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着300万亿资产一路狂进的中国金融“巨轮”迎来了一次航向的重新修正。
修正指令的发出来自于7月中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未来五年中国金融的行动纲领在这次会议上诞生。
回望过去五年，中国的金融生态与过去数年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在“稳增长”的宽货币政策环境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诸多乱象和风险苗头也随之显现，如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空转，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上升，甚至金融市场中还接连遭遇了股市的动荡、债市的大起大落以及汇市的波动等。
随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实体经济依然“嗷嗷待哺”，融资难融资贵并未明显改善。
正因为此，在围绕维护金融安全、防控金融风险上，从防范处置风险，再到监管协调机构的设立等等，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给出了答案。而更为重大的意义是，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将金融拉回到了正轨上，让金融回归本源成为了主旋律。
对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新闻通稿里的关键词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最明显的特征是，“风险”成为了出现最多的词，其共出现了31次；而第二名的则是“监管”，这一词也出现了28次。在以往数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这些词出现的频率远远不及此次。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防控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在此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事实上，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中去观察，此时举行的金融工作会议的背景也显得尤为特别。二十年前，在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好刚刚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危机虽无从谈起，但风险隐患则未曾远离。
回望过去五年，中国的金融业继续快速增长，甚至可谓是一路狂飙，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升至了8.35%，已超过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与之相伴的是，银行业不良资产率也有所上升，地方债务负担加重，甚至中国的金融市场中还前所未有的接连遭遇了股市的动荡、债市的大起大落以及汇市的波动等。“五年前的金融工作会议更加注重对金融发展的强调，在此背景下，这五年，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壮大，混业经营背景下，表外业务快速发展，但却加大了金融风险以及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问题。”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称。
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近年来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253.52万亿元（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广义的表外业务总额甚至超过存贷款余额。“是时候给金融踩踩刹车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看来，要改变“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放缓金融改革的节奏以管理潜在金融风险便是必要举措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会议传递出的一个清晰的信号：对金融的定位已经有别于过往，让金融回归本源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是最常被提及的，但过去几年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脱实向虚”，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原意是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流动性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在虚拟经济中空转，推动资产价格一路飙升，市场上甚至一度出现资产荒。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称：“金融发展，一是金融业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要往前走，大中小金融机构都要发展起来；二是金融发展是为了服务好实体经济，这是本源，过去几年金融脱实向虚，脱离了这个本源，所以现在要回归本源。”
事实上，对金融业的人来说，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此次会议举行前，从去年年底我国金融市场便已经开始了一系列去杠杆的举措。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罕见地提出了要金融安全底线的基调。“现在对金融调整下基调确实很有必要，我们做这一行的都能感受到，有些资产价格上涨得太离谱了，以至于整个社会心浮气躁，无人安心扎根实业。”北京一家金融服务集团创始人表示，国家自上而下地对金融进行重新定位，也将对整个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社会原有的投资逻辑会有深刻的改变，恐怕会是基因层的改变。
在本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另一个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监管新主体横空出世。中国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的探讨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稳定发展委），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这个新的监管框架对“一行三会”做出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央行专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三会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专业化的行业监管职责。
从过往来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往往都有对金融监管框架上进行改进的举措。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而第二次会议，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第三次会议提出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
事实上，金融稳定发展委应该是就从协调“一行三会”监管的角度出发来达到“补齐监管短板”的目的。目前，官方尚未对金融稳定发展委披露更多的细节，其职能范围如何、人士安排任命等问题都尚是悬念。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谈到，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而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缺失、执法不严等问题不断暴露，不适应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发展。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是为了加强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沈建光认为，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一机构必然有别于早前存在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后者仅仅具有协调的职能，而金融稳定发展委享有其决策职能，层次定位更高，权责也将更加明晰。二是机构领导的级别会更高。
