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那些让妇人死于非命的堕胎方药

文 | 李伯重

江浙人民使用药物控制生育，已有长久的历史。

早在南朝时代的医书《小品方》中，就已有堕胎和断产的药方。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很久，江浙医学家就已认识到有一些中药能够影响生育功能，并且从经验中总结出了一些配方。不过南朝时代人口控制主要手段是溺婴，而且当时的节育方药效果究竟如何也难以得知。

因此之故，药物节育的运用可能颇为局限。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几部医籍如德贞常的《产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都收录了一些“断产方”、“疗妊娠欲去之并断产方”、“妊娠欲去胎方”，以及适用于“胎动安不得须下”、“嬴人欲去胎”、“因得病去胎”等情况的配方。

这些配方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例如有的堕胎方适用于孕妇体弱不能安全生产，有的则适用于难产），所追求的目的也有差异（例如有的想要流产，有的则想要绝育），但主要都是从保全孕妇出发，并非着眼于减少出生。同时，这些配方是否在江浙一带已得到运用（或广泛运用），因文献阙如，尚不得而知。

到了南宋，情况有颇大变化。当时的妇科权威、建康府医学教授陈自明在其《妇女大全良方》卷13“妊娠胎动安不得却须下方论第三”中说：“夫妊娠嬴瘦，或挟疾病，脏腑虚损，气血枯竭，既不能养胎，致胎动安不得，终不能安者，则可下之，免害妊妇也。”这仍然是将堕胎作为保全孕妇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并非新见。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书同卷“断产方论第六”中，他明确地提出：“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就把药物节育的运用范围，扩展到了那些过去不为社会认可的节育要求（如因生育过多或非婚姻怀孕而需堕胎或绝育等），并且为各种节育提供了医药帮助。

此后，这种看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医药界人士接受，以致成为一种医家共识。到了明末，一个专事打胎的江湖医生公然宣称：“有女眷们为儿女多了要绝孕的，又有因产育艰难不愿保全的，也有那大小妨忌暗行损害的，还有偷情有孕打胎灭迹的”，所以医生以药物为人“堕胎、绝孕”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看法的出现与普及标志着：在江浙地区，药物节育的必要性，已逐渐得到医学界的认可。这种认可，对药物节育方法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使得药物节育不再是一种由非专业医药人士所把持的行当。到了清代中期，药物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因此当时著名的江苏人口学者汪士铎，才会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中，提出将“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和各种“断胎冷药”，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

南宋以来江浙人民所使用的节育（即堕胎、避孕和绝育）药物，主要是哪些？其药理机制是什么？应当怎样使用？临床使用效果如何？有何副作用？下面，我们依据各方面的史料，来看看这些药物的主要种类和配方。

堕胎，在传统的中医文献中称为打胎或下胎，现称人工流产。根据怀孕时间的长短不同，堕胎也分为两种。在怀孕前期及中期堕胎，一般称为引产；而在怀孕后期堕胎，则多称为下死胎。其所以称为“下死胎”，是因为此时所堕之胎，通常是已死在母亲腹中的胎儿。

从堕胎者的主观目的来说，下死胎与引产并不相同，因为前者意在打下已死之胎，以保全孕妇生命，与节育无关；而后者的目的则是打下活着的胎儿，从而避免生育。

这里将下死胎和引产一并谈论，主要是因为二者所使用的药物大体相同，只是在用药量方面有所不同而已。而在宋元明清医书中，关于前者的记载要比后者更多。

（一）主要的堕胎方药

有一些中药会导致孕妇流产，宋代医家已知之甚详。北宋末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中已列出会导致流产的药物55种，而在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了儒医周鼎所集的孕妇产前药忌歌诀，更包括了能致堕胎的药物六十余种。此歌诀也被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11“孕妇药忌歌第十一”收录，可见关于这些药物的知识，在南宋江浙流传已颇广。

在这些药物中，有一些如牛膝、三棱、干漆、大戟、巴豆、芒硝、牵牛子、芫花、桃仁等，经现代药理实验证实，或为子宫平滑肌兴奋药，或为具有刺激性的强泻药，或为催吐药，孕妇服用后确实可以导致流产。不过有一些如鸡、鸡子、驴马肉、姜、蒜等，则未必会有堕胎之效。

