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磊：我的读书笔记

《为权力祈祷》，卜正民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作者通过对晚明士绅向佛教寺院的捐赠的描述，展示了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佛教绘制了一个替代的世界——不仅是信仰的世界，而且是行动的世界：一个联合事业的世界，通过这个世界，精英身份或地位可以用不依赖于国家的界定方式来塑造。佛教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和场域，为士绅消极抵制国家公共权威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有效场所，从而成为晚明士绅社会一个整合的元素，这种整合方式在明朝灭亡后依然有效。

明朝晚期，国家与社会已经逐渐呈现出分离的态势，佛教捐赠映射了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儒教与佛教在世界观上的对峙日益紧张；由于官僚体制的吸纳能力有限，地方经济精英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的几率太低；国家的垄断权力与地方非正式权力之间冲突加剧，国家垄断了政治权力，但是权力的真正用武之地却是在地方，士绅追求功名都是希望从地方上获得威望；帝国逻辑中的公私范畴遭到了地方逻辑的反对和抵制，在国家看来作为私域的地方环境被士绅建构为一个可以再生产家族象征资本的公共空间。这四点紧张反映了晚明地方上出现了特征鲜明的士绅社会，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其背后是他们各自的家族，士绅的政治基础源于国家，但又在地方具体公共事务上抵制国家，这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公共空间。这种士绅传统是否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有延伸呢？

帝国逻辑：明朝是一个比较正统的集权王朝，由于它是汉族王朝，所以政治合法性远高于元朝，但是又由于僵化的帝国集权体制，地方政治被统摄到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地方事务的发言权不在地方，但地方精英的政治基础又在中央，这就形成了一个受限的公共空间，因为地方精英的生产主动权不在地方，但用武之地却在地方，所以，地方就没有办法获得自治的终极决定权，于是既依赖于国家，又排斥国家。这是士绅的宿命，也是中国地方自治不彰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有城无邦的根本原因，地方精英再生产的非独立性。