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台曾播出过一档真人秀节目《穷富翁大作战》，节目组邀请香港社会的顶级富豪与名流，用5天时间体验贫民生活。他们手上只有很少的现金，剥离一切人脉关系，住进贫民窟的“笼屋”里，从事如倒垃圾等低收入的厌恶型工作，甚至露宿街头。
参加之前，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踌躇满志地说：“如果你有斗志，弱者也可以变成强者”。5天后，他灰头土脸，不得不承认，底层人士为生活所迫，所以志短，志短则更穷，更看不到远方的路，如此循环往复，这些人被压得永远翻不了身。
贫穷的本质在于“无助”。他们光是为了满足三餐温饱便已拼尽全力，用有钱人的眼光去审视没钱人的“不上进”，不啻为二次剥削。
香港社会的底层故事，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版本。三十几年前，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也发出了类似的喟叹。
上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爆发严重的饥荒，尤努斯进入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的办法。在一次走访中，一名育有三个孩子的年轻农妇告诉他，自己每天从放高利贷者手中获得22美分的贷款购买竹子，编制好竹凳后交给放高利贷者还债，她一天的所得仅仅是，2美分，甚至不足以购买一天的食物。
这是富庶家庭出身的尤努斯平生第一次直面真正的贫困，他既震惊又羞愧。尤努斯掏出了27美元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妇，让她们作为竹凳生意的本金。
这一次田间的金融试验，成为此后席卷世界各国的“穷人银行”的起点。1983年，尤努斯主导下的格莱珉银行正式成立，主要为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
现在，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为7万多个村庄的650万借款者提供信贷服务，偿债率高达98%。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机构在仿效这种“穷人银行”的运作模式。
尤努斯因此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写道：为了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但这场面向贫困的战争远远没有到可以庆祝胜利的时刻，“穷人银行”真的可以对抗贫者愈贫的社会重力吗？
格莱珉模式演变史
“造成穷困的根源并非是由于懒惰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缺少资本。这种状况使得穷人们不能把钱攒下来去做进一步的投资。一些放贷者提供的借贷利率高达每月10%，甚至每周10%。所以不管这些人再怎么努力劳作，都不可能越过生存线水平。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与所需的资本之间提供一个缓冲，让他们能尽快地获得收入。”
尤努斯认为。
尤努斯主导下的格莱珉模式经历过三个阶段，并随着时代变迁持续自我进化。
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格莱珉银行只是在部分乡村地区以实验项目的形式存在，尤努斯作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大约有500位借款人受益于这个试验，同时，尤努斯也在持续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接受这一模式。
伴随着格莱珉条例的出台与数年发展，格莱珉银行步入了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格莱珉银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借贷程序与小组联保模式，共同组成后来为人熟知的小额信贷模式。
一个典型的格莱珉借贷流程是：
当一名农村贫困妇女希望申请一部分贷款用于生产及制造型活动时，她可以找到其他几个有相同社会背景、具有类似需求的妇女组成“团结组”，如果小组中有人逾期未能偿款，整个小组都要受到处罚。
一方面，小组能够为成员的贷款承担共同责任，每个人既是监督人也是被监督人，并通过联保和互动来代替传统的抵押，保证还款率；另一方面，小组内部能够激发强烈的互助与竞争意识。
除此之外，在格莱珉银行，贷款者也是银行的存款者。贷款者每周偿还小额贷款，并存入另一笔小额存款，当她们还清所有欠款以后，还可以获得一笔存款，这种分期储蓄行为是改善财务状况的重要一环，将她们逐步拉出贫困的泥潭。
这一模式持续运行良好，直到1998年的一场大型洪水灾难造成许多会员财产损失严重，格莱珉银行还款率跌至历史最低。
随后，尤努斯完成了“第二代格莱珉模式”的变革，降低原来的借贷约束，提供了住房、教育等新的贷款项目，并推出更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和储蓄计划。
举例来说，当贷款者遭遇意外时，可以和格莱珉银行重新签订还款条约，对时间和金额进行调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能力从意外中恢复过来。这一举措力挽狂澜，成功提高了贷款者的还款意愿，也将一度濒危的格莱美银行重新带回正常轨道。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银行几百年的法典，它向世界证明，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借款给穷人，并实现盈利。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尤努斯受邀访华。十几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将格莱珉模式推广到中国的理想。