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当时所知的“下死胎”药物进行筛选，将其数量减少到34种。明代浙江名医张景岳（介宾）的《景岳全书》“妇人规”和清代江苏名医陈勿庵的《胎产金针》中列出的“妊娠药禁”和“胎前禁药”，也都与李氏所言相近，均仅有36种（二书所列出之药物种类略有不同）。

清代光绪初年刊出的《验方新编》（作者不详）卷5“论孕后宜忌药材”中，又对前人所列出的“下死胎”药物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从最常见的中药中，特别挑选出乌头、附子、天雄、牛黄、巴豆、桃仁、芒硝、大黄、牡丹桂、牛膝、藜芦、茅茜根、槐角、红花、皂角、三棱、莪术、薏苡仁、干漆、闾茹、瞿麦穗、半夏、南星、通草、干姜、大蒜、马刀豆、延胡、常山和麝香共28种，特别告诫说：“此系妇人胎前忌，常须记念在心胸。”

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该书所开列的28种药物（特别是巴豆、大黄、红花、附子、麝香等），大多药性猛烈、大寒大热、攻遂祛下之力强，具有破血、和血的功效，确有诱发或导致流产的作用。

不仅如此，该书还指出：在过去医籍中所列出的“下死胎”和“孕妇不宜”的药物中，有一些（如斑毛、水蛭、蛇脱、蜈蚣、水银、信砒等），毒性较大，不宜使用；另外一些（如大豆、姜、蒜、鸡卵等），则未必会引起流产。

与此相较，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卷13“断产方论第六”中虽也指出当时所用的堕胎方药中，“多有用水银、虻虫、水蛭之类，孕不复怀，难免受病”，但所列举的种类较少，而且未谈到不能有效堕胎的药物。因此，上述对妊娠忌药的筛选过程，也表明医学家们对堕胎药物药性的认识，又比过去进了一步。

单独服用上述药物中的某一种，固然可以堕胎；但是如将若干药物配伍使用，效果会更好。因此，以这些药物为基础，宋元明清医生总结前代的和当时的经验，得出了若干以堕胎为目的的配方，即当时医书所收录的各种“打胎方”。

根据目的的不同，这些打胎方也分为两类，即引产方和下死胎方。因此，在使用这些配方来堕胎时，医生可以根据孕妇妊娠期的长短和其他情况，选择某种最合适的配方。例如在怀孕前中期，可以使用引产方药；而到了怀孕后期，则可使用下死胎方药。

宋代以前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打胎药方，刘静贞从方书中搜寻的结果是：南朝时代有7个，隋朝1个，唐朝15个。去其重复者，宋以前共有10个。宋代文献中堕胎药方（即“断产绝育”方剂），有黑神散、催生丹、琥珀黑散、大圣通真丸、二十四味万灵丸、当归川芎水煎方、半夏散、附子汤、桂心汤、地黄汤、牛膝汤、瞿麦穗汤、姜汁酒、佛手散及另外四个下死胎方，共计18个。但是这些方剂多袭自前代，而且都只是胎死腹中后的处置方剂（即下死胎方），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堕胎（引产）专方。

元明清医书中所收录的下死胎方，不仅为数更多，而且配伍比过去亦颇有改进。例如《吾知斋集方》收录的“专治死胎方”，其配伍为“斑毛十三个（云米炒），红娘十三个，附子半个，肉桂二两，归尾一两，赤芍一两，丹皮一两，桃仁一岁一粒，元寸一钱，共为细末，面粉为丸，用白酒蒸土牛膝四两送下”。此方虽然仍然使用了斑毛（斑蝥）这种毒性较大的药物，但从药物配伍来看，该方比宋代以斑蝥（虻虫）为主药的相应得配方，已有相当的改进。

以牛膝为主药的堕胎配方，宋代医书《太平圣惠方》和《妇人大全良方》中收录有五个，但这些方子或者不安全，或者功效差，都不理想。其一为牛膝汤，配方为：以水煮牛膝，去渣滓得汁，以蜜和水银、朱砂研如膏，二者并服。由于使用了水银、朱砂，毒性太大，服用当然很不安全。其二是将牛膝细捣，以无灰酒煎服。此法作为“医者（堕胎）验方”，一直用到后代。

