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业变革大时代：亲历者的光荣与梦想 | 棱镜·腾讯财经出品

作者:耿荷  编辑：暴剑光

香港之盛，在于变。

1841年，英国军队登陆香港的那一天起，注定了这个中国南部的小城，日后将成为东西方的交汇点。

港英政府逾百年的统治，赋予了香港完备的法律制度，培养了几代法律、会计、金融人才。

背靠祖国大陆，让这个小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成为内地引进资本的桥头堡。当中国崛起的号角吹响时，它转型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哨兵。

沪港通开通

在这里，热钱涌动，金钱不眠。几十年间，欧资、美资、中资金融机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金融话语权更迭的背后，是这些机构本国经济盛衰的缩影。

在这个财富的天堂，芸芸众生，各自追梦，时代的潮流赐予他们机遇与希望，历史的车轮也因他们滚滚向前。

90年代初：拓荒者的乐园

1992年底，27岁的张高波只身来到香港。此前几年，他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海南省、海南省证券交易中心的筹建过程。

赴港后不久，他与3位朋友联手创立东英金融，背后的“导师”是刚上任的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那时想法很简单，要在香港创办一家熟悉内地的投行，将外国的资金引进内地。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遍地是机会，但没钱，而对外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来自香港，所以要想引进资金，就要来这里。”东英金融总裁张高波对腾讯财经说。

如今回看，无论对内地还是香港来说，90年代初都是一段充满激荡、激情的岁月，那些日后在两地金融市场“呼风唤雨”的精英们，这时已崭露头角。

这一切与1992年初的“思想解放”有着密切关系。那时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彻底在中国大地铺开。姓资还是姓社，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些困扰了国人多年的紧箍咒，开始褪去。

一时间，“招商引资”成了自上而下的当务之急，这让港英政府控制下的香港，顺势成为引进资金的源头和窗口。

尽管当时上交所和深交所已经建立，但却没有专门监管金融市场的机构，相关人才更是匮乏。

为了组建证监会，刘鸿儒从华尔街招来海归律师高西庆，让他担任首席律师，处理法务事务。在接下来的20余年间，高喜庆参与、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至2014年，从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揭开了内地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大幕，香港因此持续获益，从一个转口贸易港，成为真正的世界级金融中心。

张高波赴港后几个月，深圳君安证券的员工阎峰也移居香港，着手创办国泰君安国际。

“我们成立之初为的是投资B股，当时B股只准境外人士投资。”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对腾讯财经表示。

国泰君安国际成立后不久，参与发行了一只名为万科B的股票。当时的万科刚涉足深圳房地产不久，40岁出头的王石在深圳罗湖区和平路50号的万科总部里，琢磨着要有自己的舞台、自己的天地。

那时的王石或许不曾想到，以做贸易起家的万科，日后竟成了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或许他更不曾料想，在经历“野蛮人敲门”的股权争夺战之后，他在66岁这一年，离别了一手创办的万科。

阎峰参与上市的另一只股份是金田B。新成立的国泰君安国际同时投资了万科B和金田B两只股票。

8年之后，当国泰君安国际深陷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泥潭时，正是这部分B股的投资让这家濒临破产的机构起死回生。

2001年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中国境内居民可以交易B股，B股随即爆升。此前不久，36岁的女基金经理刘央，告别了生活8年的澳大利亚，落地香港，出任首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B股的爆升，让刘央一夜成名，因为她是当时全球持有B股数量最多的基金经理，从此她有了一个称呼“中国的女巴菲特”，媒体赋予她的这个新头衔，让她认识了这位美国股神，在接下来的投资生涯中，巴菲特所崇尚的价值投资，也成了刘央的投资信条。

“那一年我在6个月之内，大赚了3倍，然后离场，但在这之前我等待了6年。”刘央早前对腾讯财经表示。

对阎峰来说，B股政策的开放，让国泰君安国际开始摆脱负1.3亿负资产的困境。“连续5个涨停板之后，我就走了，那一把下来，回笼了一些资金。”