“穷人银行”理念的中国实践
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拥有一个更贴切的说法——小额信贷，1992年，中国穷人银行的先驱者杜晓山先生首次提出了这一定义。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出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由基金会资助或与国际组织合作、注册为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体系下的数个地区发展协会；第二种，由金融机构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的小额信贷服务，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银行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项目等；第三种，小额信贷公司，包括为数众多在2010年以后出现的互联网信息中介平台。
格莱珉银行的中国学徒们，在许多反传统做法上与尤努斯先生的初衷保持一致。比如说，大部分小额信贷机构的服务对象都是小微企业、个体户和贫困户，而非传统金融机构的大企业主；小额信贷机构通常不要求抵押物、可灵活还贷，而不像银行等机构要求等值抵押品和整借整还。
一个本质的差异是，小额信贷机构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模型与传统金融机构截然不同，他们不通过财务比率、抵押比率和征信数据等硬指标来作为评估标准，而是采用另外一套难以标准化的模型。
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三类机构都遭遇了不同的难题。
第一类NGO组织，运作经费主要来自基金资助，融资渠道不可持续，难以扩大经营范围。
第二类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机构，拥有强大的吸储能力和政策支持，从规模上看是小额信贷业务的主体，但是，各类农村信用社正在逐步转变为农村商业银行，在合规化和商业化能力上进步了，承担的农村金融职能却反而被削弱，何况，很多农户在短期内几千元的贷款需求，并未达到商业银行的最低贷款额度。
第三类机构来自民间，正在经历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最多的时候，小额信贷行业涌现几千家P2P平台，泥沙俱下，当中不乏浑水摸鱼者，在2015年初出现一系列跑路、逾期等现象，使整个行业被污名化。好在，2015年中，监管层出台数个管理意见，明确边界和准入条件，结束了互联网金融行业长期以来无人监管、无规则、缺门槛的混乱状态，将其纳入到了法治轨道。
从客观条件上看，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是先天条件最好的，又有政策扶持、又有规模优势，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小额信贷仍然存在大量空白地带？
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信贷模式主要来自抵押，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线下服务方式单笔交易的服务成本也较高。。
这些无法通过传统方式被满足的金融需求，也在推动、催生创新形态的“穷人银行”。
用互联网的力量实现金融普惠
互联网金融将会成为真正的“穷人银行”，近年来，这类呼声越来越高。
11月10日，有着10年历史的老牌P2P平台拍拍贷在美国上市，市值突破42亿美金。这十年间，拍拍贷几度经历生死沉浮，在第八年成功扭亏、并建立一套基于大数据风控的护城河，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切面。
当时，线下模式是行业主流，借鉴民间信贷公司的做法，在各个区县开设公司，在线下完成获客、风控、贷款和回款。但拍拍贷创始人张俊没有采用这一模式。原因很简单，拍拍贷的借贷业务人均小几万，甚至小到几千，从单一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极低，不足以负担高房租、高人工成本的线下店面模式。
与此同时，
拍拍贷所服务的对象是大量的“白板”用户，即从没有和银行借贷过、也没有信用卡、在央行征信系统上没有任何记录的用户。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7亿多网民，5亿张信用卡，但真正覆盖的信用卡用户仅为2亿。
张俊意识到，
如果想要从事真正的小额贷款业务，在线上通过数据、高效完成风控，比通过线下信贷员来更有效；更重要的是，拍拍贷必须自建一套基于海量个人征信大数据的风控体系
。
因此，拍拍贷选择给每个借款人一个较小的起步信贷额度，让用户在拍拍贷上逐步完成信用积累。
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方法，让拍拍贷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一直落后于同行，与线下担保公司合作，可以带来一笔几百万的大单，迅速扩大规模，但张俊坚持认为，快速扩张必然伴随同等风险，绝非一家百年老店的良策。实际上，由于早期盈利困难，拍拍贷依靠私募融资的资金才熬过了冷启动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