但清代嘉兴医家萧壎在其《女科经纶》卷5“胎前证”下“妊娠死胎用牛膝”条中引用《证治要诀》，指出此法不很灵验，而且颇具危险性。至于其他三个配方，从其配伍药物来看，下胎效果颇为有限。相比之下，清代中期浙江归安人江涵暾编著的《笔花医镜》中记录的“脱花煎”方就好多了。该方是当时颇为有名的下死胎方，也使用牛膝。据该方，用“当归八钱，肉桂二钱，川芎、牛膝各二钱，车前子二钱五分，红花一钱，加朴硝三钱，（胎）即下”。如配合以针灸，效果更佳。这显然比宋代使用牛膝的配方要更好。

《女科经纶》卷5“胎前证”下“妊娠作喘属毒药伤胎”条还引用吕沧州所言，用大剂（川）芎（当）归汤加催生药下死胎，其效果肯定也比宋代的相应配方（将川芎、粉［甘］草、人参、干姜、生姜、肉桂［桂心］、黄芩、蟹爪煎服）要更好。当然，经时间检验效果较好的前代配方，也沿用了下来。例如“佛手散”，萧壎就因其可以“顺其自然”，“因其势，遂下之”，所以在其《女科经纶》中予以保留。

除了正式的医书中的配方外，明清江浙民间还有一些十分简便的验方，如《本草述钩元》所收录的下死胎方，仅用葱白一味药：“胎动，下血痛极抢心，葱白煮浓汁饮之，（胎）未死即安，已死即出。”对于这样的验方，医家也努力去探讨、阐明其其机理。

例如对于前一配方，《本草述钩元》认为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葱白虽通阴分阳，其极轻捷，使邪遂出”。这种努力，表现了医学界对民间节育药物的重视。以上这些都表明：在下死胎方的改进方面，明清时期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对下死胎方稍加调整，便可用来催产引产。例如上述“脱花煎”，如不加朴硝，即可用于催产。因此下死胎方的改进，也就是堕胎方的改进。不过，在宋以后，除了有更多更好的下死胎－引产两用堕胎方外，江浙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引产方，标志着药物堕胎的进一步专门化。

元代有关引产方的记载不多。从孔齐的《至正直记》卷4“堕胎当谨”条，我们可知元末江浙民间常用的一个引产方是“桂姜行血之剂”，不过具体的药物配伍不很清楚。到了明代，出现了不少新的引产方。

例如万历时宋林皋的《四明宋氏女科秘书》“产后门”后，即收有专为“多子多怨者”开的“疏胎绝产”方5种，其中如四物汤加云苔子、加味升麻葛根汤、棕榈子散，以及用小青萍、水银、虎须、天花粉、地骨皮、归尾合成的药丸，都未见于以前方书。

明清江浙较为常见的引产方，有些也相当简单，例如《杂病经验方》所收的“打胎方”，配伍为：“百草霜三两，白芷二两，巴豆二粒。共为末，好酒送下，即时下来，神效”。前引明末小说《禅真后史》第17回“问肚仙半夜有余，荐医士一字不识”和第18回“全伯通巧处生情，郁院君梦中显圣”中，提到一种被称为“百发百中”的“秘传通经绝孕堕胎的圣药”，应当也是一个当时广泛使用的堕胎方，所使用的是当归尾、黑牵牛、川山甲、青皮、枳壳、麝香、马兜铃、雪里青、车前草九味药。

而我们知道，这九味药中的大多数确实具有引产堕胎之效。这个方子据说十分厉害，“却似一把泼风刀”，“吃下去立刻见效”。

此外，中医医籍中的通经方药，也可作为堕胎方使用，因为通经方药旨在“下淤血，通经脉”。倘若施之于孕妇，就会引起流产。

《红楼梦》第69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中，就讲述了一个庸医胡君荣错误判断病情，擅用这种下淤通经的“虎狼之剂”，致使尤二姐流产的故事。如果有意识地让孕妇服用这类药物，使之流产，那就是药物堕胎。

明清江浙中医医籍中通经方，种类颇多，其中较为常用的“通经散”。从后文引述的故事可知，用“通经散”堕胎之法在明末松江府华亭县民间已广泛运用。

依照沈金鳌《妇科玉尺》，“通经散”主要用的是大黄、川乌等泻下之药。其堕胎机理，是驱逐攻下，破血和血，作为堕胎方药使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除了口服方药之外，明清江浙还有用外敷方药堕胎的。例如《续广达生篇》说：若死胎不下，十分危急之时，可用巴豆16枚，蓖麻子49枚，均去壳，与麝香二钱，合捣如泥，摊于绢帛之上，贴于肚脐上，一时即见效。见效之后取去药并洗净脐部即可。