内地企业涌港上市 港交所成全球“集资王”

1993年6月29日，是载入史册的一天。这天，青岛啤酒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开启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大时代。

“你能想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公司法，没有法律依据怎么办。”张高波至今都怀念，香港那时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

“兰桂坊之父”盛智文，正是看中香港的这种“can do spirit”，在中环山坡上的德己利街，开设了一家餐厅，让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工作之余有一个娱乐的场所。这片称为“兰桂坊”的区域，早已是香港夜生活的代名词之一。

从青岛啤酒开始，直到日后大规模的央企、国企赴港上市，都活跃着一家名为百富勤的香港本地投行。百富勤创办人之一梁伯韬那年38岁。

这位香港本地人，因为人踏实谨慎，深得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器重，那些年，长和系的资本运作多由他操刀，他因此被市场称为李嘉诚的“御用银行家”。

1988年，梁伯韬离开汇丰银行旗下的获多利财务公司，与老上司英国人杜辉廉，联手创办百富勤。当时，李嘉诚、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以及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等商界大佬，均慷慨出资，支持梁伯韬创业。

百富勤如同香港金融行业的“黄埔军校”，今天活跃在香港市场的诸多资深银行家、投资人，早年都曾供职于这家机构。

百富勤的横空出世，改变了香港金融市场被欧资银行垄断的局面，而梁伯韬因参与了诸如中信泰富、招商局、中国海外等大批央企的上市，被市场冠以“红筹之父”的称号。

那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刚刚打开，即便如此，也足以让全世界觊觎当中的机遇。

1994年，一个30岁出头的中国小伙，被美国投行美林派驻香港，他叫李小加。

当时的香港金融业，被汇丰银行等外资“巨无霸”把持，但这些外资机构的雇员，则多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内地人士，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囊括幼儿园、医院，甚至法院的国有制企业是如何运转。

据熟悉李小加的人回忆，他当时在香港投行界已小有名气，算是做得最好的内地投行人士之一。那些年，李小加曾参与中移动、中海油等大型央企的上市，美林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活跃的外资投行之一。

1999年，李小加出任美林中国区总裁。4年之后，他被摩根大通聘为中国区主席。2009年，当港交所在寻觅新的行政总裁时，李小加一句“我想有些特别的作为”打动了时任港交所主席的夏佳理。

港交所迎来了首位非本地的行政总裁。这位曾经的石油工人、报社记者、华尔街律师，在随后几年，给港交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他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配合了内地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推动了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融合。

时间退回到1995年，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投行中金公司诞生了。这家由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国际、中投保（前身：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发起的投行，迅速地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入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大潮中。此后，在所有中国超大型企业赴港上市、兼并并购等交易中，中金公司均活跃其中。

诸如农业银行、中国石油、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公司在港上市的交易，均由中金公司担任主承销商。自1995年起往后的10年间，中金公司担任全球协调人的中国境外IPO发售金额，高达1091亿美元。

央企、大型国企打头阵，到2000年，内地的民企也开始陆续赴港上市。一家由5名深圳大学毕业生创办的科技企业，在2004年6月16日登陆港交所，上市价每股3.7港元。在当时，这个估值被市场认为过高。13年后，这家公司已是全港股价最高、市值最大的公司。它的名字叫腾讯。

正是得益于内地企业的大规模赴港上市，港交所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级金融中心，也多次成为全球IPO集资额最高的股票交易所。

今天，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中，内地企业占比过半，若按市值计算，占比高达64%。

由90年代初，迫切地需要外资直接投资，到10年之后，中国企业奔赴香港，利用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中国的崛起，而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资背景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香港金融市场获得话语权。

外媒的一项统计显示，若以IPO集资金额计算，1997年，排名前十的投行均为外企机构，如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美林等。20年后的今天，排名前十的投行，只有1家为外资，其余9家则为中国建设银行、海通证券、农业银行、中金公司等中资机构。

