较、甄别、取舍。
李文星就是这样的一名高校毕业生。去年毕业的李文星出生于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困，被东北大学录取后曾一度因家庭困难而拒绝入学，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他并不喜欢的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毕业后，李文星并不想找个与本专业有关的工作，辗转一年后，他通过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拿到了一家名为“北京科蓝公司”的offer。他所不知道的是，这家冒名“科蓝公司”的招聘方与“北京科蓝公司”并无关系，而是一家涉嫌金字塔诈骗活动的“李鬼”组织。
在求职过程中，李文星一度一天内向超过20位BOSS发送消息，只有“北京科蓝”回复了他，并且只是通过电话简单的沟通面试就发放了offer。李文星也曾怀疑过这可能是金字塔诈骗组织，但他还是于5月20日按照“公司”要求到天津静海区“入职”。次日，李文星曾向亲友表示自己已经不在天津，去了石家庄。之后，他曾找朋友借过三次钱；到6月28日称手机丢失找同学给微信验证码，并联系母亲要家人电话；7月8日，李文星最后一次给母亲打电话说“谁打电话要钱你们都别给”。7月14日，他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的一处池塘被发现。警方根据死者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认为其殒命可能与误入“传销”有关。
事实上，天津，以及周围的河北一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是金字塔诈骗活动泛滥的“重灾区”。尽管迄今尚未有更进一步的关于李文星殒命的细节披露，但根据曾经与李文星被同一个“公司”诈骗过的网友爆料，李文星所遭遇的完全可能被诈骗组织实施了非法拘禁，强制性参与洗脑培训，被胁迫向亲友撒谎在石家庄（以免家人找上门），以及借钱凑够2900元“购买”当上“老板”才能免于挨骂挨打。
如果李文星的遭遇真的如同网友爆料的那样，那就不仅仅是卷入诈骗组织，而是遭到了暴力对待，被辱骂，甚至被殴打。这已经涉及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
问题就在于，金字塔诈骗组织及活动为何会如此猖獗？他们通过冒名其他合法的公司名义在互联网招聘平台上发布虚假招募广告诱使像李文星这样的年轻人入彀，然后通过一系列“封闭培训”强制对受骗者进行洗脑灌输，约束和限制他们的行动和通信自由，胁迫他们欺骗亲友，并凑钱“购买”子虚乌有的名头。这样的暴力诈骗组织连“传销”的幌子都不需要，连作为道具的“商品”都省了，赤裸裸地就是暴力敛财，然后驱使受骗者继续去向亲友行骗。这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并不是从李文星上当才开始活跃，而是已经活跃了多年。金字塔诈骗组织实施这一系列的完整骗局和暴力威胁，也不是仅仅利用“BOSS直聘”这么一个互联网招聘平台，其他类似的招聘平台，像58同城、赶集网，也同样被利用来实施诈骗；诈骗活动活跃的区域也不仅仅是天津一地，附近的沧州、廊坊、霸州、燕郊，甚至北京都有着金字塔诈骗组织活动的网友爆料。
李文星案发生后，当地政府表示要针对“非法传销”进行重点打击，加大清理整治力度，对存在“非法传销”活动的重点区域反复开展打击清理行动，对“非法传销”肇事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处理。
但愿李文星之死能够促使针对在全国泛滥不已的金字塔诈骗组织及活动进行有效的执法管治，就像去年发生的徐玉玉案，促使了有关部门对长期猖獗的电信诈骗组织及活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集中整治。尽管无论是去年的徐玉玉案，还是今年的李文星案，都反映了在相关社会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范，有效的执法管治严重匮乏；但亡羊补牢，能够透过一个年轻人的殒命来促使社会失范得以修补，有效的执法管治得以补位，善哉善哉。
从另一个角度，李文星案件被报道后，媒体和社会舆论一时间的批评矛头集中在互联网招聘平台的审查责任，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叶障目的本末倒置。中国社会不仅对传销有着全世界最为严格的限制和管治政策，对互联网也有着全世界最为严格的限制和管治措施。作为一家提供信息发布，以节省中介环节为诉求，鼓励求职者与招聘方直接沟通的互联网招聘平台，其性质与传统社会中辟出一面墙用来给信息发布者贴广告使用相当。一个人被墙上的招聘广告骗了，总不至于怪罪墙吧！？
既然现实社会良莠不齐，那么互联网信息平台上的信息发布也必然良莠不齐；现实社会有诈骗组织及活动猖獗，互联网信息平台上也必然有其活跃猖獗。当最严厉的限制和管治政策及措施都不能有效管治住现实社会中的违法犯罪，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求给互联网信息平台加诸更多更严厉的管治措施。从法律的角度，互联网信息平台即使审查不严导致违法信息得以发布，那充其量只是为现实社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条件”，而不是造成现实世界违法犯罪活动猖獗的“原因”。
其实，无论是“BOSS直聘”作为一家互联网招聘平台，还是李文星作为一名高校毕业一年的成年人，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之所以在诈骗犯罪活动猖獗的社会语境下不能自持，仍然为虎作伥或陷入囹圄，不是对他们的管治不够，而是缺乏自治的能力。
“BOSS直聘”与其他类似的互联网招聘平台一样，在市场以及内部激烈的竞争下，为了KPI指标疏忽乃至放任企业应当具备的社会责任，以及“钻”监管部门的“空子”，归根到底是因为这家企业缺乏自治的能力和责任。许多人喜欢将国外的谷歌公司与中国的百度进行比较，谷歌相比于百度最大的优势恰好是它具备成熟的自治能力，在充分的市场博弈中发展起来的自治能力，以及在自治能力基础上发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李文星作为一名高校毕业已经一年的23岁成年人，在已经察觉到给自己发出offer的“北京科蓝”可能是一家金字塔诈骗组织，但仍然在生活压力下前往天津蹈入骗局，以致殒命。我们社会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中教育一直到高校教育，几乎就没有给予学生发展自治能力的机会，以至于从高校毕业22岁左右的成年人对社会缺乏必要的甄别判断能力，对自己也缺乏有效的理性规划和选择决策能力。用心理学科普作者武志红老师的话来讲，缺乏自治能力的成年人就是“巨婴”。（有意思的是，一些媒体将23岁的李文星称为“求职少年”，根本没有把他当作一名成年人）
互联网企业缺乏在充分的市场博弈中发展起来的自治能力，个人缺乏从教育规训中发展起来的自治能力；而社会又缺乏对所谓的“非法传销”，实质上的金字塔诈骗组织及活动的有效管治。没有自治，也没有有效管治，这恐怕就是李文星之死背后的种种因果。
（本文为UC名家专栏约稿，未经UC许可禁止转载。特别禁止未经UC许可的微信公号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