这并非协调“一行三会”协调制度的首创，此前我国曾三次试水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
2000年，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三方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每季度碰头讨论。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之后，银监会取代央行参加监管联席会议。2008年8月14日，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可以预计的是，在金融稳定发展委设立之后，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使命或将被取而代之。而更重要的是，金融稳定发展委的所承担的职责将远远超出监管协调的机制，而是有望成为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监管的核心，金融业迎来统一监管的时代。
此前，对于中国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的早已有广泛的讨论，甚至之前也传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尤为受到热议的便是建立一个超级央行模式，这一模式将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较大的变革。
在张明看来，中国的金融市场早就是一个混业经营的时代了，但是监管还维持“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它已经应对不了现在非常复杂的金融生态。“金融稳定发展委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一个更高的级别，设立一个金融监管的协调单位，它对一行三会有问责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这个金融委员会来协调一行三会之间监管的分工。这有助于把过去半年一行三会运动式的、缺乏协调的监管行为，变为更为协调、机制化、常态化的监管，这也算是对过去这半年多金融去杠杆、控风险的一个制度化的成果。这对未来加强对各类机构各项业务的监管，消除监管空白、打击监管套利的行为，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沈建光认为，此次会议虽然强化了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意味着在央行地位会在原有基础上提升，比三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与职责，但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以及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未纳入央行管理，意味着超级央行模式已被放弃，在他看来，这是金融改革成本相对较低，利益结构变动相对较弱的一种模式。
事实上，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同样意在强化金融监管，减少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而随着统一监管时代的临近，过往分业监管中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模式暴露出的不足也在被改变，“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将成为新的模式。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撰文称，机构监管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持续的稳健经营、风险管控和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进行监管。功能监管就是对相同功能、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监管部门监管。比如银行销售基金产品要到证监会获得基金销售牌照。行为监管是针对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对有牌照的机构要监管，对没有牌照从事金融业务的更要监管，无照经营就要严厉打击。她认为，相同金融产品不按照同一原则统一监管是造成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因而树立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理念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
在以“防控风险”为主基调的此次会议中，曾在过往数次金融工作会议中频频出现的“金融创新”此次已鲜有提及，在对待金融市场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互联网金融等问题的态度上，都明显弱化了金融创新的概念，进而转向强化监管的主基调。
从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来看，金融创新得到了直接的鼓励。“金融创新是提升金融业服务水平和竞争力的关键。必须鼓励金融创新，为金融创新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条件。”
而此次会议的通稿中提及“创新”仅有四处，其中有两处与创新监管方式有关，一处则是推动“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另外一处也与金融创新无关。而针对近年来在金融领域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会议通稿也仅有一次提及：“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一位互联网金融领域人士坦言，这可以被理解成是监管层对过去两年金融自由化和工具过度创新的“拨乱反正”，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核心思想仍然是防止金融发展过度，回归金融本质，保障金融的系统性稳定。
事实上，过去这几年，我国金融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互联网金融在五年前尚未出现，而就在这短短几年时间也已经超过了欧美等国家，但与此同时，亦是乱象丛生。
P2P理财、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金融资产交易所、资产证券化等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屡见不鲜，但其中不乏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庞氏骗局”，P2P热潮后一地鸡毛，一些平台在泡沫破灭后跑路，令众多参与者血本无归，校园贷等高利贷嫌疑的产品披上了创新的外衣等等，特别是e租宝等数起大案，导致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暴露出了监管中的不足，以至监管部门和最高管理层不得不重拳出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日前就公开指出了金融科技领域出现“五个失衡”——金融科技公司之间发展失衡、数据分布和数据使用失衡、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发展的失衡、Fintech（金融科技）和RegTech（监管科技）发展的失衡、金融消费发展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失衡。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基调，已经从促进发展走向规范发展。
“诸如蚂蚁金服、陆金所等等诸多互联网金融的巨头也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弱化其‘金融’属性，而强调‘科技’属性，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其他公司也纷纷打出了‘科技金融’的旗号。”上述互联网金融领域人士称。
而另一个被广泛关注到的表述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此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风险。
“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这样的表述尚是首次公开提出，凸显出了监管层对于金融创新的管控亦将更加严格。
“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业务，我觉得监管层会出台更多的监管政策，尤其对于P2P、众筹、数字货币等监管现在都是缺失的。”胡一帆认为。
（本报记者胡群 实习生黄蕾、叶文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