两次金融危机袭港 中资机构逆势崛起

1997年，伴随着香港回归脚步的临近，香港大规模的移民潮、迁册潮告一段落，经济止跌回升。全社会一片欣欣向荣。

香港经济支柱之一的房地产迎来了发展高峰，在低息环境以及高比例按揭政策的推动下，炒房成了那时港人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仅1997年上半年，香港豪宅的平均价格，就已飙升三成。而当时创下的香港的楼价记录，直至13年后才被打破。

在楼市的带动之下，香港股市从1995年底的6967点，一路飙升，到1996年底已高达13451点，升幅93%。

回归前夕，北京控股在港上市，掀起了当年资本市场的高潮。作为最早一批赴港上市的窗口企业，北京控股的IPO获得1267倍的超额认购，创下历史记录。

“北控上市冻结资金两千多亿，当时香港火爆到万人空巷，就抢这一只股票，这是最热闹的时候。”张高波回忆。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交接。然而，同月，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骤然来临。

这场风暴始于泰国，迅速在亚洲范围内蔓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四次冲击香港货币体系，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一度高达280厘，股市、地产一片萧条。

时年60岁的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刚刚上任。在他牵头下，当时的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以及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组成“打大鳄三人组”，针对海外炒家，连环回击。

日后再度回忆起这段往事，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曾对腾讯财经表示，香港能赢得这一役，得益于董建华出手及时，勇敢地与做空香港的金融大鳄对赌。

他曾听说，当时索罗斯信心满满，向董建华说，“你一定赢不了我，因为你拿的是政府的钱，用一文要拿出一文，而我可以使用杠杆，拿出一文，可以找来30多文。”

最终，索罗斯败走香港。但这场风暴却给香港带来了深度的创伤。而对于那些亲历这场金融风暴的金融从业者来说，直至今日，那都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灾难。

“香港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因为当时按揭70%，甚至是90%都很正常，房价一跌，这些人就变成了负资产，很多金融机构倒闭，很多人失业，服务业很萧条，富豪排名也重新洗牌。”摩根大通私人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关金星对腾讯财经说。

那时如日中天的百富勤，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轰然倒下，并引发香港一系列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潮。“慎用杠杆”是梁伯韬从中吸取的最大教训。

有数据统计，香港政府共计动用1181亿港元的外汇基金，维稳香港金融市场，这背后则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至于中央政府在这场战役中，究竟耗费多少外汇，直至今日，仍是未知。

香港政府在金融风暴中，为了托市而购入的港股，日后被打包成一只名为盈富基金的产品，于1999年11月，在港交所上市。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香港经济进入漫长的复苏轨道。这期间，内地金融市场开始逐步繁荣。2001年，中国证监会批准，中资券商设立、参股或者收购境外证券公司，香港成了这些中资背景金融机构出境的第一站。

海通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等机构，那几年间，接连涌入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队伍逐渐壮大。

按照每10年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的规律，2007年未能幸免。一场因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券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酝酿。

2008年9月14日，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因未能获得资金援助，宣布破产。同一天，美国银行宣布收购美林证券。这两个事件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并迅速发酵，传导至全球。

香港在第一时间受到波及，在接下来的3天里，恒生指数累计下跌16%，至2008年底，恒生指数跌至14387点，较上一年暴跌近五成，创自1974年以来最大跌幅。股市、楼市，以及就业市场，万马齐喑。

一年多前的2007年8月，陈爽被任命为光大控股的行政总裁。精心构思的公司发展计划尚未来得及展开，一场关系公司存亡的“保卫战”却意外降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类衍生产品在香港大行其道。雷曼发行迷你债券是当时发售较多的产品之一。当雷曼倒闭的消息传来，那些遭受惨痛损失的“苦主”，开始上街。几年间，香港各大银行门口总能看到举着白旗抗议的人群。

 “2008年，整个金融市场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放佛天要塌下来。当时我们持有5笔累计期权，面临着亏损35亿港元的风险，那时光大控股的净资产仅有70多亿港元，如果亏损30多亿港元，意味着我们再无机会翻身。”陈爽此前对腾讯财经透露。