麝香对于堕胎有奇效，早在南宋，人们就已注意到堕胎妇女中，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巴豆、蓖麻子均是性猛的泻下之药。三者配合使用，效果自然十分显著。此外，将药物直接置入产道来引产的方法，首见于唐代《（开元）广济方》。其法为：“取牛膝六七茎，绵缠捶头令碎，深内子宫头”，从而引起流产。

马大正认为牛膝引血下行，“绵缠”可保证一定的清洁度和避免插入阴道时造成的损伤，而“捶头令碎”是为了使药液渗出，“深内子宫头”则是手术实施的深度，因此此方效果很好。但在元代以前，未见有使用的记载。而据《至正直记》卷4“堕胎当谨”条，此种方法在元末江浙运用已颇为普遍：“今人或以村妇法，用牛膝等草带于产户”，以求下胎。

这里也要指出：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人民使用的许多堕胎方药，在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均较差。

从一些记载来看，南宋时代的堕胎方药普遍副作用很大，往往致使服用者丧生；即使生命得保全，也常令服用者蒙受巨大的痛苦。有人服药后，“（胎）不能下，痛苦万状，谓为死矣，迫而视之，则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产而卒”。也有人服药后，“血遂洞下，扶枕者六年，苦痛可谓切矣”。

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取得颇大的进步，一些堕胎方药仍不理想。清代前期江苏泰州人徐述夔编纂的短篇小说集《八洞天》卷4《续在原——男分娩恶骗收生妇，鬼产儿幼继本家宗》里，就说讲了一个私下堕胎的故事，由于“不想药味太猛厉了，胎却堕不成，倒送了性命”。

元末江浙运用的用牛膝引产的方法，危险性更大，被施术者“不致于殒绝者鲜矣”。因此之故，药物堕胎仍是一件具有风险之事。难怪孔齐虽让其妻常服堕胎之药，但也一再强调“堕胎不可不谨”。萧壎在《女科经纶》卷5“胎前证”下中谈到堕胎时，也说：“妊娠胎伤宜下，下法最谨，不可轻议，……慎之慎之！”

因此，要普及药物堕胎，就必须增加药物堕胎的安全性；而要增加药物堕胎的安全性，又必须采取其他一些相关的措施。在堕胎前的验胎与堕胎后的调养两方面，宋元明清江浙医学界也取得了颇大的进步。

（二）药物验胎与堕胎后的药物调养

在堕胎方药不断改进的同时，江浙人民对于与堕胎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进步。

首先，及早确定妊娠，是安全堕胎的关键之一。

江浙人民对此的认识，也日愈明确。元末孔齐已认识到：“（服用堕胎之药）在三月之间，前两月之间服犹可，若过此则成形难动，动必有伤母之患。”清代江浙民间也知道“堕胎药最厉害，……怀孕过了两月，急切难堕”。因此对想要堕胎的孕妇来说，一旦确定怀孕之后，堕胎愈早，效果愈好。

而在南宋江浙，就已发明了妊娠诊断的方法。《妇人大全良方》“胎教门”中收录的“验胎法”为：“如人经脉不行，已经三月，欲验有胎，川芎为末，空心浓煎，艾汤调下二钱，腹内微动则有胎。”

严世芸认为：这种方法，与现代运用刺激受孕子宫的药物使之收缩增强以测验胎动的方法，颇有相似之处。这个发明，对药物堕胎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为保堕胎安全，堕胎之后的药物调养是必不可少的。

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关于堕胎之后调养方面的知识，也逐渐普遍。例如前引《禅真后史》第18回中的江湖堕胎医生，给求药者打胎药时也嘱咐说：“这药吃下去立刻见效，单胞胎初落之时，即煎人参荆蕙汤与彼吃，以免血崩眩晕之患，不然血崩不止，母子两命皆倾。”

到了清代中期，萧壎在《女科经纶》卷5“胎前证”下和卷6“产后证”上里，将前人有关堕胎的原因、时间、药物、堕胎前后孕妇的保养、治疗等方面的论述作了系统的归纳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评述。这个总结，标志着江浙医学关于药物堕胎知识已颇为完备。

总之，经过长期的不断探索和改进，到了清代，堕胎的方药已变得比较成熟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