亚洲金融风暴

那年，关金星从摩根大通新加坡分支，调回香港。今天忆起那段往事，她说，正是因为经历了1997年的洗礼，亚洲的经济反而更加安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在西方，新兴市场相对而言，就变得稳定。

相较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场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虽令香港受到严重波及，但却未至伤筋动骨。在随后几年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

中美经济实力的变动，促使香港金融市场的格局发生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美资金融机构，收缩在港业务，这让中资机构获得空间，更加活跃地进入香港，设立分支，抑或收购当地机构。

这一年，东英金融和南方基金联手在香港创办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南方东英。今天这家机构已是全港最大的ETF（交易所买卖基金）发行商之一。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打垮了一批香港本地、欧资的金融机构，2008年打垮了在香港的美资金融机构，2008年是中资自信心开始建立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张高波总结。

下一站：中国资本出海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陆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持续贬值，全球笼罩在低息环境之中。危机之下，中国经济逆势高速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一时间，“中国故事”成了金融机构的最大卖点。作为坐拥全球最大规模外汇储备的国家，其货币是时候走出国门，迈向更广阔的世界。从那时起，人民币进入加速升值轨道。

2009年10月，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售人民币国债，总额60亿元。这个行动释放的信号明确，中央有意让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离岸中心。

随后几年，“点心债”（人民币债券）应运而生。伴随着人民币在2016年获准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债券如今已是外汇储备、大型基金资产配置的必要元素。

那几年，港人为了实现财产的保值，不断将港元存款带去深圳，兑换成人民币。那时起，香港的店铺开始接受人民币。在早年，在港元汇率高于人民币的时代，深圳的小生意人，更喜于接受港元。

今天，无论位于中环的高端商场，还是旺角、铜锣湾的大小店铺，刷银联卡早已变成常规支付方式。眼下，风靡内地的微信、阿里等在线支付手段，也开始涌入香港。

在全球需要中国机遇之际，李小加在2010年，正式执掌港交所。那个16年前落地香港的华尔街律师，在随后几年，成了内地和香港最受瞩目的金融人士之一。

2012年的一天，当李小加和上交所主席桂敏杰在深圳闲聊时，二人在纸巾上画了一幅草图，将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股票市场，连接到一起，选择10只股票试点。对于这个想法，上级领导回复“要搞就大搞”。

就这样，这个最初在纸巾上的构思，形成了日后连接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沪港通、深港通机制。透过这个管道，内地的资金可以直接投资香港股票市场，而境外资金在QFII（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之外，也多一个投资内地股市的渠道。

不可否认，过去20余年间，香港一直遵循内地的发展步伐，不断蜕变。不畏惧变革，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内地也因此获利。若固守既有成就，则要陷入逆水行舟的困境。

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或是近年来香港资本市场最大“滑铁卢”。2013年起，筹备上市的阿里巴巴，希望在香港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最终，由于香港市场反应过于负面，相关的改革、创新未能成行。

“改变现行制度，需要认真计算社会成本，判断是否值得为了个别公司调整现行制度，以及后续的可持续性。”律师出身的陈爽这样认为。

推崇变革的群体并未放弃。不久前，港交所推出改革创业板和设立创新板的市场咨询文件，直指的重点之一，就是让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港上市变成可能。一旦这项改革落地，蚂蚁金服、滴滴快的、东京金融等近年迅速冒气的互联网公司，有望再创下一个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高峰。

上市之外，李小加有更加广阔的构想。“中国老板姓的财富不会一直留在房产、A股里，有没有换成海外的股权，让海外可以再拿着人民币，到中国来购买债务，就像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从20多年前的资本输入国，到今天渴望出海一搏的资本输出国，香港是这段巨变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变得越来越依赖、渴望内地的支持。

棱镜·腾讯财经出品 | 第158期

运营编辑：范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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